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叶檀：怎样的公司是股市改革绊脚石

　　大张旗鼓的股市第三次改革，被设置了大大小小的绊脚石，太平洋证券可能是其中之一。
　　该公司上市之初受到置疑。2008年3月，《证券市场周刊》封面文章《太平洋证券上市路径》，该期杂志畅销。《证券市场周刊》的文章，是一系列追问。由于资料是如此翔实，笔者引述如下：2004年年初，太平洋证券作为问题券商的拯救者而成立，这家中等规模的券商成立三年多时间迅速完成了增资、换股、上市的三级跳。虽然三年中，有两年业绩为负，累计亏损8000多万元，公司还是选在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成功上市。当前，很多券商由于受连续三年盈利之困，而苦等IPO；还有一些券商陷在借壳上市的问题中。
　　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似乎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因为没有发行新股，所以不是IPO；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虽有换股操作，但太平洋证券上市启用了新的上市代码，而不是采用云大科技的旧代码，所以也不是借壳。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令专家感兴趣的是其上市的独特路径。
　　与太平洋上市有关的两个文件，一个是证监会机构部批准其增资扩股的批复，另一个则是证监会办公厅以函的形式对其上市进行的批复。前者不涉及上市问题，后者的发文主体没有上市审批权。这让人们理解为公司上市的审批是否有了新的模式？遗憾的是，这种模式的内涵和操作，公众并未能获得公开的信息。不负所望，太平洋证券上市后，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业绩、再融资与套现，给市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业绩与暴利背离的典范。
　　上市未能让业绩腾飞。2008年四季度，太平洋证券净利润为-1.10亿元，今年一季度为1635万元。该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小，营收低迷，在券商股中业绩倒数，市盈率高。
　　再融资是上市之后的重大主题。今年5月17日，太平洋证券公布新增发预案，计划以每股10.28元的价格向不超过十名的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5亿股，募集资金50亿元人民币。早在2008年太平洋证券刚换股上市3个月时，太平洋的董事会就抛出了一份90亿元的融资方案。如今3年过去，募投方向中的八项业务，只在权证和衍生品业务方面做了少许变更，以至于有媒体感慨3年如3个月。
　　套现是另一个主题。太平洋证券上市之后较为吝啬，也许是因为家底较薄，上市3年来，2010年以每10股派0.2元的标准为所有股东分红3000万元，几乎创上市券商分红最少之最。但套现却极其爽快，没有丝毫资本少、分红少的羞愧与不安。根据数据统计，从2011年3月8日开始到2012年2月20日，太平洋证券5位大股东共进行了71次减持，共计减持1.6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11%。
　　地狱没有尽头。今年5月初，太平洋发布减持公告，2011年11月18日至2012年4月27日，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累计减持太平洋90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至此，公司4名一致行动人股东已经累计减持1.6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占其持有股本的1/3。《投资者报》再次计算，自上市以来，公司大股东的巨额套现已达20亿元，占太平洋2011年净资产的95%，这意味着公司股东套现资金几乎可再建第二个太平洋。公司在公告中还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这些股东不排除再度减持太平洋的可能。
　　该公司股价下降八成（除权后），市盈率远高于同业平均市盈率，分红尽显铁公鸡风范，在商业伦理方面则为捍卫股东减持权而发声，该公司声称还将扩展国际业务。对此，投资者只能项视膜拜。从上市到套现，数个疑问，无一有答案，可以确认的是，几十亿的财富已经找到了新的主人，原始股东获益6倍左右。
　　股改需顶层设计，需个案突破。一粒老鼠屎，可以败坏整个市场的信用根基。A股市场的老鼠屎，显然不止一粒。(每日经济新闻)

