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谢国忠：香港经济政策重大失误 一直在制造泡沫

　　香港未能从1998年的房地产市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吸取教训。恰恰相反，这座城市一直在致力于重新制造泡沫。经过十年之久的供给压缩之后，借着美联储零利息率的东风，泡沫终于再次出现。
　　整个香港经济都受累于此。1997到2011年间，香港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2%，平均薪资年增2%。在同一时期，生活成本却大幅攀升-油价涨到原来的五倍，食品价格翻了一番，大陆用工成本上升至原来的三倍。不难明白，为什么香港人缺少幸福感。更具破坏性的，是香港经济对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过度依赖。
　　尽管香港被看作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但是很多香港居民，甚至包括一些三代共居的香港人，都只能挤在一间房子里居住。香港现有土地，有超过2/3没有开发。而填海造田这种新加坡获取土地的主要渠道，在香港同样有潜力。尽管通常人们会把香港的高房价归因于土地稀缺，这种见解却并不符合事实。香港精英阶层诱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为了隐瞒真相。
　　尽管香港经济政策存在重大失误，却不至于陷入崩溃，这是因为它可以从大陆汲取营养。大陆经济的繁荣也给香港创造了全新的产业-帮助大陆权贵阶层在海外进行权钱交易。这轮香港房地产市场繁荣就跟这类势力有关。而这个产业同样难以持久。这类交易在伦敦和纽约同样存在。不过，即便他们的精英阶层也一味钻营，那些城市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足以让当地人过上较为体面地生活。
　　1998年危机之后，港府采取措施，为土地拍卖制定了最低限价。由于政府是土地的唯一供应者，这样的做法就决定了：经济必然围绕着政府确定的底价来运转。那些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行业就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所以纷纷转场至其他城市。香港经济体系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博弈结果取决于何时购买房产。这个博弈过程只进行收入分配，而并不会增加经济总量。
　　除非香港经济不再把房地产当作战略核心，否则就难以确保美好的未来。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它的价值来源于房产使用者的竞争力。香港必须按照它自身的发展需求控制土地供给，而不是以维持房价为出发点。作为一个城市，应首先设定好人口目标和住房条件目标，例如每人不少于200平方英尺，然后由此设定土地供应计划。只要美联储提高利率，当前的地产泡沫还会像从前一样破灭。到时候，政府应该拒绝通过控制供给支持房价的做法，而是要把这看作一次进行经济重组的机会。
　　要控制房地产市场崩盘可能造成的损失，政府应该加强对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香港在房贷方面资本账目要求比较不合常规，银行发放房贷的资本要求只占借款金额的8%。也就是说，香港银行发放住房贷款时的资本需求接近于零，所以香港的抵押贷款利率才会这么低。
　　香港的银行系统，是房地产行业走向的放大器。这对开发商来讲也许是好消息，但是对整体经济发展却有害无益。如果把房贷资本要求提高到50%，与中国大陆地区保持一致，就可以起到显着增强本地经济实力的效果，这才是香港政府的当务之急。

冯婉眉：人民币地位5年内将超日元

　　汇丰银行香港区总裁、人民币国际业务权威冯婉眉日前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表示，人民币今后5年将超过日元，和美元、欧元同样成为三大贸易货币之一。如果资本交易实现自由化，人民币今后5年作为储备货币也将进入前五。　　
　　冯婉眉：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约30%，从去年9月以后下跌的情况也出现。人民币成为有升也有跌的双向货币的认识正在形成。中国还扩大了变动幅度，作为货币的灵活性正在提高。
　　记者：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提高？
　　冯婉眉：作为贸易货币的国际化正在提高。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是3.5万亿美元，其中有3300亿美元规模是人民币结算，也就是说中国贸易的9%～10%是通过人民币结算。
　　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到2015年预计50%的2万亿美元规模将是人民币结算。中国和日本也达成协议促进两国间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作用正在加强。
　　记者：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情况也似乎多了。
　　冯婉眉：作为投资货币的限制正在放松。不仅仅开放了人民币从海外流入中国国内，限制也明确了。人民币对中国的投资是限额制，但额度正在朝着增加的方向发展，日本的投资家可以更方便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香港发挥着国外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资金港作用。07年在香港创建的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额已经达到了2300亿元人民币。最近在和伦敦强化合作，通过将结算时间延长到香港时间的深夜，可以吸引欧洲的资金。
　　记者：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好像进展不大。
　　冯婉眉：人民币没有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识为储备货币，因为资本交易并没有完全的自由化。但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央行在外币储备的运用上已经加入人民币，对人民币表示了关心。
　　记者：中国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何时能实现？
　　冯婉眉：应该比大家一般预测的要早，2020年之前的可能性也有。资本交易自由化也有个定义问题。韩国、台湾对资本流动设定了一定的限制，也许会出现亚洲版的资本交易自由化。今后5年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的地位何时会超过日元？
　　冯婉眉：作为国际贸易的货币，人民币5年内肯定会进入前三。如果资本交易实现自由化，人民币今后5年作为储备货币也将进入前五。从总体看，人民币地位进入货币前三已经可以预测，但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
　　记者：中国不担心人民币离岸市场影响国内市场吗？
　　冯婉眉：中国阶段性、稳定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意志很明确。离岸市场和本土市场有价格的不同，这在美元和欧元市场也会发生。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越大，中国为应对市场的开放，离岸市场和本土市场的会进一步集约。
　　记者：汇丰的人民币战略是什么？
　　冯婉眉：汇丰的方向是成为客户进行人民币业务时首选的伙伴。在成为中国企业进行贸易、投资时的玄关的同时，也同时成为海外企业、投资家进行中国投资的窗口。
　　记者：上海的金融市场在扩大，这会不会动摇香港的地位？
　　冯婉眉：上海以莫大的经济为背景，规模和可能性都很大，具有竞争力，但在可预见的3-5年香港和上海无疑是持续建设性的持续关系。
　　将来香港和上海各自的特长可能被强调，香港在国际上作为人民币中心的作用会很大。目前人民币结算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9%多，将来3年预计增长至25%～30%，上海和香港两个市场都有十分发展的余地。

