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华
7月的意大利骄阳似火。全球近100名政府官员、学者、金融经济人士齐聚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参加欧洲50人论坛召开的内部研讨大会。
此次会议的题目是：“欧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法国前财长、欧洲50人论坛主席阿方德利在邀请笔者参会时开玩笑说：“此次会议是在欧洲最混乱的时刻召开，你一定不要错过，不然乃人生之憾。”
开会的日子正是欧盟峰会结束之后，银行业联盟的举措刚刚宣布。然而，在大会现场笔者却发现，欧洲人并没有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来自欧洲官方的人对银行业联盟一事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欧洲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但市场人士显然不买账，他们询问银行业联盟意味着什么，他们质疑银行联盟的实施时间和效果，他们提出银行联盟并未解决欧债危机的本质问题。
讨论就在这样“焦灼”的氛围中开始，热烈度不亚于佛罗伦萨天气的高温。
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
首先发言的是一位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内阁成员，他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政治角度谈了对欧元的看法。他指出，欧元首先不是一个经济工程，而是法国与德国一系列政治交易的结果。
德国和法国的联合为他们奠定了在欧洲秩序中的地位，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更是政治方面：维护巴尔干半岛的稳定；巩固欧洲在世界中的信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可预期的效果。连默克尔都说：如果欧元失败了，欧洲也将失败。
然而，这些政治动机有点“阳春白雪”，并未获得市场的感知和认可。只有当风险非常重大时，领导人们才能够拿它们“说事”。虽然，欧洲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喊着口号：我们将会做所需要做的一切，来捍卫欧元区的稳定。但这一切只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欧洲的领导阶层在推动欧元工程时，没有向公众们解释欧元的诞生意味着共享主权，以及对本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谁都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让公众们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共享一个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为一个国家，共享一个银行账户。
不过，这位欧盟委员会内阁成员也提出，欧债危机唤醒了欧洲：互相依赖，共担责任。
欧洲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体现在：意大利的债务、西班牙的银行、希腊赤字等问题影响了全欧洲的就业、储蓄、养老金；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则体现在：希腊的大选、德国联邦议员随着欧洲其他国家对西班牙银行救助等问题进行投票等。
最后他总结道，欧洲60年的一体化进程告诉我们：欧洲的建立并不是通过成员国彼此分解消融的方式，相反是通过让各个国家越来越深地相互渗透和融入。
这一席话，是为期2天的会议中最具“政治角度”的发言，但却没有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之后的讨论大多都是从经济层面来研讨欧元和欧洲的问题。
笔者私下与这位欧盟官员交谈，他也对此表示出了一些遗憾，他认为政治问题对欧元的意义要比市场想象的重大得多。
欧元局面并不意外
研究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穆拉维斯克一开场便说：小心你所许下的愿望！
他说，在大家谈欧洲危机的时候，其实先要了解，当时欧洲人想要加入欧元区，大家对各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想法是否真正了解呢？
当时欧洲引入欧元，其一是想降低交易和投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弱势货币国家(意大利、法国等)希望降低国内的利率，刺激资本流入；强势货币国家则希望放缓货币升值，刺激产生贸易顺差，获得汇率稳定。这两个集团最后都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德国现在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也如愿以偿获得了资本流入。
其话外音意思是，欧洲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个意外，而是按照他们当时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的。所以，当你许愿时，你一定要小心！
安德鲁继续解释说，德国支持单一货币的动机并不像大众认为的那样，他们不是为了协助两德统一或是为欧洲政治一体化实现理想的联邦体制，而是为了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有竞争性的汇率和抗通胀的货币政策，来提升自己的经济福利。德国多数的商人和政府领导人当时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欧洲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如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欧洲央行管理下，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低通胀目标的重要性要高于增长和就业。
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传统的弱势货币国家，政治家们则把货币联盟看成是一种模仿德国经济成功的途径，因为通过货币联盟他们会遵守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政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刺激跨境投资资金的流入。同时他们也将欧元看作是能够让德国的经济逐步转变成与他们的经济体更加相似的途径，这样就可以缓和外部的限制，减轻南欧国家竞争力不足对经济造成的压力。
就是在两个阵营如此的愿景下，他们推动了欧元事业的发展。然而，那些赤字国，如希腊和意大利，并没有成功说服德国改变自己的经济模式，进而不得不把自己未来繁荣发展之赌注赌在自己的身上——能否学会德国版的工资增长、政府支出和国际竞争力模式。
误解了来自美国的“敌意”？
时至今日，欧债危机爆发近3年，与会者仍然在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上有着不同想法。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库珀提醒大家重温评判一个货币体系的三个标准：1.调节机制是什么；2.流动性的来源是什么；3.该体系是否能获得信心，这个信心现在指信誉。