许意强：谁将百元股价公司逼上绝境

　　孤注一掷让海普瑞(002399)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轮跌宕起伏的过山车游戏，也开始将自己逼上绝路。
　　日前，海普瑞（002399）的股价已经连续多日跌破公司于今年2月刚披露、旨在激励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所披露的行权价格29.79元。这意味着，如果海普瑞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前无法通过业绩推动资本市场的股票价格上涨，那么这一激励计划也面临无法实施、更面临着无法达到激励中高层管理人员积极性的多重尴尬。
　　股价从154.28元下跌至20多元
　　从登陆资本市场没有几天便创下154.28元高价股神话，到如今股价持续徘徊在20多元的低位，海普瑞所描述的肝素钠故事最终还是被资本市场无情地打回原形。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身陷海普瑞泡沫的众多投资者来说，他们的损失又将由谁来买单？事实上，在任何神话和奇迹的背后，都一定隐藏着商人为求利不择手段的秘密，单条腿走路的海普瑞，已经被市场和自己逼上绝路。
　　变脸成为海普瑞自上市以来最大的关键词。
　　让海普瑞频频变脸的原因，正是其唯一主营产品肝素钠。《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上市之初推动海普瑞创造148元高发行价的原因，正是来自于其生产的肝素钠是中国唯一获得美国FDA公开认证。这意味着，众多中国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普瑞独享美国市场。
　　福祸相生。正当人们都关注创下148元高发行价的海普瑞在资本市场股价一路走高，曾创造出154.28元新高价不久，其市场业绩就迅速陷入跌跌不休通道中。《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上市不久，公司业绩就开始变脸：2010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下滑24.85%，公司股价最终在2011年4月22日跌破百元，落选A股百元股阵营。截至2012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已连续5个季度下滑。公司预计2012年上半年将会出现低于50%的降幅。
　　这意味着，上市以来海普瑞所获得的高股价光环背后，却是市场营收迅速开始持续下滑。数据显示，海普瑞2011年股价累计跌82.25%，成为A股十大熊股之一。股价以148元发行价计算，累计跌幅为82.47%。
　　与汉王科技(002362)的一款主打产品电子书曾经在为企业创造上市第一年业绩大幅攀升后迅速调头直线下滑、最终荣登中国股市十大亏损股颇为相似，海普瑞也在资本市场上以肝素钠这一产品掀起造神运动，最终也因为过度依赖这一产品也在商业市场竞争中陷入业绩持续变脸、股价跌跌不休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海普瑞上市之后就陷入业绩变脸的漩涡，是天灾，还是人祸？海普瑞并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不过通过对海普瑞2011年业绩报告的解读后不难发现，这样一家过度依靠某一款产品、过度依靠海外市场的企业，在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成疑、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不佳背景下，却能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是对投资者综合判断力的考验，更是对市场监管当局的蔑视。
　　主营业务过于单一
　　在海普瑞业绩持续变脸的背后，正是企业的主营业务、主营市场、主要客户存在巨大的变数，一旦海外市场出现订单锐减，将会直接引发海普瑞的资金链紧张、断裂最终走向倒闭。
　　2011年，海普瑞毫无意外地向投资者交出了一份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双双下滑的成绩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24.94亿元，比2010年下降35.26%；实现营业利润7.19亿元，比2010年下降49.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8.57%。
　　对于业绩和利润持续下滑的原因，海普瑞给出的解释是，2011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区域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持续低迷，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控制逐步加强，同时美国FDA陆续批准了仿制依诺肝素制剂和新肝素制剂的上市，使得下游市场竞争逐渐加剧，对公司产品销售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此，有投资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从上市之初创造的高股价神话，到目前交出的业绩、利润双下滑的成绩单，这让我更加坚信，海普瑞不是一家值得长期投资的股票，只是一些机构和私募炒作的工具。
　　投资者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目前海普瑞唯一的主营业务便是肝素钠原料药，2011年海外市场出口占比达到近90%，同比下滑39.8%，这也是直接造成海普瑞业绩、利润双下滑的直接原因。当年，海普瑞前五名客户的收入总额占比高达86.17%、前五名客户合计应收账款占比高达93.02%。
　　一位财务分析师指出，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主营业务单一、销售渠道集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目前，海普瑞不仅是主营业务单一，而且销售渠道过度集中，更为重要的是，其主营市场甚至在海外，这些对企业来说充满着巨大的变数，稍有不慎都会出现倒闭。
　　对于一直依靠为欧美市场客户提供订单式生产制造肝素钠的海普瑞而言，如果因为欧美经济恶化导致海外客户订单取消，后果不堪设想。
　　海外市场下滑将公司逼上绝境
　　登陆资本市场的海普瑞在市场竞争中，正在步步惊心的外部环境下艰难前行，却面临着两头受阻的尴尬：一方面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导致运营成本增长；另一方面，海外市场受经济环境影响出现需求下滑、价格下跌的情况，必然导致企业的市场售价下跌，在今后一段时间还将面临量跌利下滑尴尬。
　　当前，欧美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并没有止步迹象，作为支撑海普瑞90%市场份额的欧美客户，从2011年开始已经出现订单下滑的迹象。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降低成本美国FDA陆续批准仿制依诺肝素制剂和新肝素制剂的上市，一旦这些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必将会对海普瑞的肝素钠原料药需求和市场供价造成直接冲击。
　　目前，海普瑞募集的资金已经投入用于肝素钠原料药的全产业链布局，一旦海外市场出现需求下滑甚至客户订单取消，这无疑将会对公司的战略布局造成较大冲击。短期来看，海普瑞除了肝素钠之外，并没有进行其它战略业务的储备，这意味着，一旦主营业务受海外市场冲击，对公司发展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肝素钠到底是公司董事长李锂一生所依赖的事业，还是一门短期谋利的生意，或许已经无人关注。但以高度依赖一个市场、一个产品经营策略，对赌资本市场，李锂损害的无疑正是资本市场众多中小股东的利益。