祁斌：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转型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在临近竞选年的华盛顿，各路政客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文章的大意是，中国近年来在科技论文和专利发明方面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在数量方面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且大有超过美国的趋势，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担忧。但是，文章的作者认为，这并不太值得担心，因为中国的论文和专利作假现象比较普遍，而真正应该引起美国人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子正在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
　　他特别提到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那里每天有几十个年轻的创业团队聚集，同时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也造访了这些年轻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咖啡馆和科技园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将有机会在中国催生出21世纪的硅谷。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很多时候有失偏颇，但这篇报道却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到所谓的G2（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但毋庸置疑，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增长、通胀和转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其中，最具挑战的是转型。
　　应该看到，尽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所以13连跳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
　　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
　　如果跳不上去，就会在低水平重复，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忍受力，比如对于污染、低收入的忍受力，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高，因为大家的期望值提高了。历史上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期望值提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这个在20世纪之初就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徘徊了一百年，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金融脆弱等各种社会乱象。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中国需要更具竞争力和更高经济附加值的产业群。这是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
　　未来十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大致匡算一下，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十年后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000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20%，就是10000美元，大致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大致是美国的四倍多。届时，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一，并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也就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十年对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十年。中国需要稳定十年，发展十年，而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怎样才能实现这十年的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好资本市场，用好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经济转型的推手
　　经济转型，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存量的整合，二是增量的发现，两者都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存量的整合指的是现有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这往往有赖于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19世纪末期重工化过程中的美国经济，正是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浪潮得以整合，从而在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独霸全球。
　　增量的发现指的是，发现和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焦点，都在于各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轮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强大资本市场的推动。金融危机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远远领先世界，脸谱公司引领社交网络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依然是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劲支持。
　　改革资本市场以完善结构性缺陷
　　温州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2011年4月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这听上去有一点荒唐。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房地产、煤矿、贵金属、绿豆、棉花等市场，甚至成为国际热钱，炒作境外房地产市场。温州现象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凸显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企业和资金对接的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这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时不我待，迫在眉睫。首先，要疏通渠道，增加平台，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只能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座叫债券市场，第二座叫三板市场，第三座叫PE市场，未来还需要规划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
　　其次，有了这些平台，还需要有效的监管，以保证它的公开、公平、公正，来的企业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只想着来圈钱，市场参与者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等等。
