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看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同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
　　分析人士认为，2009年由两国元首共同倡导的这一对话机制如何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值得关注。外界希望通过此次对话看到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能摸索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相处之道。
　　战略对话：中美如何和平相处
　　本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关系、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都是对话的重要议题。双方还将就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南北苏丹、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进行对口会见或磋商。
　　胡锦涛主席在首尔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会晤、习近平副主席成功访美，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重要框架和原则，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线就是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加强战略互信是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次战略对话所设定的议题正是双边关系中一些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就这些问题深入沟通，可以消解战略互信赤字，加强战略合作。
　　这次对话加大了小范围对话的力度，双方还将举行第二次战略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形式上的设置，也体现出双方都希望对话能更加深入，更加富有实效。金灿荣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表示，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战略安全对话，双方都有外交部门和军方人员共同参与，这种2+2的对话模式，更有利于双方深入探讨一些敏感、核心的，对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表示，虽然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鉴于美方在亚太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出售武器、搞联合军演，这些做法与美国官方表态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经济对话：中美如何互利共赢
　　本次经济对话以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囊括了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等多个议题。
　　袁鹏认为，当前中方希望美方放宽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而美方比较关注国企补贴、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话题。中美两国目前都在转变各自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合作，将是本次对话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增长问题涉及到谁来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买单；贸易和投资问题涉及到要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涉及各国宏观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这些问题肯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看法，但两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如何求同存异，从大局出发，就是两国需要在经济对话中去协调和探讨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对话中，双方将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袁鹏表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外部资金，随着中国对美反向投资的增多，美国需要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市场，同时中国也需要为美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提供保障，相关谈判的重启符合中美经济合作中这一新的趋势。
　　阮宗泽认为，双向投资，尤其是中方企业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增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互利共赢的，但目前美方对中国的投资还心怀戒备。希望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能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公平的环境，提升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
　　承前启后：坦率合作共续机制未来
　　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这一机制自2009年建立以来的第四轮对话，也是中美各自国内重大政治议程举行之前的一轮对话。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双方应当坦率对话，谋求合作，总结经验，规划未来，让这一机制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成为盟友，但若走向冲突，后果不堪设想。阮宗泽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创新思路，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路。这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的选择。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摩擦时有发生，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相互需要也在日益增强。中美之间需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高层的对话机制，加强沟通，化解和管控矛盾，培育合作增长点，引导两国关系朝着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方向发展。
　　张燕生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排除为了政治作秀出现一些贸易保护行为，如果这种极端的行为演变为贸易战，势必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向好势头。所以中美两国要坦率对话，将双方的看法、分歧都摆在桌面上谈，求同存异，寻求共赢。(.新.华.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升级？
　　5月3日，北京，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照例现身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一起主导此轮对话，但各界并没有对此轮双边对话的成果有高度期待。
　　但有意思的是，在此轮对话前夕，针对中美之间的这一固定双边对话机制提出的改革设想，引起了不少注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最近公开建议，应当将中美这一对话机制升级，把欧洲、日本、巴西和印度也囊括进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多边对话机制。
　　阿文德5月1日对本报表示：虽然我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会因此被替代，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升级版的、更高层次的多边对话机制出现。
　　阿文德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助理主任，他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出版著作 《蚕食：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之下》。
