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21”暴雨的影响，还在继续。除了北京城区的内涝，房山等郊县满目疮痍的受灾景象，更是让人揪心。

　　公众的心情也从对守望相助的感动，变得越来越沉重。一场大雨，即便是61年来最大的暴雨，在中国的首都竟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

　　在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就着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但从媒体、自媒体对这次雨灾的报道来看，纸上预案变为现实中的抗灾能力并非易事，不少关节点还存在着“接触不良”，一些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公共资源未充分利用。

　　首先，拿预警来说，虽然北京防汛指挥部总工刘洪伟称“预报非常准、预警非常及时”，当天北京媒体也的确做了发布，但说句实话，普通市民弄不明白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的区别，而是希望预警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

　　比如，7月25日已有单位因为蓝色预警而提前放员工下班了。政府能否在做出科学分析之后，给出正式建议：哪一级预警下建议单位提前、延后上下班，避免不必要的人流出现在户外。正像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所说：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让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走向每个人。预警信息畅通、直白，才能避免市民对预警信息“接触不良”。

　　其次，针对北京特有的下凹式立交桥积水问题，《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2012年修订）》规定：部分立交桥下积水深度可能达100cm以上，就要拉动最高级的红色预警。但当天34岁的丁志健，还是驾车淹死在广渠门立交桥下。而事发之后的25日，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广渠门桥附近已经堆积沙袋做了准备。这种联动机制，能否作为常规机制保持下去？

　　更要问一下，问题能否一劳永逸解决？比如去年童话作家郑渊洁因为王四营桥积水，在微博上向朝阳区长问政，之后政府做了及时改造。在这次暴雨中，郑渊洁特意驱车去看了，王四营桥没有积水。全面解决立交桥积水问题，应该摆上政府议程了。

　　再比如，暴雨当天机场滞留了8万旅客，很多热心车主开着双跳灯去机场免费搭载旅客，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高速公路照例收费，既伤害爱心，也严重影响人流疏散。收费人员的解释是他们没有收到免费的命令。新版的预案中，能否加以细化，形成快速反应？

　　还有，公众希望政府能通过手机短信发布预警信息，却遇各方推诿。问题出在哪里？恐怕还是要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各自为政，才能有效整合公共资源。

　　类似的协调还有很多。暴雨当天打的难，是因为的哥不愿出车；之所以不愿出车，是基于出租公司垄断经营，的哥承担进水发动机维修费用的特殊运营机制。那么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就应保障的哥愿意在灾害性天气里出车，不让好人吃亏。

　　至于公众期望的公共场所在灾难性天气中接纳避难者，涉及场馆安全、运营费用的问题，其实如果政府预案明确财政补贴等条件，就能避免相关场馆临事犹豫。至于暴雨过后第二天，协管员勤勉地贴熄火汽车的罚单，那更是可以通过机制避免，而不需要副市长事后责令取消。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建立细致可行的应急预案，并不容易。但只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周全考虑，理顺机制，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避免应急预案关键节点的“接触不良”，就能大大提升城市防灾能力。这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

　　早报评论员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