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经济减速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结束的标志，还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小插曲？二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基础是什么，这些基础是否已经达到极致而进入衰减期？三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着新的增长源应当在传统源泉的对立面之中寻找，未来可行的经济增长源泉应当是什么？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地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今天看来，我们对这个判断可能要做出修正。与金融危机时的经济减速比起来，本轮经济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2008年的66.2%。入世十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然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总需求不断萎缩，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完成新一轮调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二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三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此外，北欧、韩国等国制造业的强势赶超也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中国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基本要素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

　　其实，“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但是其他发达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口红利下滑带来的冲击，中国情况却令人忧虑。从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乏力导致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和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首先，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是国际上比较共识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美国研发经费3682.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研发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目前研发经费487.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研发经费仅为37美元。

　　其二，“人才流失”也是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显示，1978年-2011年，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名留学生，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81.84万人，回归率仅为36.5%。换言之，超过六成的留学生滞留海外。

　　其三，企业创新后劲乏力受制于人。归根结底，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各产业主要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是先上规模后上质量、拉宽产品线、抢占和扩大市场，即便有创新也是以模仿创新为主，严重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强大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优势，率先抢占制造业制高点，加紧从技术、标准、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门槛，使我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的难度增大，整体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着眼于长远，把经济增长重心放在推动内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面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