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曹中铭：要让铁公鸡主动下蛋

　　从《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到《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再到此次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问题越来越重视。
　　近几年来，无论是上市公司分红的家数、占比、总额，还是平均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等，均呈上升趋势，但铁公鸡仍大有人在。要想让它们主动下蛋，笔者认为要实行三个挂钩：
　　其一，把现金分红与再融资相挂钩。此前，管理层曾为此出台过《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该规定中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的表述，根本无法杜绝上市公司突击分红以满足融资条件的现象，建议将最近三年改为自上市当年开始。
　　其二，把再融资与累计分红总额占此前融资额的比例挂钩。许多上市公司圈钱时总是狮子大开口，回报投资者时却像个吝啬鬼。因此，建议对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作出限制：此前累计分红总额与融资总额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比如50%或70%）。
　　其三，把上市公司被借壳、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合并分立或者被收购等与现金分红挂钩。在前述两个挂钩的基础上，再增加这一条，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必将积极起来。一家业绩不好的上市公司如果丧失了再融资资格，又失去了被借壳与资产重组等机会，其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引导上市公司分红，还需要打造A股市场的投资文化与分红文化。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允峰：期待投资者早日成赢家

　　上市公司不分红或少分红，无疑让这些公司的中小投资者成了输家。而大手笔分红是不是就能让投资者变成赢家？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在2011年年报中，紫光华宇(300271)推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的方案。紫光华宇的分红方案称得上大手笔，但该公司除权前的总股本是7400万股，流通股只有1490万股，换句话说，分红金额的75%都进了限售股和大股东的腰包。在股权高度集中、限售股股东和大股东入股成本极其低廉的情况下，即使大比例分红，中小投资者同样成不了赢家。
　　那么，究竟该如何分红才能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呢？笔者认为，大比例分红必须以公司高速成长为前提，最好是股权分散之后以回报投资者为目的的分红，才能起到回报投资者、鼓励投资者信心的作用。我们来看看可口可乐是如何通过高分红来回馈股东的：从1920年开始，公司每年定期为股东分红，近50年分红额度连续上升，且是在总股本扩大了几百倍的前提下，保持了一定的分红比例。2008到2010年，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分别高达35.21亿、38亿和40.68亿美元，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60%、55%和34%。
　　实话实说，在A股上市公司眼中，中小投资者享有的是名义上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不是真实权利。这句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实际情况。而大股东一般享有公司的控制权，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在分红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小投资者在与大股东进行利益博弈时总是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分红还是不分红，分配方案总是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有利才能行得通。
　　要改变分不分红都是中小投资者输的局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提高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地位，赋予其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权力，让其使用法律武器约束上市公司；二是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机构投资者一般注重长期投资，比较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动力。众多机构投资者的入市有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对原有股东形成代理权竞争的压力，从而改变上市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
　　笔者期待分红不分红都是投资者赢的市场能够早日形成，更期待国内股市早日诞生我们自己的可口可乐公司。

皮海洲：增加回报需多措并举

　　管理层重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对于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无疑有积极意义。不过，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管理层也应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即增加股东回报一个系统工程，仅仅强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不够的，还需要多方面措施齐头并进。
　　在现金分红问题上，中石油无疑是一家做得非常出色的公司。多年来，中石油坚持每半年分红一次，而且每年分红的比例都非常高。但就是这样的公司，其高分红带给投资者的回报仍然是有限的。以中石油A股公众股的发行价16.70元计算，投资回报率仅为1.96%，远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可见，增加投资者回报，单纯强调现金分红的意义较为有限，还需要其他措施。
　　首先，要把新股发行价格降下来。这是增加投资回报的重要一环。强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固然必要，但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价值都是有限的。如果新股发行价格定得太高，那么上市公司就是每年把全部利润拿来分红，也是缺少投资价值的。还是以中石油为例，虽然中石油实施的是高分红，但其回报不如银行存款利率高，原因就在于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作为中石油的控股股东中石油集团来说，认购股份的价格只有1.33元，面对同样的分红，其回报就高达24.58%。所以，要增加股东回报，在强调现金分红的同时，关键还是要把发行价格降下来。如果一方面强调现金分红，另一方面又允许上市公司按80倍市盈率发行新股，那么这样的现金分红是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
　　其次，要取消红利税。目前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对于分配给个人投资者的部分要征收10%的红利税。这就使得现金分红的意义被扭曲。现金分红不仅不是回报，相反变成了一种惩罚。上市公司分配的红利越多，投资者要支付的红利税就越多。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红利税是非常荒唐的，应尽快取消。
　　此外，要把分红金额与再融资金额挂钩，避免上市公司分红吝啬、融资大方。就时下的上市公司来说，很多公司的分红是基于再融资的需要，分红只是诱饵，再融资才是目的，而且再融资金额往往是分红金额的若干倍。为改变这种局面，有必要把分红金额与再融资金额挂钩，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金额不得超过上次融资以来公司给予投资者的现金分红金额。（京华时报）