根据这3个标准：欧洲流动性来源毫无疑问是欧洲央行；调节机制并不存在——库珀认为这是当前欧洲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很多人将主权债务和银行体系问题看作是危机的原因，但其实最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的调节机制问题——欧元汇率、资本流动、欧元区内部的调整机制等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公开场合也没有对此正确地进行讨论。欧元区其实是个“没有黄金的金本位体系”。如果这个体系未能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或是没有充足的流动性，那么该体系就无法获得信誉。而信誉缺失反过来又会影响其获得流动性的能力。
库珀还补充说，这些问题欧洲人没怎么讨论，却在美国人之中讨论了很多。美国人当前对欧洲提出了很多指责，欧洲人则认为美国人的这些指责充满了敌意。也许有时候一些指责确实是敌意所致，但大多时候美国人的看法和批判观点只是一种经济分析的结果，没什么敌意，欧洲误解了美国的用意。
对于库珀的观点，与会者并不同意，其中一位人士就说，欧洲发生问题的原因不是宏观经济趋同不足，不是调整机制缺失，也不是竞争力问题，欧洲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流动。资本从德国、荷兰这样的地区流入到南欧地区，在危机之前，这些南欧国家表现很好，所以资金流入。当时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欧地区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问题早晚会出现，可是资本还是盲目流入。
欧美日本质是一个问题
库珀将欧洲体系的问题归结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内在症结。但在欧洲央行前董事会成员司马吉看来，欧洲和美国、日本，并不是两个问题，其区别只是在于，美国、日本、英国央行选择了量化宽松、债务货币化，而欧洲央行坚守了原则。
司马吉说，大家现在讨论欧债危机，是因为美国GDP增长率为2%，日本GDP增长率为1%。可大家要看看美国是如何实现增长的，日本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如果他们现在没有增长，那此时讨论会的主题则会是讨论全球的危机了。欧洲没有增长，不是因为欧洲经济基本面的原因，而是因为欧洲不想采用美国、日本所采用的策略。经济增长出现分化的原因，是欧美实施了不同的货币政策。欧洲也可以采取量化宽松、扭转操作。欧洲现在采取的政策选择，是他们自认为长期看来有好处的。
“但反过来要问问大家、问问美国，欧洲央行这样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吗？欧洲选择不像美国那样进行债务货币化到底对不对？讨论这一问题，要比讨论欧元区现在是不是最优货币区更有实际意义。”司马吉说。
之后也有欧洲的人士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欧洲央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底该不该继续死守“抗通胀”的使命呢？当年尼克松下令关闭了黄金窗口，不就是做了件“破例”的事吗？可美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呀！
对笔者而言，这样的讨论有很大的启发性。欧债危机的爆发，缘于欧洲一些国家的“太没原则”。而当前解决欧债危机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则是因为欧洲人“太有原则”。欧洲人或许已经开始认识到，适度“灵活性”有多必要。欧央行改变其一直坚守的“抗通胀为第一要务”，也许并不是不可能。
争论欧元区退出条款
会议之后的讨论，针锋相对的局面越来越多。
会上一位专职记者发问，他的问题激起了一片火药味：欧洲说是为了长期的利益而忍受短期的痛苦，大家谈论欧洲不能退出这个机制，德国有句话：有一个可怕的结束，总比无止境的可怕好。请问在座的决策者以及市场参与者，如果欧洲引入“退出条款”，特别是在中短期允许退出——比如希腊，将会如何？尤其是想问问在场的葡萄牙现任财长，怎么看“退出条款”，市场参与者又会如何交易欧元区的退出事件呢？
来自美国的嘉宾马上补充道：我只想说，在美国，跟我交流的所有金融市场人士都认为希腊会退出欧元区，欧洲现在应该直面这一问题。
这几句话让欧洲人大感不快。欧洲50人论坛委员、现就职于美国对冲基金公司的西班牙人安格尔气愤地回应道：“你们说欧元要有‘退出条款’，我想问，美元和美国的州怎么没有‘退出条款’呢？”
库珀说，美元跟欧元不同，是历史原因让它不能有“退出条款”。另一位美国学者也反击说：要看欧洲和美国的不同，那么大家要想想为了有个货币联盟，美国都愿意承受什么。 十年前，密歇根州传统制造业部门崩溃，联邦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阻止密歇根州陷入到十年的衰退，该州总体的收入为负数，人均收入为负，人口出现负增长。美国南部州对密歇根州的救助意愿，要比当前北欧国家想救助南欧国家的意愿高多了。试问，跟美国相比，欧洲这些国家能忍受什么呢？
上半场的会议就在争论中结束，这是笔者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美国与欧洲在欧债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是对立。这种感觉就好像局外人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局内人言“子非鱼焉知鱼之‘苦’”。
“鲁比尼不懂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午餐会时，论坛有意安排美国教授鲁比尼演讲。大家似乎都已预料到他所演讲的内容，又充满期待地希望他的演讲会与自己想象的不同。结果，鲁比尼对欧洲一片看空，所言引起哗然一片。
鲁比尼提出，未来退出欧元区的，不是德国，不是希腊，而可能是芬兰和意大利。之后他又大谈欧洲种种不是。
笔者身旁就职于欧洲央行的一位嘉宾不断摇头，另一旁的意大利政府官员则小声对笔者说：“他就靠这个吃饭”。笔者想缓和一下气氛，对同桌的欧美人说：“欧洲的一切充满不确定，唯有鲁比尼的言论是确定的。”他们纷纷无奈地点头表示同意，来自葡萄牙政府的嘉宾很严肃地告诉笔者：“别听他的，他不懂欧洲。”
在问答环节，一位来自芬兰研究机构的人士直言：“作为芬兰人，我真是感到郁闷，你竟然说我们会退出欧元区。”在场的美国某地方联储行长也指出了鲁比尼言论中缺少逻辑的地方。
种种的指责后，鲁比尼嚣张和气壮的势头有些回落，他连忙解释，自己所说的情况，都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之后的会议，大家讨论了用18世纪美国财长汉密尔顿的方式救欧洲，讨论了是否需欧洲版的存款保险机制，讨论了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讨论了欧元债券，讨论了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讨论了未来欧元的治理问题，等等。
在欧元问题上，欧洲内部的分歧要比笔者想象的大，至少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他们需要时间来理清一切，更需要时间说服彼此。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之地，当前的欧洲，也需要一场有关欧元的复兴。也许欧洲人正在寻找那条通往欧元复兴之路，也许他们已经在路上，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国投期货研究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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