　　第三，还要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监管层正推动鼓励分红和退市等机制。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超过900%，全世界仅次于中国的韩国市场也只有200%，而发达国家在那一年大概100%左右。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交易比较活跃，投机性也相对较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一方面，长期资金相对稳定；另外一方面，是长期的大型资金，一定要专业的管理，所以它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资本市场是经济现代化的主战场
　　去年乔布斯的去世，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的确，乔布斯的热情和天分是难能可贵的，但乔布斯的奇迹是制度的产物。乔布斯和苹果的成长和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苹果1976年创立，1980年上市，乔布斯已经身价亿万，从此衣食无忧，因此有机会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人，以创新为使命。苹果上市后，并购了很多公司，整合了很多技术，也是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才得以实现。尤其是，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苹果全球的员工有4.6万人，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动员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夜以继日，奇迹般地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iPhone，靠的是一种激励机制，叫做股权激励。
　　我们都知道，iPhone的生产组装在中国的深圳，苹果的应用软件很多也都是在加州的中国人所写，甚至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爆炸式的销售业绩增长也是苹果股价一路飙升的重要推手。但中国却没有出现苹果和乔布斯。所以，美国的科技创新是依靠了科技与资本的对接机制，而这个机制的背后就是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金融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提出来服务于三农和中小企业。我国一个中部省份的一群年轻人创业，发明了一种地膜，一般的地膜是塑料做的，但是他们发明的地膜是淀粉做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自然降解，无污染；第二，庄稼长出来之后，不需要人工，自己就可以钻出来。这些年轻人创业的动力在哪里？想上创业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的热情，看到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也可以大有作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若干年中，在资本市场的牵引下，遍布全国的科技园区和成千上万的创业人群中，或许将走出中国的苹果和乔布斯。
　　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三个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公司叫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的时间；第二个公司是微软，花了25年；第三个公司叫谷歌，只花了7年。由此可见，世界的竞争是在加速的，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够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去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是没有机会的。
　　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500强，如果我们有机会浏览这五百家企业的名单，会发现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由此我们可以想及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一个财富500强，届时，从第1个数到第499个，基本上也都将是上市公司。未来十年左右，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发现，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过程，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独立董事等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
　　养老金入市重在制度建设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结合，这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前一段时间，在社会上就养老金入市的广泛讨论中，一些人把它简单理解为鼓励老百姓去买股票，甚至认为是要拿老百姓的养命钱去托市。这里有两个常见的误区：一是养老金有不同的层次，有以保证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也有需要寻求成长性的补充和商业养老金；二是所谓入市的市场，不仅指股市，还有债市，在很多发达国家，养老金的投资范围涵盖十几个甚至更多个不同的市场。
　　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推出了401K计划（企业补充养老计划），取得了成功，这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在关于养老资金投资的制度安排里，三个原则最为重要：一是专业投资，即通过筛选和委托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不鼓励老百姓自己抱着钱冲到市场里去投资；二是组合投资，在包括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多个金融市场中进行不同资产类别的组合投资，并根据不同性质养老资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风险承受程度，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最注重安全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绝大多数是投资于国债的，几乎不投资于股市，也因此规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成长性和回报率较低；而包括401K在内的企业年金等第二支柱和商业保险等第三支柱，在股票、债券，甚至REITS、PE、VC等各种资产类别中投资，因其投资回报率高，而在过去的几十年实现了非凡的增长；三是长期投资。美国养老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80年代初期，在随后的30年中显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效果，美国普通老百姓的401K计划中的养老资金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90%以上。
　　资本市场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涉及中国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也许投资需要择时，但制度建设不能再等，今天我们不推动，十年以后还是要从零开始。当然，资本市场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要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但两者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应该协同发展，协同解决。