郎咸平：社会蔓延对国企愤怒 第一步要砍掉虚胖

　　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迷失了方向，社会到处蔓延着对国企的愤怒。我们的国企起家有三种方式：一是自然资源；二是特许行业；三是政府拨款或者划拨资产。我们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是无偿送给国企的，比如油田、无线频谱、航线，还有土地，如果国企没有这些免费资源，根本不赚钱。我们的特许行业根本不准民营资本进入，其实就是拒绝市场竞争。政府拨款的钱从哪里来？纳税人。这就是你的原罪。你应该把这些老百姓免费给你使用的资源经营好了，让我们的油价、电价更低，更有利于环保，你必须把这些做好了，因为这是你的信托责任。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你国企拿着老百姓免费给你的资源获取暴利后，非但没有给老百姓什么好处，还动不动就哭穷，天天嚷嚷要涨价，你已经完全触犯了老百姓忍耐的底线。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全卖掉吗？我们是不是非得走苏联的激进改革路线？石油、电信这种行业，不让国企做容易，卖掉就是了。可是，卖给谁呢？外企肯定不行。那卖给私企呢，有谁能接这么大的盘？有人说可以通过股市减持，可事实证明，中国的国企实在太大了，中石油拿出一点点股票在A股上市都让股指狂泻不止，还怎么靠股市减持？对于国企改革问题，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本书中给出了药方。
　　我们应该寻找问题的根源。中石油、中移动、国家电网为什么这么强大？就是因为它们能无偿占有大量国家资源。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只是对国企进行改革，比如说卖掉，就很有可能会像苏联那样，造成国企一夜之间被权贵寡头据为己有的悲剧。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去修补这些养肥国企的政策漏洞，因为国企的虚胖只是表面症状而已。等这些虚的利润没有了，这些巨无霸的市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那时候， 无论是减持还是退出，都是行得通的。
　　看看我们的国企现在都在做什么？就拿房价来说吧，温总理三番五次地说要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可是国企地王却屡创新高。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台，但当月70%的地王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还有，2010年政府要求国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结果到目前为止，70多家涉及房地产的国企只有20家退出了。我发现，国企的经营现在处于有点失控的状态，因为它们不光涉足房地产，还涉足银行、港口、酒店等等，几乎什么都干。
　　那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其实也很简单，对国企的经营范围进行横向限定和纵向限制。一方面，横向限定就是限定产业，对于国企的经营产业多要在章程内固定并立法确定，然后国家工商总局和地方工商局监督，只要出资人里有国企的身影，这个企业就不许经营这个国企的被限定产业之外的事情，否则就不允许其注册工商营业执照。此外，再特别规定，除了国资委直属企业，任何国企的经营范围都不许包括股权投资，这样就防止国企以战略投资、产业引导基金的名义变相跨业。
　　另一方面，在单一行业，要限定国企不许做民企能做的下游和配套产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只许做上游，下游包括批发和零售业务应该有序逐步完全退出。因为只要上游的垄断企业进入下游，就必然导致下游的民营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比如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就只许经营国家骨干网，而城市内的接入服务，也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上门零售服务的只许让民营企业做。实际上，限制经营范围对国企、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只有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国企才会将更多的财力、人力放到核心技术研发中去，也只有靠这种方式增加的利润，才是国企真正的业绩。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对国企的研究究竟错在哪里？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竞争。我们误以为一个行业里有几个国企就算是竞争。我们完全搞错了，竞争不是看参与者数量的多少，就拿招投标来说， 如果说参与者彼此知道底价，就可以围标，这样竞争就形同虚设。所以说，市场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平等开放。而如果把参与者能干预准入门槛，甚至设计游戏规则视为市场经济最大的腐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市场的灵魂是反腐败。因此，亚当·斯密呼吁看不见的手，就是希望以此对抗腐败。
　　最后，对于国企的管理，除了考虑财务指标和管理指标，还应该引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尤其是我们的垄断国企很多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涨价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所以，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让部分国企适度亏损，就像之前讲的北京公交补贴，公交车价格降下来以后，既能引导老百姓多坐公交，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也是我们国企的职责所在。