熊锦秋：高管辞职能解京威股份退市劫？

　　高管增持导致公司面临退市，解决方案却是另一高管辞职。4月18日，京威股份(002662)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王立华从二级市场上买入公司股票6300股，导致京威股份社会公众股低于总股本的25%，触发退市红线。关键时刻，监事会主席周剑军宣布辞职，5月11日京威股份公告称，周剑军辞职后，其通过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6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将成为社会公众股，由此，公司股权分布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高管增持导致公司面临退市，已是一场闹剧。如今，要持股更多的监事会主席辞职就能结束这场闹剧吗？非也。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周剑军的持股在未来12个月仍不算是社会公众股。
　　什么才是社会公众股，深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问题的补充通知》为此专门指出，社会公众不包括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那么哪些人（或者法人）属于关联人呢，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担任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周剑军在辞去监事会主席一职一年之内，都不属于社会公众，其通过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也不能立即转化为社会公众股。
　　当然，按《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板公司高管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高管离任半年之后，允许减持50%解禁股。也就是说，周剑军即使辞职，他的持股在6个月内既不能减持，也不属于社会公众股，如果不采取别的办法，京威股份就只能在5月21日停牌后再持续停牌约6个月时间。

巴曙松：当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难得窗口期

　　5月1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2012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上表示，现在是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难得的时间窗口。目前来说，是各个方面正好能共同接受的一个时间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时间窗口，这点必须要有非常战略性的考虑，并且加强分析。
　　巴曙松说，4、5年之后再推人民币跨境使用，难度要比现在大的多的多，必须要利用现在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在香港地区形成一个能够自我循环的金融产品市场，为内地的金融改革提供一个参照，也为香港地区金融地位巩固提供一个要素，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要等十年、二十年。伦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英镑重要，而是在伦敦交易的市场重要，香港地区如果将来还想继续做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港币重要，而是因为能够在香港地区形成一个关于人民币的金融交易的中心。

叶檀：投资色彩越浓重的地方越容易出现房闹

　　房闹现象是行为金融学的天然指标。
　　一些购房者用全武行希望挽回自己的损失。日前，杭州、宁波等地出现房闹现象，今年以来房闹事件将近20起。一些前期购房业主不满开发商大幅降价、难以承受短期内几十万元的亏损，打砸售楼处，或者到房地产公司静坐，等等。而少部分房闹现象，媒体披露则是某些方面有意为之的结果，希望通过不断升温的房闹，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力度。
　　房闹事件大多发生在此前房地产溢价比较高的地区，投资色彩越浓重，前期价格越高，房闹或者房地产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越大。从行为金融学的意义上说，房闹事件可以作为房地产泡沫以及泡沫破灭速度的指标。
　　以杭州为例，最新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显示，2012年3月杭州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为95.6，仅次于浙江金华的95.4，房价跌幅远高于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份中国某知名代理机构的报告指出，2012年3月上旬，全国十大降价楼盘中，杭州本地项目多达4个。这一数据说明，杭州房地产降价的速度较快，处于泡沫逐渐破灭的过程中。
　　杭州是房地产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处于国内城市前列。从杭州房地产信息网所撷取的数据，2006年5月杭州主城区新建商品房最高均价每平方米接近11000元，但到2010年，新建商品房最高均价每平方米接近27000元，涨幅高达2.45倍。在此环境下，购房者已经习惯了作为重要资产的房地产价格只升不跌，心理承受力较为脆弱，单边上升而没有过实质性下降的市场，免疫力较差。
　　目前房地产下行幅度较大的地区，如鄂尔多斯、杭州等地，具有一些相近的特征。
　　首先，当地较为富裕，货币资金丰富。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浙江省多年发展市场经济所积累的财富，部分在杭州这片湖光山色中，以房地产的形式被储藏起来。鄂尔多斯更是如此，去年6月的一则新闻显示，住建部联合高和投资发布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均GDP超过香港，位居全国第一，鄂尔多斯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超过了七千人，百万资产只能算是穷人。节节上升的煤炭价格使鄂尔多斯在短期内收获了大量货币资金，富得流油。
　　其次，这些地区近些年无法找到实体经济突破口，货币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成为输送到房地产市场的子弹。以鄂尔多斯为例，羊煤土气，最重要的资源是煤炭，煤炭财富沉淀为房地产，实体经济的发展、人力物力储备远远跟不上煤炭与房地产上涨的步伐，房地产因此成为最重要的货币窖藏手段。而浙江省近两年实体经济发展正在寻找突破口，炒煤团与炒房团从一个侧面反映资金无法有效配置到实体经济中，资金与资产品泡沫相辅相成，房地产成为最重要的大众载体。
　　房地产泡沫越是大，房地产泡沫崩溃的速度越快，出现房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房价相对平稳的成都等地则不容易出现。
　　上面的描述还不够全面，房闹现象还与契约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出现大面积的房地产负翁一族，也即房地产资不抵债。从1984年到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超过20%。中环、尖沙咀等中心区域每平方米房价高达十几万港元，一些黄金地段的写字楼甚至到了每平方米近20万港元的天价。1998年到2004年，香港楼价大幅下跌，如著名的中产阶级居住社区太古城，楼价就从最高时的每平方英尺1.3万港元下跌到四五千港元。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8万亿港元，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267万港元，有十多万人由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负翁。令人感慨的是，香港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违约，没有出现疯狂的房闹，深受法律熏陶的市民大多遵守契约，坚持缴还贷款。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包括契约的公平，对契约的尊重。重视契约捍卫自身的权益，如果契约是公平的，就坚定执行。而不是房价涨落全找政府，希望引起政府重视，从最近一连串房闹事件来看，内地的房地产市场离契约市场还有很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