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持续至今，希腊已命悬一线，欧元区危如累卵。欧元区国家的“同床异梦”再次证明：所谓的集体理性，其实是伪命题。

　　对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热推的以欧元债券这个防火墙来降低欧元区边缘国家融资压力的主张，欧元区最具实力也最具理性的德国持强烈反对立场。在一直不愿“奖懒罚勤”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看来，所谓共担欧元区债务的构想，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集体捆绑。除了增大德国的融资成本之外，更会降低南部国家推行刮骨疗疾式改革的动力。德国人不是傻瓜，在基准10年期西班牙国债对德国国债的利差在500个基点上下的情况下，怎会轻易答应发行欧元债券呢？更不用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的一连串成效不彰的救助措施，或许也在间接提醒柏林：即便发行了欧元债券又能如何？

　　德国的高信用有其内生的机理，况且日耳曼民族向来有深耕实体经济的传统，对金融资本的热情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也是最低的。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当年，科尔、密特朗、施罗德以及希拉克等德、法领袖原本冀望通过加速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来节约交易成本，进而将欧陆打造成比肩美国的超级经济体，对再现欧洲的集体繁荣寄予了厚望。岂料，政治热情与经济憧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竟是如此脆弱！正如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欧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教训表明，绝不能低估集体非理性的风险和民粹主义政客们的危害。在金融危机期间避免道德风险的最佳方式，应当是建立更强大的机构和更好的制度。

　　其实，即便有了好的制度设计与配套的机构存在，假如没有有效的执行力，也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区域经济整合尤其是货币一体化，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有关参与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去持续扩大成长空间，并尽可能地节约交易成本。而从欧元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与现实表现来看，如果对约束条件考虑不够，仅有前瞻性的整体设计，是无法通向理想经济道路的。换句话说，在经典资本主义云集但从未铁板一块的欧元区，其经济融合的摩擦成本已被证明要远大于一体化之后的收益。

　　希腊沦为欧元区的“烫手山芋”，既是当年欧陆大国领袖们好大喜功并急于求成种下的苦果，也是希腊这个曾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国家失去进取心且追求高福利享受刚性化的一种机制化扭曲。希腊选民可以拒绝紧缩，可以反对减支、增税和启动结构性改革，但这些群体性宣泄，本身并不能修复公共财政和提振实体经济竞争力；希腊政客们也可以为了讨好选民而拖延改革，但却无法高估本国在欧元区乃至欧盟棋局中的地位。假如希腊真到了违约失控的那一天，尽管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经合组织(OECD)尤其是区内最具救助能力的德国当不至于无限托底。因为这不是责任感缺失不缺失的问题，而是能力边界有限的问题。倒是一直存在侥幸心理的雅典政府、希腊企业和民众，届时恐将不得不承担大部分成本。

　　笔者更担心的是，在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已经被趋势抛离的欧陆经济如今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假如德、法等区内稳定力量因为非合作性博弈而无法拿出决断力与切实有效的药方，则欧洲十多年来辛苦打造的统一货币体系有可能因为希腊脱轨而在今年秋天走向崩溃。

　　摆在默克尔与奥朗德面前的政策选择不是没有，而是如何尽快找到两国交集的问题。例如：如何找到银行资本重组与问题解决机制，如何借助国际经济组织和外部力量向希腊、西班牙等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如何通过加大政治一体化进程和收紧财政制度来共度时艰。假如最终无法实施共赢决策，届时失去耐心的德国用经典的马克代替欧元，世人当不必奇怪。而享受福利资本主义好多年的边缘国家届时除了勒紧裤带，大概别无他择。

　　欧陆国家不必抱怨全球金融老大美国不厚道，也不必羡慕不列颠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美国人早就知道，雄心勃勃的欧陆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强化全球竞争力的战略安排，对美国来说是最大威胁。于是，在世纪之交，美国一方面不断强调强势美元政策将延续，以增强各国对美元支付体系的信心与依赖，另一方面巧妙地发动科索沃战争，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加上欧元设计固有的缺陷，使得欧元走势此后跌宕起伏。而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通过极为畅通的美、欧金融传导机制很快在欧洲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式冲击，很快，希腊等欧元区最薄弱环节开始掉链子。于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欧元，终于演变成为欧洲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至于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冲击，经济陷入衰退泥淖，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却是最稳定的两大强国之一。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欧陆国家都在憧憬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付诸实践后带来的诸多红利时，英国却根本不急于加入，也从未想过要放弃英镑。尽管英镑一度日薄西山，但对英国人来说，维持英镑显然要比支持欧元有更多好处，至少能避免欧元运行机制的巨大漏洞给英国经济带来的困扰。英国人太清楚，大英帝国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既有地位，就必须利用自身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当然还需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事实上，在这种保守而精明的策略下，今天的英镑是全球第三大货币，而英国却部分置身于欧元区的严重危机之外，英国人在货币上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巧妙运用金融这个力量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既值得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细细品味，也特别值得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虚心镜鉴。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