　　由此想到，资本市场的改革是一个结晶过程，即首先是一堆分子先形成一个晶核。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拢到一起，也同时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当达到临界点之后，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养老体系建设和资本市场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一制度为什么这么重要？1930年，美国的通用汽车第一任总裁叫威尔逊，是一个大资本家，但是他有一点社会主义情结。他第一个倡导工人的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对此，美国的资产阶级很生气，这样一搞，工人不是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资本家了吗？事实上，威尔逊的做法很有远见，随后的近百年中，美国大多数的普通公民通过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参与了资本市场，成为了美国经济的股东。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推进养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通过制度安排，通过专业投资，将中国社会的富裕资金有序地引导到资本市场中去，与中国经济体中正在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企业群体对接。这样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好事。
　　大国崛起需不断改革体制机制
　　过去的30年中，尽管过程中遇到很多波折，也有过很多的忧虑和挑战，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体呈现了加速的态势。在2000年，世界普遍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2050年后。去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将时点提前到2016年。
　　中国经济为什么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这个背后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就是13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个不可逆和加速的过程。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发生交易的可能数目是一个排列组合的过程，2个人参与，可以发生一个交易， 3个人是3个，4个人是6个，5个人是10个，6个人15个，7个人21个呈现出一个级数增长，或者是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影响经济总量的因素，除去交易对手方的增加，还有基础设施的改进，比如法律体系的完善，交易规则的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社会文明的进步，等等。资本市场的建设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2006年，在北京郊区的地道战遗址，我曾经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有27个农家菜的广告，肩并肩地排在一起。我想那可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在中国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行业，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丝毫不害怕竞争，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动力。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但往往缺乏一点竞争规则。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各项制度建设的完善，将有机会使得中国经济被纳入一个更加透明、公开、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将会更好地将这种创业精神唤醒，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
　　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是一个十三亿中国人遭遇到市场经济的故事，未来的30年，应该是这个故事的延续。今天的我们，正好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
　　2010年底，中国跨越了人均4000美元的门槛。如果时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时，世界在猜测，是美国崛起，还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不可思议。美国今天人均GDP为4.7万美元，阿根廷只有0.6万美元。但一百年前，起点是一样的，而且阿根廷这个国家资源很丰富，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耕地面积竟然和美国相当。
　　世界似乎在轮回。一个世纪后的世界今天又在猜测，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中国在走过人均4000美元之后的竞争力是什么？大国崛起竞争的是什么？从美国和阿根廷的百年兴衰来看，不是起点，不是资源，是体制机制。
　　近期备受关注的南海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崛起态势的加速。世界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参与到南海的纷争之中，使得南海一举成为了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许也标志着中国真正迈入了大国时代。大国的一举一动，必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难免要百般思量，如履薄冰，因为我们不希望前行的步伐受到羁绊，这是成长的烦恼，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当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在世界舞台，欧洲最流行的理论叫美国威胁论。或许，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改革体制机制。中国有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中国社会有两只老虎：一只叫做改革，一只叫做社会问题。两只老虎不知道对方在哪儿，可能都跑得很快，我们希望改革这只老虎跑得比另外一只老虎快一点儿，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并在此之后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真正的崛起。
　　而今天中国改革的本质仍然是怎样去推动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力。中国过去30年的奇迹，始于中国一个产业的市场化，从中国农业的包产到户开始。结果是，同样一片土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写过一本书，《谁来养活八亿中国人》，今天中国的十三亿人中，减肥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最大烦恼。
　　今天，中国依然有很多领域需要市场化，也可以市场化。金融领域是一个典型，大量企业找不到资金，大量资金找不着企业。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不够有效。医疗领域可能是另一个典型，一大帮病人找不到大夫看病，一大帮医学院的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也是因为这个领域不够市场化。我们相信，这些领域逐步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生产力，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和转型的最大动力。
　　作者为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资本市场讲座的录音整理.(.财.经.网 .祁.斌)

易宪容：稳增长与过往刺激政策大有不同