　　阿文德表示，中美应该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囊括其他的世界主要成员。应当如何维持这一开放式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是目前遇到的关键性质疑和挑战，需要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讨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认为双边对话无法制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9月发起，目前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每年两次轮流在中美之间举行。在前几轮的对话中，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争端等成为热点议题。
　　由于中国将越来越在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我们需要在讨论机制中引入更多的成员，来制衡中国的力量。萨伯拉曼尼安说。他指出，纵观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除了中美之外，欧洲、日本和金砖国家都是主要经济成员，可以相互牵制力量。
　　不过，金砖四国的发明者、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认为，相比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衍生出新的多边对话机制，不如从G20中新建来得有效。
　　奥尼尔对本报表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除非要讨论的问题是在G20的框架内建立一个新的G7体系。
　　阿文德和奥尼尔都表示，现有的G20组织过于庞大，无法有效开展对话。应该有一个更紧密的中型组织来组成世界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阿文德表示。
　　近来，中美双边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性不断受到质疑。美国国务院4月26日表示，此次会议将是一次整体的政府对话，没有业界参与，暗示了战略意义恐怕大大超过对于经济界的实际影响。
　　这一次，外交话题会比往常占据更多的时间。奥尼尔向记者表示，虽然我相信盖特纳在处理各类不平衡的问题上会有积极动作，但我不确定此轮对话可以达成什么成果。
　　此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此论对话将宣布重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议题将集中在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盖特纳还吹风要施压中国金融改革。
　　这些话题都能在双边机制下讨论。但这不仅是双边问题，而是涉及到世界经济，在解决之前，必须拿出来进行更广泛的磋商，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多边国家对话机制来解决。阿文德说。(.2.1.世.纪.网 .叶.慧.珏)

　　专家称中美战略对话不可能视而不见南海问题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胡锦涛和奥巴马2009年共同倡导建立的，过去三轮对话成果丰硕，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稿，经济对话发表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和三份联合成果说明，战略对话发表了两份具体成果清单。成果共200多项。
　　昨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相继抵京。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定于今明两天在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同希拉里·克林顿和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并分别主持其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双方各20多个部门负责人将参加对话。
　　除了希拉里·克林顿和盖特纳，美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商务部长布赖森、贸易代表柯克、总统科技事务助理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总裁霍克伯格等。
　　另据了解，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框架下，第二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昨天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了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米勒、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等参加。双方在坦诚、务实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战略安全、综合安全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加深了相互了解。双方同意继续发展好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使之为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发挥更大作用。
　　□对话前瞻
　　战略对话
　　2+2对话有利于探讨敏感问题
　　专家称双方对南海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
　　本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关系、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都是对话的重要议题。双方还将就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南北苏丹、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进行对口会见或磋商。
　　胡锦涛主席在首尔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会晤、习近平副主席成功访美，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重要框架和原则，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线就是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加强战略互信是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次战略对话所设定的议题正是双边关系中一些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就这些问题深入沟通，可以消解战略互信赤字，加强战略合作。
　　这次对话加大了小范围对话的力度，双方还将举行第二次战略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形式上的设置，也体现出双方都希望对话能更加深入，更加富有实效。金灿荣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所所长袁鹏表示，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战略安全对话，双方都有外交部门和军方人员共同参与，这种2＋2的对话模式，更有利于双方深入探讨一些敏感、核心的，对双边关系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表示，虽然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鉴于美方在亚太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出售武器、搞联合军演，这些做法与美国官方表态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经济对话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将重启
　　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本次经济对话以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囊括了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拓展贸易和投资机遇，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等多个议题。
