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郎咸平：中国或步日本后尘沦为贸易赤字国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周日前表示，美国2008年开始对日本发动新汇率大战，导致日元从2008年初到现在累计升值46.6%，因此31年来日本首次沦为贸易赤字国。郎教授举例称，由于受到强势日元影响，日本三大汽车不得不全部撤离日本本土，就连现在丰田出口到韩国的汽车竟然也是美国工厂生产的。
　　郎咸平对中国前景表示担忧，他认为下一个目标将是中国人民币。他称，中国本来扛住了美国2008年第一波攻势，但是2010年中谈判失利，人民币汇率迅速累积升值8.1%，而且中国遇到严重的通胀和薪资水平上涨，所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渐失。
　　同时，郎教授再次用例子来说明。他称，以耐克代工厂为代表的出口迅速向越南等国转移。此外，郎咸平称，中国大量进口能源，例如2011年石油进口增加715亿美元，铁矿石进口增加326亿美元，导致去年顺差降至1551亿美元。他表示，如果出口持续衰退，进口能源持续增加，中国将很快步入日本后尘，沦为贸易赤字国。

周子勋：成品油定价须彻底市场化

　　国家发改委9日发布通知，决定自5月10日零时起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30元和310元，经过测算，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0.24元和0.26元。　　
　　对于此次成品油价格下调，国家发改委给出的理由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内成品油市场供求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
　　国家发改委此前曾明确表态，在成品油调价操作中，每逢国内油价需上调时，因要考虑对下游行业影响以及通胀压力，国家不仅适当控制调价幅度，还经常推迟调价时间；每逢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跌时，国家即按当时国际市场油价与上一次调价时水平所对应的降幅及时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因此，从调价操作时间看，不存在涨快跌慢问题。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可笑的。在笔者看来，当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在制定时，就以选择性的国际接轨为两桶油保证利润作了铺垫。首先，按照现行机制，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就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但是，从目前来看，跌幅已经超过8%。所以，还是调得慢，不及时。
　　其次，这一机制实施3年来，没有改变涨得快降得慢的陷阱。其中，在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国际油价一度呈现雪崩式下跌，但是国内成品油价格丝毫不为所动。正是由于定价机制的只涨不跌，逐渐将这一机制送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成品油价格也就更多的具备了行政定价属性。这是中国成品油市场的企业垄断与半市场定价现状下的必然。
　　也正是在这个机制下，国内两桶油通过上下游的操作，不断扩张，形成了全行业的资源垄断。两桶油公布的2012年一季报显示，两公司合计净赚525.63亿元，日赚5.8亿元。在成本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两桶油一方面通过合并业务降低利润，另一方面，为了继续获得国际油价的垄断利润，又单独地把炼化环节的亏损不断地放大，以获得涨价的数据支持与国家财政补贴。
　　就在定价机制沦为涨价机制之际，国内成品油市场也就乱象丛生。由于近些年的全球性量化宽松，国际油价长期上扬趋势难改，中间商囤货惜售已成为普遍的市场操作行为。尤其是近期再度上调成品油价格的预期十分强烈，炼油企业、贸易商以及部分加油站，都在蠢蠢欲动，囤货以备涨价后获取更高利润。可以说，成品油价格机制的缺陷，已经严重危及到了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行，干扰了市场秩序的自发调节。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必须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和优化民生双管齐下，方才能够保证民生水准不至于受到严重影响。希望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4月29日在海口市谈及中国产品价格改革时所称，天然气、成品油的定价模式都正在或即将进行改革，目标是价格彻底市场化。(每日经济新闻)

张茉楠：中国有成为贸易强国底气吗？

　　汇丰银行发表最新全球贸易前景预测报告，预计中国贸易量增速将于2014年超越美国，2016年将会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从来不是问题，但是贸易强国之路却任重道远。
　　中国是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国家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中国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入世十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然而，当前中国还只是贸易大国模式，而不是贸易强国模式。在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面临着极度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
　　首先，是贸易顺差的虚幻。事实上，在全球体系中，跨国公司主导贸易分工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过去15年中，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年均增长9.1%，快于海外子公司出口增长的7.8%，更快于国际贸易增长的7.5%。
　　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尤其在出口商品与顺差中，外资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4285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达790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3%，另外加工贸易出口6752亿美元。2008年，中国出口商品的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顺差总额的57.7%，另外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2008年没有加工贸易顺差，中国的商品出口将出现逆差。
　　其次，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高额顺差背后是资本与劳动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中国目前的资本/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
　　再次，最大的需求方没有定价权。作为全球主要矿产资源的最大需求方之一，中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贸易资源商品的定价权。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贸易条件也趋于恶化。
　　当前，尽管中国已经逐步成为贸易大国，但却承担着负的财富收益。因此，中国未来必须通过要素价格的逐步市场化定价，使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真实反映到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从而使企业盈余向劳动等要素转移，扭转中国低要素、低成本、高回报的全球价值洼地的不平衡格局。要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品牌创新，提高贸易增长的质量，以重塑中国外贸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定价权。（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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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谁在勾兑绿大地？

