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郭树清主席的金融创新实质是什么？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提出，不能创新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最大风险。笔者支持金融创新，但对金融创新中的问题难以释怀。
　　从郭树清主席提出的观点来看，不能创新是因为没有市场化的风险控制体系，是因为投资者担心创新成为利益输送的遮羞布。中国的金融创新实质是要建立市场化的信用体制，是建立严厉的市场控制手段，进而扼制权贵借市场创新的名义寻租。
　　典型的是券商保荐加直投经营模式，曾经作为股票市场的创新手段，如雨后春笋遍布市场。但中国资本与货币市场，本就信用不彰，内部交易众多，而很多中概股被一打一个准，说明财务报表真实度已经降到了冰点。券商本应该起到广大投资者看门狗的作用，但保荐者居然成为直投者，利益板结为一体，一不小心，看门狗就成为吃里扒外的盗窃狗。在财富创新上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决策者对于中国金融创新认识不清的结果。
　　券商可以做投行，这是市场机制的要求，但投行业务与风险投资业务必然有防火墙进行明确的区隔，不能让保荐与风险投资业务变成一根藤上的蚂蚱，这是对A股市场信用基础的再次破坏。为了获取直投项目收益，出于经济人理性，同一家券商的保荐人以专业知识对投资项目进行粉饰，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进一步说，以券商直投为主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一度盛行的所谓Pre-IPO项目，也就成为关系与权力的比拼，有关系就能投资到上市概率大的好项目，有关系拟上市公司也就愿意拱手将原始股转让给券商。
　　幸亏后任管理层清醒认识到了保荐加直投的风险，券商的风险投资方式发生了逆转。郭树清主席也表示，我们可能需要谨慎对待直投业务。
　　到目前为止，券商直投规模已经超越百亿，由上市驱动型转变为价值发现型，模式转变加上市场低迷，以及以往投资项目的定价扭曲，券商直投效益下降。今年VC/PE机构从参与的63家企业IPO中所获得的平均账面回报率为4.58倍，而券商直投项目的账面回报不足行业的六成。
　　中国金融必须创新，但创新过程中必须防止权贵借创新为名攫取利益，不能让一些人以创新的名义，破坏金融市场。
　　创新的另一面，是要建立市场化的风险控制体系。债券市场是资本与货币市场的发展重点之一，并且适应中国市场的特点。因为股权投资需要更大的信用支撑，上市前后都得依靠准确的信息披露进行定价，不像债权有还本付息概念，对于某些无良人士而言，成为免费圈钱场。而债权市场有基础定价，如银行间市场利率、民间市场利率等，公司要承担还本付息的基本责任，比较适合中国现阶段信用不彰的特色。
　　经济较为低迷的阶段，往往是公司的刮骨疗毒期，既需要建立完善的破产机制，让公司平静地、低成本地退出市场，也需要强大的债券市场为并购重组输送子弹，让低效公司以并购重组的方式退出市场。在国际上，债券市场的规模远大于股票市场，我国以往股票市场远大于债券市场，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注定无法长久。
　　但是，我国债券市场需要创新，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债券产品，需要建立债券市场的基本信用体制，而债券衍生品发展绝不能过度。原因正如郭树清主席所说，中国很奇怪的没有债券违约现象，债券违约就像破产和倒闭一样平常，但中国却没有。这并不说明中国公司风险小，而说明我们的信用评级体制形同虚设，说明债券的发行充斥了行政色彩，信用评级与债券价格可能被人为抬高，说明债券市场成为某些特定企业特定项目的唐僧肉。在出现违约风险后，居然还能靠注水形成新高。
　　没有退市制度，让股票市场风险更高；债券市场全都高评级，让债券市场的价格全部扭曲。确实，缺少信用安全导航机制，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既没有化解，也没有消失，既没有分散，也没有转移，一旦出事，就会出大事。
　　中国金融创新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信用安全机制，就是建立具有独立品格的市场化的公司与中介机构，这些公司有信托责任，责权利对等。（每日经济新闻）

　　水皮：富二代眼中的中国制造业
　　一个富二代眼中的中国制造业
　　中国经济要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必须做出调整，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不可持续，所以升级换代是不少官员和学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是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企业主，他们的感受又如何呢？有多少人又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问题呢？
　　实事求是地讲，来自长三角、珠三角中小企业的信息表明，上下脱节，鸡同鸭讲，不但成为我们清谈的误区，甚至有可能误导决策。2008年之后去过东莞和温州的人就能理解2012年GDP的增速下滑是必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制造业根本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但有原材料价格上升，人力资本上升带来的利润空间挤压，甚至还有因为城镇化农转非而带来的就业观念转变，民工荒正在成为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正常现象，这些因素决策层不能不考虑，如何确保制造业这个中国经济的根本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长期的优势地位是回避不了的一道大题目。
　　转在这里的文章，出自长三角一个企业主的第二代，可能都算不上富二代，因为从文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企业基本上是在为生存而努力而拼搏，那点营收在交了税，付了工钱之后也就所剩无几，都为社会做了贡献。从他们的内心讲，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子承父业的，即便无可奈何接过了父辈的事业，目前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让他们萌生退意，或许作者并不具备代表性，权作我们的参考吧。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根本，美国都在重振制造业，更何况我们？根本不能丢。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19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19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元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元几乎都是机械价格。