　　袁鹏认为，当前中方希望美方放宽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而美方比较关注国企补贴、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话题。中美两国目前都在转变各自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合作，将是本次对话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增长问题涉及到谁来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买单；贸易和投资问题涉及到要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涉及各国宏观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这些问题肯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看法，但两国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如何求同存异，从大局出发，就是两国需要在经济对话中去协调和探讨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对话中，双方将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第七轮技术层面磋商将很快进行。
　　袁鹏表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外部资金，随着中国对美反向投资的增多，美国需要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市场，同时中国也需要为美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提供保障，相关谈判的重启符合中美经济合作中这一新的趋势。
　　阮宗泽认为，双向投资，尤其是中方企业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增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互利共赢的，但目前美方对中国的投资还心怀戒备。希望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能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公平的环境，提升双边经贸合作的质量。
　　□相关新闻
　　梁光烈明起访美
　　应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邀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将于5月4日至10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据记者从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了解，访美期间，梁光烈将会见美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与帕内塔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和联合记者会，访问美军南方总部、陆军本宁堡、圣迭戈海军基地、空军第四战斗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二特遣部队和西点军校。
　　梁光烈表示，他期待着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此访旨在落实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合作，推动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另据了解，梁光烈昨天在八一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米勒。梁光烈说，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两国高层领导人多次会晤，推动了两国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梁光烈表示，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按照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把握正确发展方向，扩大共同利益，化解矛盾分歧，确保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京.华.时.报)

　　他国或利用中美关系不稳定渔利

　　他国或利用中美关系不稳定渔利
　　在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左一）的陪同下，希拉里昨日参观了北京万寿寺，心情看起来不错。
　　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如何相处？
　　从现在开始到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是中美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按照美国方面的估计，这段时间是10年左右或者是10年多一点的时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健表示。
　　在他看来，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会担心中国强大后会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方面会怀疑美国是不是会阻止中国的崛起，相互之间的猜忌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误判、战略摩擦都有可能发生，而其他国家利用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加剧矛盾，把中美拖入双方本来没有意想到的或者不愿意的冲突当中去，从中得利也并非不可能。他说，这10来年时间里中美关系是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包括通过对话和对摩擦的控制来度过这个适应期，这中间的关键词是美国要大度，中国要克制。没有美国的大度和中国的克制，这10年比较难过。
　　陈健是在出席东方讲坛暨当代世界讲坛第二场演讲中美关系：热点聚焦与发展趋势时说这番话的。东方讲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东方讲坛办公室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共同承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孔根红、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以及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发表了演讲。
　　陈健用中美关系发展的时空模型，提出了关于中美两国如何加强对话与合作，避免对抗和冲突的深刻思考。从空间模型上，他认为，中美两国坚持到目前为止的方针，中国是和平崛起，而美国则是和平确保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如果中国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不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而这也正是双方关系中最小且最必要的空间。
　　傅立民指出，信任和不信任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一旦失去信任的话，你很难把它找回来。但是他认为中美现在没有到这样的阶段，中美现在只是会有一些疑虑，相互的猜疑，但是没有不信任，尽管有一些信任缺失，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傅立民指出，唯一可以促进信任的方式就是对话，他的办公室有一段庄子的话，讲到遥远国家相互之间建立信任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责任落在外交官身上。
　　孔根红表示，尊重包容，文明互建是推进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前提，这有两个内涵，第一中美应当相互尊重，包容对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第二个内涵，中美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双方应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不要制造矛盾，不要逾越对方的底线，不搞政治对抗，在国家的安全、主权、台湾、西藏等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上希望美方遵守原则，谨慎处理。(.东.方.早.报)

　　中美应共同避免沦为第三国工具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这个对话机制是两国政府间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从往年的对话成果清单看，确认平常时期两国间达成的诸多具体经济领域的往来项目和意向，是该机制致力于向两国社会提交的答卷。高层确认是推进基层落实的重要手段，不可低估其作用。
　　今年的对话，从环境性因素看，如何管控好战略领域的分歧，任务比往年更加突出。
