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私募面临的困境

　　第一，产品发行成本过高。借道信托发行产品，是当前我国阳光私募在法律体制内存在的主要途径。然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自2009年7月暂停开设信托证券交易账户后，信托公司手中的存量账户越来越少，直接导致发行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更有信托公司对产品募集规模的下限都做了严格要求，这对于私募基金公司尤其是新入场的私募业者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第二，投资方式单一。在投资方式上，本应灵活多变的阳光私募显得捉襟见肘。与市场中其他资产管理型产品相比，由于受到信托制度的限制，大多数阳光私募目前仅能够在一、二级市场上实行买入持有的单一做多策略，并通过选股和仓位变动以达到风险控制的目标，而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中想要获取高收益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许多私募基金公司已经意识到使用衍生工具的重要性，他们采取有限合伙的方式开始进入衍生品市场，但由于税收成本的因素，盈利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在股指期货推出的两年时间里，个人、基金与证券公司都可以参与，银监会直到2011年6月才正式出台《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指引》，规定集合信托（阳光私募普遍采用的模式）只能进行套保和套利的股指期货交易，并且要求持有的卖出和买入股指期货头寸分别不得超过所持有权益资产的20%和10%，远不能达到100%套期保值的目的。

　　第三，渠道的利益盘剥。阳光私募在报酬的提取上与公募基金收取固定管理费的方式不同，通常采用“管理费+累进的超额业绩报酬”提取机制，更看重业绩的提成。但由于市场的持续下跌，阳光私募在投资品种和投资方式上又受到种种限制，私募基金的收益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导致其在超额业绩报酬方面基本无法获得收入，因而近两年私募基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管理费。

　　第四，没有“名分”的证券从业者。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最高法律《证券投资基金法》一直以来没有给予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名分”，大量的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长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在不能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应有的权益也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另一方面，同样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我国各大资产管理行业，却分属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主体属性的差异也常常导致行业发展不均、政策步调不一的混乱状态。例如，同为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券商集合理财和阳光私募在产品特征、投资方式以及运作模式上具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先后出台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分属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两个监管主体在产品投资者人数限制、投资范围和运作管理上的要求也大相径庭。基于阳光私募的行业属性和投资特点，更适宜于将证监会作为主监管机构，并根据私募基金的自身特点与其他监管主体开展监管合作。

　　给予私募“阳光地位”

　　笔者认为，要改变阳光私募的现实困境，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将阳光私募纳入《基金法》监管范畴。

　　在我国，阳光私募产品大多是通过信托公司来发行的，而信托公司又属于银监会监管范畴。银监会在监管过程中，由于职能属性不同，许多“不适症”也就自然出现了。作为银行业的监管主体，银监会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金融体系风险监控，并协助央行维护我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多年来，作为证券行业的投资主体和绝对回报的天然属性，阳光私募更需要与证券市场共同创新和进步，然而受制于缺乏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阳光私募在投资领域往往滞后于其他投资主体，长期游离于证券市场的灰色地带。

　　在不少证券人士看来，目前运行的《基金法》，仅仅是一部《公募基金法》，而包括阳光私募、私募股权基金等，都没有纳入到这一监管体系中。但随着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证券基金的“快速生长”，《基金法》的修正也就顺理成章。纳入《基金法》对于阳光私募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私募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让市场和投资者都相信私募产品是能够稳定运营的，这一点对于行业能否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其次就是要有一套稳定的规则来引导私募行业，让私募管理人在做投资决策时，明确可以涉足的投资范围。这两点对阳光私募的发展来说较为关键，因为私募的特征就是在既定的规则下，全力以赴地去捕捉投资机会，给客户带来既定风险下较为满意的回报。没有一个稳定的规则，会导致私募投资出现短期化的倾向，使得私募行业渐趋浮躁，既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对整个私募行业也极其不利。

　　第二，突破发行制度限制。从发行制度方面来看，越来越稀缺的信托账户已极大地影响了新产品的发行，而高昂的账户费用和信托渠道费用更是成为私募行业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在纳入《基金法》监管范围的同时，阳光私募也希望能拥有像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一样的产品发行机制，即单独向监管部门申报产品，在获批时开设产品独立的证券交易账户，并将基金资产托管到银行。这样的一种改变对商业银行来说也是好消息，因为银行已拥有托管公募基金的完整模式，在此基础上既不需增加更多的托管成本又便于共同监督。从产品设计方面，私募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可以直接签订契约，并在契约中清晰界定产品的投资范围，包括股指期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衍生产品。更重要的是，当投资者能够直接与私募基金公司建立契约关系后，投资者的知情权也就更为广泛，同时更直接地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形成监督和约束。

　　第三，实现投资方式多元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做空、对冲、套利等投资策略的使用还存在一定限制，市场中金融产品的运作模式仍较为单一，阳光私募实际上发挥的依然是公募基金的主要功能。然而，为了更好地实现阳光私募对资本市场的补充作用，新《基金法》中逐步放开对阳光私募的投资限制，改善当前仅能单边做多的投资模式十分必要。具体到扩充投资范围上，除了现有的一、二级市场外，还应将股指期货、商品期货、融资融券、定向增发等全市场投资标的纳入到日常投资工具的范畴，另外可适当允许阳光私募进行股权投资、股权并购、大宗商品、艺术品等另类投资方式。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未来将会不断产生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相关政策应当引导阳光私募积极地参与进去，使之成为金融创新的试金石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