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际劳工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一大议题是青年失业危机，所以此前一周，部分与会者已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青年就业论坛专门讨论这一危机；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的看法，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因为政策对青年人的忽视，而忽视又是因为政策制定过程缺乏青年人的参与。

　　如此看待政策与其社会效果之间关系的方式实在幼稚，仿佛只要政府里增加几个女议员女部长，女性状况就会改善了。其实，青年就业问题从来未被忽视，在问题最严重的几个欧洲国家，多年来它一直是竞选和政策辩论的重要话题，也出台了大量针对性的法规，只是这些法规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以预料的是，只要试图解决问题的政策路线仍走在目前主导欧洲政治的福利主义轨道上，未来青年失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一危机正是社会保障、劳工保护和就业促进这三大福利政策交配繁殖出的恶

　　果：社会福利首先降低了就业的必要性，最低工资法继而将低生产率劳工排除出就业市场，最后，职业保障法的种种严苛规定让企业不敢雇人，宁可用机器代替或将业务外包到其他国家。

　　这些政策提高了整体失业率水平，同时因为其结构性特征，失业后果大部分落在了青年头上，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平时就在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萧条期则更高，当衰退导致失业加剧时，青年失业率常翻倍上涨，远高于总体上涨速度。

　　原因不难寻找，首先，最低工资法剥夺的是低生产率劳工的就业机会，而青年由于缺乏职业经验，劳动生产率往往不如中年人，同时他们因跳槽、婚假、产假而带给雇主的负担也较高，所以当雇主因最低工资法而放弃部分雇佣时，年轻人会被优先考虑。

　　其次，因为劳动法极大的限制了雇主解雇员工的能力，并提高了解雇的成本，这样当企业需要裁员时，首选途径便是退休等自然减员方式，同时在雇佣新人上变得极其谨慎，排在年龄队伍后面的青年自然就被挡在了就业市场外面。

　　上述政策效果在西班牙表现得最清楚，福利和劳动政策的结果让该国失业率在1980年代达到20%，政府也意识到严厉的劳动法规让企业不敢轻易雇佣员工，但他们不是纠正之前的错误，而是制订新法规来“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比如允许在签订长期雇佣协议之前经历一个长达三年的试用期。

　　该法规在起初效果似乎很好，几年内将失业率降低了四五个百分点，但很快人们发现，新增雇员都是临时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普遍用临时工替换长期雇员，试用期满就换人；到本世纪初，临时工已占西班牙劳动市场1/3，试用期满后获得长期合同的比例只有6%，20岁以下劳动者80%是临时工，甚至30岁员工的临时工比例也高达1/3。

　　青年期正是个人为自己寻找竞争舞台和社会位置、形成自我人格的时期，将青年排斥在职业市场之外，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机会，也人为制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讽刺的是，这些结果居然是宣称以公共福利和社会稳定为宗旨的法规与政策一手制造的，更讽刺的是，一些后发国家正在将它们当作先进经验学习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