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郎咸平：做好预算改革才能遏制适度腐败

　　近日，有著名媒体发表社论称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被简称允许适度腐败，引爆网络舆论。在此，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目前我们即使无法根治腐败，但能不能透过一些可行的方法路径来遏制腐败势头呢？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给出了遏制腐败的药方之一：预算改革。
　　在国务院召开的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让老百姓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才能够有效监督政府。可是，目前我们的政府预算存在三大痼疾：一是预算和采购没什么关系，二是预算的集约化和集权化不够，三是对预算采购缺少事后监督和审计。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采购跟预算基本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预算根本不叫预算，我们就是给各个部门划一笔钱，至于你拿这钱采购什么东西，按照什么标准来采购，我们的预算部门基本无权过问。预算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经手官员徇私舞弊，防止在采购过程中随意操作，而且，预算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花钱之前预先算算账。可是，我们现在越到基层，预算越是走形式。连采购都管不了的预算，还能叫预算吗？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四川地震以后，北川打算通过政府采购中心购买越野车，其中就包括价值110万的兰德酷路泽，62.6万的丰田普拉多。但是在发出采购招标后，网上民怨沸腾，议论很大，于是，北川县政府就决定不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明明应该是年初搞预算的时候，就得透过预算公开让大家来讨论到底买不买车，买什么标准的。所以，当初搞预算的时候完全就是走过场，老百姓也不知道，结果预算已经把钱拨过去买车了，却又可以随时说不买就不买了。
　　打开政府采购信息网，到处都是各地方政府的招标信息，各地方政府自己规定投标人的要求和资质，还可以不公开投标者的信息。这怎么能叫政府采购呢？分明是政府自己办了个淘宝集市，哪个单位想买东西了就上来发个信息，想买谁的东西就加一些苛刻条件限制一下，这怎么能叫政府采购呢？没有任何制约，没有任何规模优势。而且，目前我们预算下的采购都集中在办公设备等物资领域，在工程领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同时，又只集中在公务员系统，我们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特别是经济职能部门的关联企业基本没有预算，也没有采购监督。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事后监督和审计简直形同虚设。怎么审计的呢？就看看有没有发票，有的话就不过问了。比如动车腐败，审计署就是看铁道部是不是有招标、和车辆供应商之间是不是有合同，有的话就没问题，不会往下审了，根本不去查这个供应商是不是有问题，也不去查铁道部在认定自己定点企业的过程中有没有腐败。
　　那各位晓得香港是怎么做的吗？香港审计署每年要发布两个报告书。我要提醒各位的是，香港的审计署是独立编制，完全不和其他政府部门来往的。每次发布报告书之前所有部门都睡不好，因为无论事情大小，审计署都是要问责的。比如最近一份第57号报告，从道路保养到档案维护，从食物标签到湿地公园，甚至连接受公币的海事训练学院，自来水的跑冒滴漏这些事情都有问责。所有这些问责都会被审计署公开披露出来的，这样任何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都要面对公众和媒体的穷追猛打，搞不好仕途都会受到影响。

