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富邦在经历总经理变动后,14日公告旗下创新动力基金增聘了一名基金经理,公告显示,该基金经理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显然属于“新手”上路;而国金通用在经历总经理变动之后,终于推出了首只基金,虽然头顶发起式的光环,但首任基金经理同样也是由一位无实战经验的行业分析师担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基金公司高管的接连离职、上任,与核心投研人员的流失、增聘,这二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帮派”式流动在众多中小基金公司中似乎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国金通用“中邮系”集体奔长安
今年7月离职的国金通用前总经理王文博曾任职广州证券监管局、广州证券,后加盟中邮基金,担任副总经理,在2007年9月辞职后不久,便投入了国金通用的筹备工作,这也可能是中国基金业历史上筹备期最长的公司,直到2011年11月公司才正式注册成立。
在筹备期间,王文博招募了一批曾经有过共事经历的来自中邮基金的同事加盟,先后有——中邮前投资研究部总经理吴富佳,在国金通用筹备期间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投研总监等职;国金通用基金公司筹备期任基金经理助理、风险管理部负责人雷宇及府春江;原中邮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王磊等。
显然,从投研人员的构成看,国金通用在初期形成的是以原中邮系人员为核心的投研团队。但在漫长的筹备期后,上述人员陆续离开,这些中邮人员基本都转投长安基金,在长安基金形成新的“中邮系”。
对于王文博的离开,媒体曾做了报道。一位业内人士从内部角度这样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道来,“在新产品即将发行之际,投研开始成为公司的工作重点,缺乏了原中邮系投研团队的支撑,王文博的影响和作用就日渐走弱,其离开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从《每日经济新闻》曾经报道的长安基金高管离职来看,原总经理曹阳之所以离职,除了基金发行困难的客观原因,有基金人士告诉记者:“也与后期中邮系人员全面掌控了长安基金的投研部门有关。”
老“华夏人”再聚首
在中邮系人员纷纷离开后,另一个老“华夏系”似乎正在国金通用产生。
按照国金通用高管变更公告,接任总经理一职的是督察长尹庆军,而接替尹庆军新任督察长一职的是李修辞。从简历看,李修辞最开始起步于华夏证券,担任分析师,随后进入中国证监会,从今年2月正式加盟国金通用,任总经理助理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后任督察长。
记者了解到,从当前基金业的情况看,一些基金公司的督察长在投研业务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对于公司投研业务的影响力很大。
某基金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从基金业看,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的缺陷。作为构成公司良好运转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很重要,但在不同基金内部形成了很多差异,如有的强调风控、有的重视投研。在很多基金公司,督察长的位置很尴尬,但在一些中小基金公司,督察长的地位很高,直接对投研业务发号施令。”
另一个“巧合”的情况是,益民基金的投资总监温震宇两个月前转投国金通用基金,担任投资总监。从简历看,温震宇曾任职于华夏证券,担任高级研究员,后在大成、泰达荷银、工银瑞信等基金公司担任过基金经理。
记者注意到,当某基金公司的高管离职就任新的基金公司后,一般都乐于召集当年的老部下、老同事再次共事。一方面是当年形成的友谊,希望在新的平台上更有收获;另一方面则是对老同事的能力、为人更熟悉,有利于更及时地在新岗位上投入工作。
这样的集体流动在中小基金公司中显得尤为突出。据了解,如今年5月吕宜振卸任天弘基金投研总监,出任万家基金副总经理,同时加盟万家基金的就至少有三名原天弘基金的投研人员。
“帮派式”生存法则能否有效?
“这种情况确实是基金业的潜规则,在很多基金公司都存在。”上海某基金行业研究员如是说,“虽然我没有做过全面统计,但行业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在就任新公司后,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就成为新岗位人选时的第一考虑。”
上海某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很直接的认为,这是当前基金市场存在的“乱象”:“当前很多基金公司被近乎帮派的形式所控制,很不利于基金业的正常发展。这需要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毕竟基金业关乎到众多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不应成为某些人拉帮结派的地方。”
另一基金人士则不同意上述意见:“不能根据集体转投就简单认为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有弊。”对于投资者而言,无异于是关注对收益可能造成的波动会有哪些。从业绩上看,以天弘基金为例,在“华夏系”进驻后,旗下7只基金(包含偏股型、债券型)从今年以来截至到7月,均取得了正收益。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观察,无论基金业内部人士承不承认存在拉帮结派的现象,这种情况着实存在。当一个基金公司的团队集体流失、新团队“空降”后,原有的投研人员必然受到冲击,也在短期内不利于公司的业务。原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也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