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随着中央政府稳增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出台，地方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也陆续出台。面对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计划，国内媒体称之为地方版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也就是说，国内地方政府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正在兴起。比如，宁波、南京、长沙、贵州、江西等地区不仅先后公布一系列的巨大的长期投资发展规划，而且各地方投资动工更是方兴未艾。如贵州计划出台达到3万亿的重点投资规划，而长沙计划投资规模达8300亿等。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在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中，重点投向是中西部分地区，但中央政府直接转移支付仅比四分之一强一些。这些地方政府早已是债务高筑，加上当地经济又增长缓慢、财政收入萎缩，老的债务都无法承担。如果这些地方政府再来个地方版的四万亿投资扩张，那么中国地方将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比如，2011年贵州的财政收入仅1330亿，而3万亿投资规划相当于财政收入22.6倍；同样，2011年长沙市财政收入只有688亿，而8300亿投资相当于其财政收入12.4倍。
也就是说，相对于中西地区来说，地方版的“四万亿”投资，其资金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好的融资渠道，那么这些投资规划就无法实现；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短期的业绩而进入非正规的融资渠道，不仅融资成本高，而且这些地方更是会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前几天，我到了一家民间融资机构，他们告诉，当前国内一些中西部的地方政府融资需求非常大，一动手就要几十亿、上百亿，而且利率都达到15%之高。这正好如金融学书中经常的分析，对于那些高风险的投资者来说，其不在于融资成本高低，而在于融资可获得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版的“四万亿”风险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对政府来说，如何来防范地方版的投资风险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可以说，在当前的背景下，地方版的“四万亿”，不仅地方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四线的县级城市投资热潮，而且它将成为一种趋势。因为，一是通过投资来拉动当地经济就是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工具，而今年恰逢稳增长政策，地方政府何不在这种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下顺势而为。这就使得国内各地方掀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势不可挡了。
二是地方政府具备了推动新一轮投资热的条件和基础。目前，各地方政府官员任命与安排基本上都已到位。由于受到业绩考核的约束，在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到位之后，立即动用政策上的资源制定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之规划，以便为当地未来几年发展制造空间。
正是在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资热潮根本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不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制造当地各种巨大的投资项目，而且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融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当前的国内社会融资如此巨大，民间信贷市场这样发达，很大程度上都是与这种地方政府过度投资热有关。
面对地方政府这股巨大的投资潮，其扩张越大，其风险则越高，而且在当前这股地方政府投资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投资是投向哪里，也要对不同的地方性投资热进行不同区分，以此来降低面对的风险。
对于后者，地方投资热的风险区域性会比较明显。对于经济发达的地方来说，由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达，财政收入可能增长快，来源稳定，地方债务过高的风险也就容易化解。而对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债务风险就会比较高。特别如果让这些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进入融资成本高的民间市场，其债务风险更是会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西部的巨大投资是大量地进入铁路、公路及城市基础建设，或实体经济，那么中央政府就得制定综合治理办法。加大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用好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降低地方“四万亿”投资的融资成本等。如果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出政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及防范风险是一箭双雕。也就是说，中央要引导地方政府的四万亿投资热流向基础设施建设，或流向与国计民生更为重要的实体经济。
当然，对于地方版的四万亿的投资热潮，我们当前最为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及重点考虑投资的长期效应，要对地方版的四万亿投资进行区域性分别及采取不同的政策，要加强对这些投资建设的科学管理与监督，提高整个地方投资效益与效率，以此来增加整个社会福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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