　　更典型的是第56号报告，审计署在这里面竟然专门对入境事务处执法科的运作进行问责，这根本不是查账，而是把过去五年里每种大类执法行动都审查一遍。调查完之后，审计署署长亲自致函入境事务处处长，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有什么建议。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不能爱理不理，而是必须就此回函，之后审计署会把这个回函披露出来。披露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因为香港审计署是独立运作的，而且每年都会轮换审计重点，所有政府部门负责人都知道，自己早晚会被审计的，如果自己干得不好，就会被审计公开，所以时刻都会有危机感。正是因为这个，香港的官员不会把审计当成过场，不会对审计部门的意见置之不理。
　　前面我们说的采购领域只是小腐败，但是，在每年3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里，动不动就会有上亿元的腐败事件出来，比如说招投标腐败。经过十来年的运作，我们这套招投标制度不是越来越完善了，而是漏洞越来越明显了。就拿动车腐败来讲吧，据媒体披露，动车上一个纸巾盒就要1125元，一个自动洗面器竟然要72395元。我请问你，什么样的纸巾盒要1125块？什么样的洗面器要7万多块？价格高的也太离谱了！后来经调查发现，这些天价商品的代理人都跟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负责高铁项目的张曙光有关系。比如说高铁上的集便器，其幕后的真正代理人就是张曙光的妻子王兴。还有，高铁上的衣帽挂钩、灯罩、电路开关等配件的生产厂家是张曙光家乡的企业今创和新誉。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透过合法的招投标成为铁道部供应商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结果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预算体系和决策体系在招投标和工程项目上出了系统的漏洞。就动车腐败来说，按照规定，成为铁道部的供应商必须有两个资格：一是获得铁道部装备部的认可；另一个是经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认证。而张曙光在铁道部除了分管装备部之外，还是铁科院首席专家。这还不够，他竟然还抓质量监督。各位晓得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张曙光一个人就握有决策权、标准权，还有问责权。也就是说，在整个招投标程序中，前面两个环节和最后一个环节都被张曙光一个人拿走了，剩下的中间采购执行环节，其实就等于是被架空了。因为张曙光自己就能直接宣判任何供应商的死刑。各路老板为了巴结张曙光，都挤破了头。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本身有严重的漏洞，比如说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本来预算的决策权、标准权就在部委手里，然后还让它们自己监督自己，怎么能不出事呢？
　　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德国的经验特别值得借鉴，它们把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切开得非常彻底。它们是如何做的呢？第一，每个财政年度开始前，联邦德国政府各部门根据自己需要提出采购计划，报送财政部审核并经议会批准后，即成为法定的政府采购计划。第二，财政部把资金拨给申请单位，但是申请单位无权去买东西，而是必须把资金给内务部，由内务部的采购部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办公用品、机动车辆都必须这样购买。第三，由德国的联邦反垄断局负责审查和监督所有的招投标活动，甚至拥有秘密监听、跟踪调查、查封证据这样检察院的权力，以此全力打击招标腐败和工程腐败。
　　当然，德国没有我们特殊的标准权或者资格准入的问题，这个我们该怎么解决呢？我的建议是：第一，分拆铁科院这种握有部委的标准权的事业单位。第二，把这种资格尽可能变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这种模式，就是政府起草一个标准，但是认证环节留给民间去做，让私人企业去竞争。这就像招股书，让券商的投行部来做；对于财报是否合规，让彼此竞争的审计师们来做，政府退到后面简单看看就行了；而是否合规，让专业人士来审核就行了。这样就废除掉了行政垄断，真正避免了腐败。
　　实际上，效率高的政府都非常类似，都是透过切割工序流程来预防腐败。比如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负责决策的是白宫直属的预算管理局OMB，负责执行的是联邦事务服务总局GSA，负责审计和问责的是国会领导的美国政府问责局GAO。那么，在香港呢，负责决策的是政府总部的各局，负责执行的是各个署，而负责审计和问责的审计署只对特首和立法会负责。也就是说，都把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完全切开。
　　最后我想提出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能不能有点创意，让民间懂采购的人去监督政府，去给政府提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请苏宁的董事长张近东牵头成立一个政府采购评估委员会，纯粹业余奉献，写完建议报告就立刻解散。英国就一直有这个传统，请社会贤达来牵头写报告，给政府部门的长期改革提供建议。2009-2010财年英国政府就请了菲利普·格林爵士做这个义工，他发表的关于开支效益审计的报告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浪费。比如，同样采购一盒纸，有的只需8英镑，有的却高达73英镑，价格相差达9倍。因为格林爵士本人是英国时尚零售巨头阿卡迪亚集团的老板，他从零售业采购的角度对政府采购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并给出有针对性的采购建议。这既能给政府部门带来压力，也能从专业的角度提升采购的效率。这就好比学生和家长的关系，学生要是知道家长会看到成绩单，就会很紧张。基于同样的道理，政府官员要是知道自己的每一笔开销最终都会被外部审计和评估，那么从一开始就会非常紧张，就不敢乱花钱，更不敢中饱私囊。

