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所说的，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些招数人们实在不陌生。其实今年早些时候中央定调“稳增长”之后，接下来各地上马各种投资项目，已经就不难预料了。投资力度的加大，能够产生救急的效应。

　　在经济学界中，对于过度倚重投资拉动经济的现象提出批评的，大有人在。但是，“不平衡的复苏比平衡的衰退要好”，恐怕也是一种共识。中国经济正处于两难当中，没有什么方案能够只解决问题，却不留下后遗症。

　　几年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实也当一分为二来看。在中国经济当初面临急速下行危险之时，在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之时，中央“重、快、狠”地出手救经济，多少也有危机之中的救急之意，且对于稳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一窝蜂地上项目，也导致了很多问题。

　　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所谓的“铁公鸡”不能妖魔化。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也不平衡。在一些城市中，发展轻轨、地铁等项目，对于改善公共交通，不无益处。将未来布局的项目提前建设，也未尝不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但在特定时刻需要“凯恩斯主义”，不意味着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

　　无论是从经验还是从教训出发，一些老路不能重走，这都是没有异议的。且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同样是过多倚重投资拉动，今昔所造成的问题也有不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者。过去的大量投资导致的国内诸多领域的过剩产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消化。如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需不振，各地争相上马项目、过度投资，且缺乏宏观统筹，很可能会出现重复生产，进而恶化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涉及到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命题，救急性的措施与更长远的布局如何实现平衡。换句话说，救急措施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因着眼于未来的种种行动在短期里难以见到效益，就故意视而不见。只管当下、不顾未来，迟早是要遭受惩罚的。在这样的意义上，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必然应是一个系统的政策组合：如何促进消费、稳定出口（更多体现为出口多元化），以及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所谓投资合理增长，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投资增长不可盲目，过多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将使得经济失衡情形更为严重；其二，投资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唯有合理增长，而不是过度倚重投资，方能与其他措施共同发力。过多依靠投资增长来实现经济的“稳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既因为内在的经济运行规律在起作用，也因为过多依靠投资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需要的动力问题。

　　说到底，今日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战略，当与未来发展方式转型，乃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紧密相关。稳增长，从来不意味着要不择手段保增长。稳增长，也不是只顾救急，不顾长远。无论是为稳增长计，还是从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看，都必须激发出真正的内生动力。内生的动力，来源于国人渴望创造财富的奋斗精神，来源于摆脱捆绑之后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也来源于深化总体改革所能释放出的各种制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