　　绿大地案在隧道中穿行。在巨大的压力下，该案件似乎显示出幕后勾兑隐情。
　　5月7日，绿大地案的主要被告原董事长何学葵等人集体翻供。何称，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这三项控诉内容，她是在2010年3月监管机关立案调查之后才知情，并没有参与其中，重要法律效力文件其也只是履行程序性签名；对伪造金融票证罪控诉，她予以否认，并表示至今都未见过票据原件。何学葵说，在此之前，她之所以进行了有罪供诉，是因为受到相关方面暗示，只要做出有罪供诉及转出部分股权让出大股东地位，就可以获得缓刑轻判。
　　显然，何指其之所以进行有罪供诉，是因为受到了破财消灾的暗示，勾兑显然跟绿大地现任大股东云投集团有关。2011年3月17日，东窗事发，绿大地创始人、董事长何学葵被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此后的一系列股权运作，以及现在不被质疑的判决结果，让人对何氏的话有了几分信任。
　　绿大地资金缺口高达3亿多元，自身高负债的云投集团成为白马骑士。何学葵让出大股东地位，2月16日，*ST大地发布公告称，2月14日，何学葵将股份过户给云投集团，已办理了股份过户变更登记。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云投集团持有*ST大地3000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8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何学葵持有公司1325.8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如果其中存在勾兑的话，这场勾兑差点成功。2011年9月，该案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开庭审理，此后该院判决绿大地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400万元；何学葵等5人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至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不等。
　　以股权换缓刑，好一场交易。而云投集团通过狸猫换太子的游戏，折价换取股权，在股市拥有了远比债市灵活的融资平台，可以同时在股票、债券两大市场，源源不断进行资本运作。欺诈上市的绿大地颇有家底，截至2012年一季度，每股净资产2.27元，每股公积金2.3833元。表面上看，社会效率提到最高，重组成本降到最低，绿大地存活，云投集团多了一个融资渠道，绿大地的家底有人继承。在疑似勾兑过程中，市场、信用、法律统统被踩到脚底。
　　云投集团借用大地之壳，就能茁壮成长？悬。云投集团资金链紧张有目共睹，且信用堪忧，甚至造成城投债恐慌。去年7月25日，云投集团发布公告称，根据云南省政府2011年第56次常务会议，云南省决定组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涉及公司部分资产划转，相关资产划转方案正在拟定中。云投集团持有的优质资产全部电力、煤炭资产划入云电投，进而组建云能投。云能投将成为云南省国资委直接管理的省属重点企业，由国资委持有其不低于51%的股权，云投集团不再控股。
　　消息一出，市场哗然，城投债出现恐慌性抛盘，自去年7月8日起，无一只城投债发行，一级市场企业债发行也暂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发布公告，将云投集团的AA+主体信用评级、云电投的AA-主体信用评级等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理由是基于由云南省政府主导的云投集团资产重组，可能影响到云投集团和云电投的长期偿债能力和主体信用评级。今年2月，云投集团再次发布公告，重启资产整合方案，拟以全部电力资产及有关股权资产账面价值出资，组建一个全资子公司。一家高负债的城投公司进入市场，对股市投资者有什么好处？
　　在绿大地与云投的联姻过程中，地方政府功不可没。据报道，绿大地问题暴露后，云南省政府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省委省政府要员牵头的绿大地公司风险处置及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绿大地总经理王光中告诉媒体，当初我们跟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了意向性的前期托管协议。领导小组没有明确表态说你们可不可以跟他们合作，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任何指示，但给我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是，你们只能跟云投集团合作。我们最初根本就不认识云投，连想都没有想过。领导小组介绍我们双方认识，强调你们两个自己直接谈，这不是省委省政府的意思，只是给你们创造个机会，但是信号却非常明显。
　　其后，绿大地案的审判结果，惩罚之温柔成为市场的负面范本。幸亏此后一系列的信息公开披露，对于造假过程的详尽描述以及相关法律部门的再次介入，让这个笑话不至于闹得太大，不至于成为抽向证监会新政的一记响亮耳光。
　　从某种程度理解，何学葵等人的翻供是件好事，说明涌动的勾兑暗流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说明见不得人的协议正在被推翻，说明受骗股民的权益有可能被保全。如果香港证监会与法院对洪良国际的处置能重现于内地的绿大地，那么，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才算盼来了大旱之后的虹霓。投资者苦于形形色色的私下勾兑，久矣。(每日经济新闻)