　　父亲以前就是国企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19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元，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元左右。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元左右，原本考虑在2007或2008年上自动线。
　　20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十分不当的策略：
　　政府要求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费用。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搬厂，厂房改建装修，父亲耗去了大约500万元资金。原先十几年的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20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父亲当时为了留住工人，20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的工资。20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那时厂里一线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200元，包吃住。
　　20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疯涨的股市，想赚一部分钱，再贷款更新生产线。从行业形势来分析，更新生产线势在必行。结果遭遇2007年A股惨跌。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20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父亲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开始采取裁员措施。20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20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
　　2010年的时候工人工资继续疯涨，普通一线工人月薪2000元都留不住。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元还嫌少。但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先两三层楼的房子都换到三四套房。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元。区区一两千的工资他们已经不放在眼里。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2010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20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向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
　　2010年的时候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开厂16年来的第一次。
　　做机械企业的可能知道，这个行业资金充沛率要求极高。拿到一个订单，人家什么都还没付，就需要垫原材料费，各种原材料先进入，出产品，送货，最后人家可能还是给你一些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兑现。这其实就是在原价上打了个折扣。
　　但是没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只能接，这样的客户也得做。厂里有些骨干跟了父亲快三十年了，都把这厂子看成是家了。
　　2010年的时候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不然就走人。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得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
　　2010年底的时候，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月薪已经涨到5000元了。我父亲一年忙到头，过年的时候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年白干了。
　　2011年继续困难，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只把检验关。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
　　如果这样的困局仅发生在我们一个厂，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认命。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困局，区别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镇里的企业家每年都会聚会，探讨问题。今年的会刚开过。2006年的时候是200人开会，今年只剩六十几人。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条：
　　融资渠道极度困难。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拿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下都算微型企业。浙江那边2009年就开始有民企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
　　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一定有人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做企业的工人工资高了就抱怨。其实不是的！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这会打破民企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父亲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那些掐准了的企业家们，2006-2011年持续炒房，没人去在意企业的发展。以父亲的一个朋友为例，2004-20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20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企业家全去炒房？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在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几个亿的就业人口到哪里去？都去国营企业？还是都去做公务员？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得很好。（.华.夏.时.报）