谢百三：开通国际板会使国内吃大亏

　　复旦大学金融与市场资本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日前发表文章称，近期开通国际板，对经济不利。
　　声音
　　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A股，为什么我和很多学者始终在这个问题上持担心、忧虑、不安甚至反对态度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我国不利，对我国投资者不利，对我国经济不利，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不利。
　　你让它来发行人民币股票，总得按A股价格参照发吧，这就会使中国吃大亏。我们看看上交所上周五收盘时A、B股收盘价的差价，A股全部比B股贵，少的贵10%-20%（如海南航空(600221)），多的贵1-2倍（如SST中纺、丹化科技(600844)）。A、B股差价在2倍以上的占了大多数，达60%。
　　这就意味着境外企业如来发行A股，其募集的资金将比它在本国募集的多得多。如果是发行5亿-10亿股，那多募走的资金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如何了得。

曹中铭：国际板何时才有时间表

　　A股市场受国际板之害已不是一次两次。去年5月份，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一句 国际板越来越近了，导致沪深股指产生一根国际板阴棒；去年11月份，受国际板传言的影响，沪深股市再次出现下挫走势。如果再算上昨天，国际板对于股市的危害已经是连中三元。
　　其实，只要因国际板波及股市下跌，相关部门一般都会进行澄清。如本次股指大跌，上交所及时表态称，国际板近期没有实质性启动计划；另有权威部门表示，国际板仍在研究中，推出无时间表。尽管澄清不可谓不及时，但国际板对于市场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显然不是一句没有时间表就可以缓解的。
　　监管部门对于推出一项重大政策或措施时，在没有正式公布或实施之前，常常以没有时间表来释疑。如果是利空，则没有时间表就像悬在市场上方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使市场产生恐慌情绪，近年来国际板不断导致股指下跌即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是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需要上看，从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上看，还是从A股市场将来的走出去，以及争夺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与话语权上看，国际板的推出显然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监管部门不能每次都以 没有时间表来搪塞市场。毕竟，国际板的推出是大势所趋，国际板已使A股伤不起，不能排除今后还有类似传闻而对市场再次造成伤害。
　　目前市场对于国际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对者认为，放行境外国际巨头发行A股，将会加剧A股市场的圈钱效应；而且，由于A股估值普遍较高，外企以较高的市盈率发行，将从A股市场圈走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近几年A股上市公司的圈钱已使市场有不堪承受之重，如果再推出国际板，市场将更不堪重负。而支持者则认为，推出国际板，对于提升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对于使A股估值与成熟市场接轨等方面都大有益处。
　　国际板对于A股市场的负面影响，显然不只是圈钱与分流市场资金这么简单，之所以其利空效应频频被市场放大，原因在于市场对于国际板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模糊阶段。虽然监管部门多次声称技术准备已经成熟发行、上市、交易、结算的四个草案已经初步拟定完毕准备工作进展顺利等，但国际板到底如何运作，新股如何发行，是否会像A股市场存在圈钱现象等，投资者均是一头雾水。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在国际板推出问题上做到更公开与透明，如果能够有一个 时间表，其杀伤力无疑会大打折扣。(每日经济新闻)