吴敬琏：企业能在短时期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

　　4月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迎来了近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企业高管和媒体老总，他们拥有同一张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已经82岁高龄的吴敬琏在这次开学典礼上坚持站着演讲近1个小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吴敬琏告诫在场的学员。
　　作为一直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被人称为吴市场。在演讲结束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吴敬琏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出法治市场经济的药方，他提出顶层设计概念，认为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30年高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
　　新京报：最近你曾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吴敬琏：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新京报：你说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敬琏：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也被称为刑事犯罪。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这使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大范围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新京报：那现在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
　　吴敬琏：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缩小差距。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时，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不能拿过来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京报：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么？
　　吴敬琏：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但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行业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新京报：这个新的推动因素应该如何去找呢？
　　吴敬琏：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转变。
　　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有望到来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进程缓慢原因何在？
　　吴敬琏：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近期你经常提到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
　　现在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
　　新京报：大系统、子系统分别指什么？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又如何理解？
　　吴敬琏：顶层就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然后下来各个子系统，财政怎么样，企业怎么样，金融怎么样，从顶层一直往下设计。
　　宏观管理就是总量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次要是通过财政部，通过两者的配合以达到总量供求平衡，至于个量就完全靠竞争，就是每个企业用什么资源等等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总量如何控制？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决定了总需求，只要货币发行量掌握得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就能达到一致。还有一个是财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产品或者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通过财政调控。
　　新京报：近期看到各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比如增值税改革，比如温州的试点，你如何看这些改革？
　　吴敬琏：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一个是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
　　另外一个从下而上也出现制度创新，比如说，温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税扩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届政府很可能会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现在来看我们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难说，因为会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报：总体看你对未来还挺乐观。
　　吴敬琏：是有条件的乐观，总体来说取决于大家的努力，但比起过去两年政府不断加强计划，最近气候变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应该让企业真实准确地披露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
　　新京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洪流对微观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吴敬琏：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Party is over。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
　　新京报：你谈到企业将面临新的挑战，最近看到很多企业利益熏心，爆出了诸如皮革胶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要求企业有道德？
　　吴敬琏：道德和法律需要配合起来。道德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教育教化，另一方面违反道德应该带来很大的成本，才能使得人们遵守道德原则，这方面我们还有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完全靠上面执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失德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不仅是法律上的惩罚，还有经济上的惩罚。
　　新京报：一系列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说法是政府监管不到位，另一种说法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怎么看？
　　吴敬琏：根本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没有足够的信息。解决之道，应该是想方设法强化信息的弱势方，使普通消费者获得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目前我国对普通公民是无罪假定，就是假定你是无罪的，对方需要证明你有罪。而对企业的监管应该要采取更高一个层次的标准，即有罪假定，假定企业是有罪的，你必须证明你是无罪的。所以要求信息的充分披露，对于公司的监管就是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而不是事后证明企业有罪。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网络，这样一种理念下来进行管理。
　　【名词解释】
　　索洛余量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在剥离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制度进步会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样计算出来的索洛余量不但包括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了经济制度的改变。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观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前出现的民工荒被认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迹象。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曹中铭：打造诚信券商 让傻瓜不再傻

　　在本月7-8日举行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证券行业要加强自律，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强化诚信责任和法律意识，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傻瓜与圈钱的字眼从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口中说出来，一方面说明现任主席务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券商此前确实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至于这样的日子是否真的一去不复返,仅有证监会掌门人的口头承诺显然是远远不够，强化券商监管，建立切实可行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郭树清所言，证券公司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不仅要勇于承担起行业的责任，市场责任与社会责任同样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愿望虽好，但现实却很残酷。国内券商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不说，反而常常从市场中窃取不义之财，这在新股发行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2009年IPO市场化改革之后，在市场化的大旗下，新股三高发行变成常态。为了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不惜对自己进行包装粉饰，以图吸引市场的眼球与发出更高的价格；而作为保荐人的券商，本应认真履行勤勉尽责的职责，为市场把好关，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券商竟然与发行人穿一条裤子,并且在路演推介过程中，极尽吹捧之能事，其目的无非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承销费用。
　　其实，新股三高发行，只有发行人与承销商是赢家。发行人因之圈得更多的资金，承销商赚得更多的承销费用，留给市场的只剩下一地鸡毛,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与中国资本市场深受其害早已提供了最真实的证明。
　　券商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并非没有原因。其一，制度弊端造就新股发行价格越来越高，也导致上市公司在再融资时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圈钱,这是A股市场为融资者服务的错误定位所决定的。那些在高价位买入有毒金融资产的投资者不变成傻瓜才怪。其二，监管部门纠错迟缓，缺乏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机制。新股三高发行早就招致市场的广泛诟病，若非郭树清履职证监会，对其实施改革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其三，券商的无比贪婪。与美国华尔街一样，国内券商不仅贪婪，而且无耻。其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把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利益与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
　　因此，郭树清在本次券商创新大会上所提出的诸多要求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极具针对性。而券商把投资者当傻瓜的事实说明，国内券商在诚信经营、服务市场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笔者以为，要打造诚信券商，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进行完善。投资者常常变成傻瓜,与制度上的漏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次，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管。虽然历经了三年整顿，券商在多个方面仍然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离不开监管。其三，对于胆敢违规违法的券商，应该实施重罚。乱世须用重典,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常常得不到有效保护的A股市场来说，严刑峻法才是治市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