在中国西部陕西省神木县和府谷县之间的一个偏远乡镇，映入眼帘的是上百万元的豪车以及路两旁林立的商务酒店、洗浴中心。

　　28岁的杨勇将奔驰车停在一家商务酒店门前，走到前台向服务员询问近几天的生意。当同龄人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他名下已拥有一家洗煤厂、一家商务酒店和一家KTV，并且在神木县的多家五星级酒店里入了股。

　　杨勇只是中国最能体现暴富奇迹的群体中的一员。“煤老板”——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转行下海的教师或机关干部，有远道而来的淘金者。

　　3年前，杨勇开始挖“黑煤窑”，赶上了煤价“黑金”时代的末班车。淘到第一桶金后，他投资800多万元在煤炭重镇办起了40间客房的商务会所和KTV，主要为“煤老板”和工人们服务。

　　“去年冬天一天能收入2万多元，现在每天的利润也就维持在5000元至6000元，没人来消费了，”他说。洗煤厂已经停产，以前有20几个工人，现在只留下3个，“1个看门，1个做饭，1个巡场”。

　　据他透露，在“煤老板”最辉煌的时候，他们经常坐飞机去西安只为吃碗泡馍。然而，受国际国内经济增速减缓影响，自2012年下半年起，煤炭价格步入下行通道，如今的煤价已经跌到生产成本价附近，大批中小煤炭企业要么减产，要么关门。因煤而富的“煤老板”们面对经济形势的转变不得不寻找“新职业”。

　　55岁的赵存发1992年开始以全村人入股的方式办集体煤矿。2005年以后，煤价大幅上涨，他的煤矿一年能赚1个多亿。

　　2008年，赵存发已经看到转型的必要，牵头将28家小焦化厂整合为3家年产60万吨的兰炭企业，采用机械化炉窑生产工艺生产兰炭，并联合投资4亿多元建设发电厂，实现了尾气零排放和煤焦油的回收，不仅减少了污染，而且实现了产业整合。

　　“但从去年开始，焦化厂也不行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量已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赵存发说，“现在我们一边等待煤价回暖，一边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煤老板”们手里有大量闲散资金，但如何投资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难题。“很多人都没念过什么书，也没有投资头脑。有了钱除了炒矿，也就是吃喝、旅游了，”杨勇说。

　　2010年，中国煤炭产业政策调整，煤矿企业重组步伐加快，小煤窑的消失成为必然。“中国‘煤老板’是煤炭行业独特价值体现的象征，又是煤炭无序开采给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资源浪费的无奈缩影，”《陕西煤老板》一书的作者王成祥说，“我所了解的陕西煤老板已普遍开始转型，许多投资到生态农业等领域，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陕西渭南的煤老板姚王顺经营煤矿20多年，如今利用当地气候，搞起了生态农业。从全国农业示范园区杨凌，引进日本黑牛养殖技术，办起了大型现代化养殖场。

　　“以前说自己是煤老板，别人总把你和‘有钱没文化’联系起来。从事生态农业才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事业的真正开始，”姚王顺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建飞认为，“煤老板”大多通过挖煤积累财富，没有多高的企业经营能力，目前让他们转型到技术含量高的领域有困难。“但他们可以作为出资者，聘请职业经理人或相关人士进行项目经营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说，“希望‘煤老板’能够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据杨勇透露，他现在正准备加盟快递。“这个投资不大，估计20多万元就够了，回报也稳定。”除此之外，他还注册了新的公司，提供煤矿装采配件。

　　业内人士指出，煤炭依然在能源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因此中国“煤老板”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部分人会在“沸点”与“冰点”的交替中，成长为真正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