　　曹仁超：外围环境如此差 令A股市场今年涨不起来
　　2007年10月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但来得急而且来得猛，2008年8月美国财长推出7000亿美元TARP计划，向银行大量购入呆坏账，可惜2008年9月出现雷曼事件，令7000亿美元不够应付。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挽救经济计划，A股首先反弹。美国在总统大选后的2009年3月批准量化宽松(QE)，美股才止跌回升。其后各国政府亦有类似计划，令全球的金融海啸退潮。今天的投资者不但未能忘怀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那段日子的损失，面对欧债危机，担心全球经济会否出现二次寻底，因为1932年至1936年美国股市回升四年后，出现二次寻底。如何保障你个人财富已成为首要任务。
　　欧元区衰落难逆转
　　欧债危机来源是因为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券风险不断上升，导致欧元区经济不稳，有些经济学家称这场欧债危机为衰落中的危机，起因是欧洲一如美国已进入去工业化期。欧洲在过去面对新兴国家出口竞争力不断上升，令欧洲诸国工业产品竞争力渐失。在政客推动下，政府提供各种福利去阻止人民生活水准下降，支持各种福利的资金来自政府大量举债。1980年起美元利率不断下降，令借钱利息负担日渐减少，虽然举债数目越来越大，仍负担得起利息开支。
　　2000年欧元区成立，使竞争力强的德国、法国货币同竞争力弱的南欧国家货币捆绑在一起，其他欧洲国家成为德国、法国货的出口市场。透过银行制度，德国和法国的资金又回流南欧国家。南欧国家在未加入欧元区前，因货币弱需面对高利率支持汇价，加入欧元区后当地利率大幅回落，刺激那些国家的楼价大幅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创造了虚假的繁荣，直到2007年金融海啸后，资金从欧洲回流美国，欧洲国家的银行被迫收紧信贷，引发欧债危机。
　　欧元区说到底不是一个国家，不像美联储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欧元区境内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令欧洲中央银行面对欧债危机时，没法像美国联储局那样积极。2012年第一季欧洲GDP负增长0.2%，如第二季GDP仍是负增长便确认重陷衰退。不但希腊主权债券有可能违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爱尔兰问题亦无法解决。
　　问题是欧元区去工业化之路已无法逆转。今天德国、法国等银行已无力再贷款给南欧国家，不但这些国家已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失去借钱能力，同时资金由欧洲回流美国。欧债危机已渐渐变成政治危机，2009年底本人早已指出：欧债危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理由是欧洲经济早已进入衰落期，导致人民收入下降、国家负债大升，今天政府已无法举债去增加人民福利。唯一解决方法是将欧元大幅贬值，把问题由欧洲出口到美国，但相信美国政府绝不容许上述情况出现，日本经济已衰退22年，美国政府仍不容许日元贬值。欧元区对全球经济影响力远超过日本，过去22年全球经济可以在日本衰退下保持繁荣，面对欧元区衰退，情况又如何？
　　中国须缩减贫富差距
　　中国又如何？
　　面对欧债危机，去年12月人行开始放松银根。今年首4个月中央政府支出较去年同期上升26.6%(同期收入只上升12.5%)，相较2009年首4个月，中央政府支出上升31.7%(同期收入减9.9%)，亦不算弱。与2009年不同，这次地方政府面对10.7万亿人民币地方负债，因此未能加入刺激经济行列。只靠来自中央政府增加开支，估计可使今年中国GDP上升7.5%。如外围情况进一步恶化，则有可能回落到7%左右，无论是7.5%或7%，只会出现软着陆，不会出现类似1990年的日式衰退。
　　中国政府目前负债率相当于GDP的20%，和其他国家比较可以说是偏低，美国接近100%，日本236%，法国89%。不但如此，今年中国GDP增长率是7.5%，美国少于2%，日本1%，欧洲更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方面，美国是7%，日本是25%，中国接近50%。美国、日本及欧洲政府的负债大部分来自福利开支，中国政府的负债是用作基建投资，日后将有回报。不但如此，中国政府的负债和日本相似，日本政府债务约96%由民间持有、外国人很少持有，中国情况亦一样。日本政府虽然负债高，但10年债券利率仍低于1厘，不像希腊等国家，因为60%的国债由外国人持有，一旦遭到抛售，可令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到6厘以上，令政府无法负担利息开支。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出口股、制造业、航运股等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反之消费股、内需股等表现仍不俗。A股经过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大幅调整后，另一个指数低点在去年12月出现。但外围环境如此差，令A股今年涨不起来。
　　一项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首次发表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储蓄率分布极不平均。55%中国家庭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的，但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却高达60.6%，即中国家庭贫富不均情况极为严重。2012年中国有55%的人口每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币，财富集中在1%到3%的人口手中。55%的人口生活只够温饱，反之1%到3%的人口却挥金如土。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注意力应集中在财富重新分配上而非令GDP保持高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