叶檀：火箭蛋是怎么来的？

　　期货市场送走黑五月，6月第一个交易日，亚太股市大幅下挫。
　　无论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还是欧债危机，都在显示实体经济的衰落，金融去杠杆化远未终结。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我国农产品价格不落反涨。据监测显示，截至5月31日，鸡蛋全国日均价连续10天上涨，累计涨幅为7%，有网友戏称火箭蛋；同期大蒜零售价从每斤2元涨到4元左右，蒜你狠卷土重来。工业生产如此紧缩，农产品价格却螺旋式上升，滞胀阴影挥之不去--虽然从CPI数据看，全球通胀压力并不大。
　　把板子打在央行身上大致错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胀的一个分支。随着中国外汇占款剧增，中国央行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暴发户。在过去的5年，中国央行的总资产增长了119%，于2011年末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而美联储、欧洲央行在2011年末资产规模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真正实现了赶英超美。与此对应，中国广义货币（M2）在过去5年中也增长了146%，2011年末余额已达到85.2万亿元人民币。据渣打银行测算，在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达52%，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全球最高。
　　货币发行量如此之大，吸收货币的办法是进行投资，在中国最大的去处是资产货币化，如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一倍以上；举凡厂房、矿产资源等，一登IPO龙门身价倍增，这都是资产货币化过程。即便我们培育出了泡沫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即便创业板诞生了百位亿万富豪，货币仍然远远超出实体经济所需，按下葫芦浮起瓢，大大小小的泡沫层出不穷，农产品是最醒目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泡沫。货币泡沫没有增加企业投资，似乎违背常理。实体经济紧缩遵循的是投资收益的逻辑，当货币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货币不再成为实体经济的主宰。如果增发货币能够缓解衰退，日本就不会有失落的20年。
　　当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货币泡沫大崩溃后，全球经济进入去杠杆阶段，企业的债务日益沉重，而企业的投资效益日益下降。美联储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保证美国经济不崩盘，但绝不会让美国经济就此走上复苏轨道。欧洲央行进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让欧洲商业银行苟延残喘，却没有扩大欧洲商业银行的贷款，更没有显著拉动欧洲企业投资。企业有自身的投资逻辑，当融资成本上升、消费市场低迷，企业不会因为货币水漫金山就大举投资，那是不考虑成本的非市场化企业所为，市场化企业绝不会在货币面前丧失心智。
　　央行发行的货币，未必能够被实体经济所吸收。货币多了，贷款利率下降，这是个错误的认识，贷款利率不是货币供求关系的反映，而是对企业风险的定价。企业失去消费者，企业的产品失去忠实的拥趸，企业的风险也就随之上升。曾几何时，日本的电器产品、随身听等，赢得了全球万千粉丝，但创新能力不足，使随身听一夜之间成为苹果的擦桌布，中国的电纸书同样如此，辉煌两年，冻结N年。溺水的人们常常忘记，货币不是实体经济的根本，生产效率才是。
　　总体而言，通胀是生产效率低下的结果，当企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赶上通胀的步伐时，不幸发生了。按照世界银行估算，过去3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资增长率的部分）在2%~4%；而近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同样的投入，产出更少。更要命的是，由于分配极不均衡，导致中国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消费者穷的太穷、富的炫富，无法支撑中国产业面向中产收入人群的品牌升级。中国需要创新，教育却遭遇到铁板一块的行政体系掣肘；中国需要更深入的资源配置改革，但哪个垄断行业也不愿意吐出嘴里的肥肉。
　　不奇怪，在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时，中国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权贵交易横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的报告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中国的债务水平与外汇储备还能够支撑抵挡住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将会破产。
　　此前发放的货币没有彻底消化，体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与实体经济关联的大宗商品、股票市场飞流直下，农产品就成为火山的爆发口，从储藏期较长的大蒜、生姜，到了鲜货鸡蛋。要强调的是，难以保存的农产品金融属性不强，掀不起金融大浪。(每日经济新闻)

陈德铭：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预期调整目标内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4日在俄罗斯喀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表示，中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正确，尽管目前增速放缓，但在正常范围和预期调整的目标之内。
　　陈德铭当天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是正确的。尽管现在经济增速有一点减缓，但还在正常范围内，也在预期调整的目标内。他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有继续下滑的趋势，中国政府将在保证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促进国际贸易稳定增长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
　　陈德铭介绍，此次会议主要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磋商：一是如何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方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可以设计一些早期收获，但这些早期收获不应该是唯一的，应该充分注意到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关切。
　　二是区域合作议题。目前，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延迟，各国对于双边和多边的自贸区积极性非常高。中方希望区域合作是开放和包容的，而且应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环境产品清单问题。陈德铭说，中方提出了环境产品清单的概念和目标，也表示中国会尽快在今年9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完成我们的工作。中方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就一些概念、标准等与其他成员保持磋商。
　　谈到中俄经贸合作时，陈德铭说，尽管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但从今年情况看，中俄贸易发展势头依然良好。会议期间，陈德铭与俄经济发展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进行了礼节性会晤，双方就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下一步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事宜等进行了讨论。
　　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陈德铭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的贸易部长或代表进行了会见或交谈，就世界经济形势、欧债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表示，与会成员普遍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有趋好的一面，但还非常严峻。
　　为期两天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4日在俄罗斯喀山开幕，会议将讨论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多哈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