　　在这里我想表个态，我们对国企的看法和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不同，也与世界银行截然不同，虽然他们也呼吁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我们希望和这些人划清界限：他们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他们在贩卖一卖就灵的假药， 他们这些假市场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实是希望这些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认为他们完全在误导改革。国企现在的种种弊病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国企治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让国企看起来虚胖。对于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限制国企享受补贴和免费资源，这样才能逼着国企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来赚钱。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国企赚钱、赚大钱，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国企赚的钱不是靠滥用垄断地位搜刮老百姓；第二，国企赚的钱不能自己留着，必须上缴财政，然后返还给老百姓。
　　国企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需要正确的国企改革，更需要让人民受益的国企改革，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假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此，我们需要推进的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之前某些学者鼓吹卖掉国企、分掉国有股的想法太天真。对于这些人，我想请问：你天天惦记着那点儿国有股，是何居心？

吴敬琏：再砸四万亿现在不行 政府要耐住寂寞

　　今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在深圳君悦酒店举办。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目前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谢谢雪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所以今后要靠原创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你很难在技术上能够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从上面的就是我们要强调创新，今后我们不能说是领跑世界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已经变成第一梯队的一员了，我们如果不能够有原创性的改进，那么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因为人家的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了创新，但是也发现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在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是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但是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的东西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所以当时在十一五的时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时候其实都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制造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是要被取代还是应该提升？这个创新是不是也要体现在我们原有的制造业里面呢？应该体现，因为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实现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所以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N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能够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A叫做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曾经前一段时间在广东调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
　　我看到汪洋书记在今年的广东干部会议上，他给广东的干部也强调了陈清泰同志讲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不管你在什么领域的企业，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们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从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是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这个经营条件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就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一是害了这个企业，第二是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二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三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够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最后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话贡献给政府官员，广东省委为了准备这次党代会，他提出中心的口号叫做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实现转型升级。省委为了准备这个党代会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参加过两次。有一次我就听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给汪洋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通俗。他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谢谢大家！