　　笔者在过去三年来未间断地参加一个试图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提供知识服务的双边学者论坛。今年4月初的会议上，一位美方银行家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四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到访中国，中国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几乎不存在；是战略考虑将他带到了北京。
　　言下之意，四十年后，中国在美国经济日常运行中以及长足发展中的分量上升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却未得到满足；是中国认真考虑在战略领域回应美国关切的时候了。
　　当然，类似的思维，在中方考虑与美国相处的时候也存在。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密不可分，在现在和将来都如此。在战略领域，美方应更好地照顾中方的关切。
　　那么，在战略领域，中美之间的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
　　战略问题可虚、可实；可缓、可急。与研究者和决策者所依仗的参照点高度相关。一方的战略关切，不见得是另一方的关切。二者间在何时、针对哪个行为和现象有交集，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出现按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情形也是正常。
　　从宏观层面看，中美之间的战略思维分歧是：国强是否必霸。
　　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安全研究学者高度受到解读二十世纪初德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交往的历史的制约。如何避免中国重走当时德国、日本（今日的竞争对象被设定为美国一家）的道路，是全局性、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才有类似将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中国与所有国家的交往都事关美国的安危。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安全研究学者的思维，却没有美国同事那么清晰。除了涉台、涉藏、涉疆、涉海这些事关自身领土完整、政权和社会安危的课题之外，较难找到一个中国为何不得不回应美国行为的领域。严肃的学者中，鲜有关于中国如何去努力规范美国未来自身发展和外交路径的主张。和平共处的首要对象是美国。
　　自从2010年美国官员宣布将战略枢轴（pivot）放到太平洋(601099)地区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的焦虑在上升，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谈论战略互疑。与互信不足所不同的是：互疑包含了某种因不接受对方与本方交往的终极目的而排斥对方以及与第三方，步步设防的成分。这种思维，能影响到对国内政策（包括经济领域）以及与第三国外交的研讨中。对来自对方的要求或建议，很容易出现精华与糟粕不分的恶性结果。
　　其实，中美交往中的分歧由来已久，仅是今日更多地被学者精英和媒体提及而已。假如没有2008年开始的金融问题，国家脆弱不至于在美国的精英群体中形成共识。假如没有此后出现的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中国的精英们也不至于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态势有如此高的自信，且不论中国自身发展中的种种突出问题。
　　美国精英中的这种脆弱感，导致了一种不可自动缴械的冲动，其对外政策，从缅甸到南海，具有为了长远目标而不再后悔的逻辑。中国精英中的自信，面对来自美国的外交气势和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具有了一种忍够了、不能让美方得逞的逻辑。结果是，中美都自认为是大国，却自觉不自觉地在为第三国（总体力量上的小国）国内的某些利益服务。中美间分歧的来源在扩散。
　　就中美两国之间的长期战略态势而言，互信也好，互疑也罢，避免出现正面军事冲突，是整个近代史上的交往轨迹，也是未来互动的底线。这是一个硬道理，在两国都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大国自身的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能够依仗的基础还是大国自身的内部政治共识和国内种种资源配置。我们必须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训中汲取智慧，多一些就事论事，少一些深入剖析来自美方的战略意图。
　　对中美关系演变中的第三国因素，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第三国的交往对象也是全球性的，高估中国或美国对那个国家的影响，则不智。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不论其对华、对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都得努力同它们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的外交选择与美国最大的不同。
　　所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际，我们特别需要对时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种种热闹现象做淡定处理。把中美两国间的交往定格在如何有助于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上，管控好中美间在战略领域的分歧，就不是难事。(.东.方.早.报 .查.道.炯)

　　中美对话最大战略是消除疑问
　　观察家
　　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远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在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对话，其意义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首轮对话搭建了中美战略磋商的平台，第二、三轮对话偏向于经济议题，而这一次对话，则是战略在前，经济在后。双方的高层对话能否有效解决双方存在着的显性和隐性问题，将验证中美对话机制的战略性含量。
　　此次对话之所以关键，与中国最近遭遇的地缘政治挑战不无关联。而在具体的挑战背后，无不闪现着美国的身影。比如，持续超过两周的南海黄岩岛对峙事件，尽管属于中菲双边关系范围的波动，但是，菲方将争议国际化的企图则会导致事件的复杂化，而所谓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介入合法化。
　　又如，4月底美日发表了16年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在这份被称作确定今后几十年亚太秩序的文件中，美国直言不讳地提出要主导亚洲太平洋(601099)地区，而中国则要遵守规则。
　　中美的战略合作正呈现出奇怪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处于最高水平，而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水平低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又高于双方在亚太事务上的合作水平。简言之，越是离中国家门口近，中美合作就越是不顺畅，模糊面积就越大。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中美合作，究竟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是着眼于功利的，还是面向未来的。
　　必须看到，鉴于中美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双方长久以来存在的战略模糊性所带来的隐患，不仅对于中美双方具有危险性，对于全球也是如此。肩负国际义务的责任感，中美双方就必须消除战略疑问，在一个可预期、有底线、能兼容的情境中，解决问题，实现共赢。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远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美国高层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都表示：希望在一些关键事情上取得进展。战略层面的关键事情包括外交政策、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经济层面的关键事情指中国加快银行系统改革和进一步向美国市场开放等具体要求。美国既希望在传统的全球性事务中得到中国更多的合作，也希望在中国启动的新一轮金融领域改革中占据市场先机。
　　无论中美高层对话要谈多少议题，如何增进战略互信，仍是首要任务。就当下而言，在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实质性复苏迹象之后，实际上中美经贸领域的老话题敏感性已经下降，而战略信任度的敏感性则在急剧上升。这是美国应当回答的考题。即使大选年因素决定了美国战略模糊的客观性，也不能对此拒而不答。毕竟，战略互信是战略合作的基石。(.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