　　稳增长所关注的焦点，更多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性，因此，所采用的政策工具更多表现为间接而不是直接方式，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都是如此。如此看来，货币政策仍应坚持让今年的信贷规模及货币增长回归常态，只需采取预调微调即可。
　　自中央政府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之后，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启动、一些重大在建项目复工、扩大内需的政策调整、结构性减税开始及放宽民间资金进入多个敏感行业的门槛等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陆续在出台。这些稳增长政策，与以往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其作用不仅在于减弱当前国内经济下行的风险，而且更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战略转移、促进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等。
　　这也就是说，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的目标重点，在于保持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与繁荣。比如说，稳增长不是要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又回到早几年两位数增长水平，特别是不再出现2009年那样GDP增长的V字型反弹，而是要保证经济增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规划的GDP增长7.5%的区间，或者说，稳增长就是让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在新的中速增长水平上。这既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规划的目标，也是十二五规划已经设定的内容。正是在这意义上说，在国内经济没有出现质变的情况下，稳增长政策所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长期经济增长持续稳定性，而非短期内回复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水平。
　　因此，这次稳增长经济刺激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更多表现为间接方式而不是直接方式，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都是如此。比如扩大投资是刺激政策主力，但这次没有2008年那样的四万亿元巨额财政投入，也没有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而是就不同的政策效应采取不同的政策。
　　从短期效应看，让一些停工的在建项目恢复上马，放开与增加对保障性住房的信贷等，不仅有利于钢铁、建筑材料、水泥等过剩产品的去库存化，也有利于银行信贷需求增加，并由此带动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从中期效应来看，让民间资本投资进入电信、能源、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将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不仅增加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及这些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来源，减轻政府巨大财政负担，提高这些项目投入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滞留在金融体系之外的大量的民间资金得到了好的投资渠道，由此大大降低了私人部门大量的金融脱媒给整个国内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的严重风险。可以说，如果当前刺激投资的政策仅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及货币定量宽松，那大量流动私人资金难免不借机流窜炒作，推高各种资产价格，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而放宽民间资金进入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行业，不仅能弱化这些行业国有资本的垄断性，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以便让民营经济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中长期的效应来看，所采取的政策工具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扩大投资会加大对西部地区及农村的重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对于西部这些地区的重大公共设施投资，中央财政应改变以往那种中央财政出一点、地方政府再出一点、基层政府也出一点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政策，而是对这些自然生存条件还好、经济落后及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地方采取中央政府直接转移支付办法，帮助这些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满足快速发展的经济要求。可以说，该项政策不仅有利于这些地方经济中长期发展与繁荣，也有利于缩小国内区域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其次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建立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前者的关键在调整当前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及增加居民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后者则是确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现实切入点。可见，稳增长经济政策的民生性十分突出。比如，政府所强调要求那些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上马，很多项目都是与民生长期性与短期直接有关。这不仅包括了铁路、公路及城市基础建设，也把直接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项目也纳入了该投资范围。比如宽带入户、教育卫生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所以，保证住房市场真正转型为以居民消费为主导市场也是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内容。
　　不过，对于这样的政策思路，市场各方的理解可能差异较大。当看到国内4、5月新增贷款不足时，有市场人士认为，疲弱的信贷反映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太慢。因此，不少市场人士希望央行加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比如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力度，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尽快动用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下调基准利率，以便增加企业信贷需求，刺激企业投资欲望等。