皮海洲：QFII输血A股作用有限

　　独立财经撰稿人、财经名博皮海洲5月22日在其微博中表示，QFII输血A股作用有限。
　　今年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局对QFII额度的审批明显加快。截至5月16日，已核准38家QFII机构共计43.73亿美元额度，基本接近2010和2011年两年核准的QFII额度总和。与此同时，证监会与外汇局达成共识，将简化审批程序，进一步加快QFII资格和额度审批速度，在审批中坚持优先考虑长期资金的政策，鼓励境外养老金等长期资金进入。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非常重视引进长期资金的工作。加快QFII资格与QFII额度的审批，就是证监会引进长期资金的一项重要措施。此举被有关媒体认为是为A股市场充血。
　　皮海洲认为，证监会加快QFII资格与QFII额度审批，确有为A股市场充血之意。由于最近几年来A股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引进QFII为A股充血的意义非常有限。皮海洲说：目前A股的流通市值达到17万亿，而包括今年新增的500亿美元额度，QFII的总额度也只有800亿元美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仅仅只是相当于一年的IPO融资额度。而且在目前获得QFII资格的167家QFII中，只有138家QFII累计获批投资额度260.13亿美元，实属杯水车薪。
　　有一种观点认为，QFII的进入，尤其是境外养老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增加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对我国养老金、企业年金等机构入市产生示范效应。皮海洲认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主观臆断。我国养老金是否入市，关键是看A股市场是否具有赚钱效应。如果A股市场具有赚钱效应，而不是一个圈钱市场，养老金入市自然会得到各界人士支持；如果A股市场只是一个财富的粉碎机，就算境外养老金进入A股市场，我国养老金也不应该入市。
　　就A股市场的发展来说，引进QFII是必要的，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但QFII永远都只是A股市场的配角，而不是救世主。A股市场的发展，关键是要搞好A股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让A股市场成为一个能够给予投资者以相应回报的市场，以此来吸引包括广大国内个人投资者在内的全体投资者的参加。否则，在管理层积极引进QFII的同时，国内投资者却处于观望甚至是退出股市，这对于A股市场的发展无异于背本趋末。皮海洲说。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证监会确实在对A股市场的制度建设加以完善，比如重视现金分红、推进IPO改革、完善退市制度等。但目前出台的这些制度对于完善A股市场的制度建设还远远不够，并不能改变A股市场圈钱市的本质，并不能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皮海洲认为，A股市场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境内投资者的进入，有必须在增加股市吸引力上方面进一步下功夫。这将比加快审批几十家QFII进入A股市场要重要得多。

李大霄：若有效降低新股价格将是重大利好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5月21日在其微博中表示，证监会应继续探索降低新股价格的更加有效办法，若有效降低新股价格将是重大利好。
　　5月21日，证监会宣布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除询价方式定价外，也可以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据介绍，采用新的方式定价需券商事先备案。
　　李大霄表示，需要以相对苛刻的发行及上市条件来应对相对自由的定价权，建议总量控制集中发行及集中上市。
　　此外，对于违规行为，《办法》规定证监会可暂停证券公司最长为36个月的证券承销业务。李大霄认为，本条款将拥有强大威慑力。
　　从总量分析，要使引资总量大于融资总量，市场才能够得以稳定。如何降低新股价格？如何能够将发行者一口赚饱的无边欲望冷却至均衡？除良心自我发现之外，就必需用苛刻的发行条件及苛刻的上市条件来加以应对，将新股发行及上市频率由每天改为每周或者每月或者每季一次，新股的价格自然会下降至合理。李大霄说。
　　李大霄认为，证监会宣布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总的目的是为降低新股价格，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能够有效降低新股价格，对二级市场将是重大利好，中国股市才有真正的希望。管理层还应该继续探索更加有效的办法，将新股价格真正降低为止，才算功德圆满。
　　如将新股价格降低到位，也许中国股市真正牛市就会徐徐展开，这将是市场的重大利好！李大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