　　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没有理解当前中国货币体系及利率工具对市场的作用。一般来说，虽然从形态上看，中国货币体系与利率体系与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别，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基准利率是银行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而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基准利率都是货币市场拆借利率。前者是对商业银行风险定价直接管制，后者则要通过市场多次转换才能影响到银行存贷款利率。同时，国内银行利率还有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及贷款利率下限管理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银行之间的竞争并非是价格上竞争，而是信贷规模的竞争。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成了央行货币政策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当前国内银行信贷需求减弱，并不在于利率高低，或利率过高使用信贷需求的下降，而是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放出贷款。
　　基于这样的背景，只要政府货币政策有些许放松，就会引发新一轮过度信贷扩张之潮。
　　因此，在计划2012年信贷规模为8万亿的基础上，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过度放松现有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仍应坚持让今年的信贷规模及货币增长回归常态，只需采取预调微调即可。稳增长切不可走向2008年的老路！（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叶檀：铁道部的鸿门宴

　　铁道部向民资大摇橄榄枝，从干线到支线，从工程勘察到建设物资设备采购投标，大门敞开。
　　有前车之鉴，民资顾虑重重。民资进入一没有管理权，二难有红利，三无法建言铁路调度，四无独立核算体制，更重要的是，铁道部门的寻租让人担心所有的投资都会成为沉没成本。铁道部门必须徙木立信，向市场证明改革的决心，而不是圈钱的动机。
　　2012年5月28日，关于铁道部的醒目新闻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滥用职权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开除党籍，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这是来自铁道部顶层的寻租事实，今后能否有所收敛是树立民资信心的关键。
　　与此相对的，一位哈尔滨铁路局的员工告知笔者，5年前建成的伊阿线（合资铁路），到现在也没有正式运营，每年亏损巨大，原因是与之衔接的白阿线（沈局的），没进行配套改造；伊阿线一列车挂50多节车厢，到了阿尔山北站，向沈局白阿线开车，一列只能挂12节，严重影响运输能力，由于是两个局之间的事，就互相扯皮。更加让人气愤的是，伊阿线处于闲置状态下，满洲里又向阿尔山修建一条满伊线。
　　笔者查询相关新闻显示，2006年8月28日，伊敏至伊尔施铁路开工建设，全长185.406公里；2010年2月26日10时15分，新建伊阿线全线正式开通运营。工程由铁道部、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等5家合资组建的呼伦贝尔两伊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就在伊阿线建设时，2008年5月8日，满伊铁路东西旗段举行了开工典礼。两条线有部分重叠，可能是让这位朋友气愤的运煤重点区域。寻租空间与地方利益如此之大，并不奇怪，铁路局官员被双规、被免职、接受调查、甚至自杀身亡的新闻并不少。
　　当然，决策者可以说满伊铁路是中国向北打通中俄通道的国际大动脉。但在建设时的设计、运能的考虑、资源的浪费不容小觑。这就像大城市间的城际轨道交通与高铁项目是否存在浪费，是否需要在同样的两个城市，铺设两条快捷轨道交通网络？如果认为需要，那现在资金紧张就是自找的，有多少钱都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表示门户开放、要求货运价格上涨，都是态度问题，铁道部要证明决心，要做两件事。首先，实行独立的核算体制，让参与铁路建设的民资、所有的铁路消费者明明白白地亏，明明白白地赚；其次，要做到监管与运营分离。铁道部行监管之责，在全国一盘棋的立场上综合全国的调度权，瓦解一个个铁路局的独立王国，让合资铁路公司拥有起码的知情权与建言权。
　　以下是民资参与铁路改制的经历，可谓屡败屡战。此次如果吸引民资再成忽悠民资，则铁道部再无信用可言。
　　1998年，由著名学者南怀瑾联合地方政府与铁道部合资修建的浙江金温铁路正式通车，通车当年，南怀瑾即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2005年，浙江光宇集团联合上海铁路局、常山县国资公司合作投资兴建浙江衢常铁路，2006年光宇集团连续减持股份，2007年彻底退出。在当前全国成立的合计近200家民资参与的合资铁路项目中，正式运营的仅有50家左右，民资退出的占相当部分。只有运煤的短途货运铁路偶有成功，这又不算成功，一则内蒙古伊泰煤炭公司投资运营的呼准铁路取得盈利后，2009年铁道部即一度表示将呼准铁路收归铁道部；二则短途货运与铝厂自己发电差不多，不能因此说中国的电力已经市场化。
　　吸引民资，铁道部需要重建的是信用，信用，还是信用。(每日经济新闻)

皮海洲：如何培养壮大机构投资者

　　5月25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十四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要适当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努力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
　　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一直都是股市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使命。一方面，股市的发展需要机构投资者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为融资服务的需要，中国股市也需要有更多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广大投资者参与进来，为股市提供更多资金。但是，如何培养壮大机构投资者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当然是让股市更具投资价值。不过，目前中国股市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显然还不够。
　　在这里，投资者不妨把目光聚焦到5月23日深交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的通知》上面。自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就一直遏制炒新、炒小、炒差之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3月7日，深交所发布了史上最严炒新限令――《关于完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的通知》。根据该通知，股票上市首日，盘中成交价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10%，或者盘中换手率达到或超过50%，深交所都将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至收盘前3分钟。但这一被证实有效的炒新限令，在5月23日深交所发布的新通知里却被修改为临时停牌1小时。这显然放宽了炒新行为。
　　为什么要放宽炒新？玄机在于从5月25日开始，按IPO新政发行的新股就开始挂牌上市。而IPO新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向询价机构进行利益输送，不仅解除了网下配售新股3个月的锁定期，而且将新股发行份额的50%向网下配售。如此一来，在新股上市首日，询价机构就可以将网下配售的新股套现。如果新股上市首日停牌措施过于严厉，显然不利于询价机构套现，于是就有了深交所对停牌措施的修改。
　　深交所对停牌措施的修改，明显是为了照顾询价机构的利益，它连同IPO新政一道，成为向询价机构进行利益输送的重要环节。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新股询价，但它是对股市三公原则的破坏，不利于股市健康发展。而且，这种不停地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最终只会让股市成为无水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