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雷锋精神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吗
　　3月5日是学雷锋日，媒体积极宣传弘扬雷锋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可能令读者惊讶的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青年马克思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我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指出，马克思认为抽象的私有财产和货币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破坏了社会和谐。
　　1843年，25岁的马克思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一篇提交给自由主义者的报纸《莱茵时报》的文章给编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克思因此被邀请加入编辑部。但是接下来他为报纸写的第二篇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现存秩序，以至于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都要求取缔这份报纸。接下来，马克思在自己被强迫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向自己的良师益友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求婚，并迎娶了她。这对年轻的夫妇前往巴黎，和其他一些激进分子住在一座公寓里。这些人信奉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乌托邦理念，并且建立了一个以此为模型的公社。接下来的两年里，马克思的杂志似乎不断被警察关掉，他也好像从不气馁地不断再办新杂志。
　　青年马克思的两部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很快得到发表。但是另外一些作品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发表，所以也从未被归入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在1930年左右被苏联的一个研究机构发表，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引起轰动，因为这些著作展示了一个与后期老年马克思革命理论截然对立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当青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与自己青梅竹马的爱人度蜜月期间，他写作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他后来和一些像他一样激情的年轻人密切地来往，他又陆续地完成了几篇论文。此时的马克思处在新婚燕尔之中，仍然很年轻，有朝气、充满希望。这些作品控诉了现代社会如何使人们之间相互疏离，如何通过构建抽象的体系来剥夺人们生活的丰富性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马克思，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仍然毫不留情地批判社会。这些青年时期的作品直接指向了后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证明马克思心目中的communism其实就是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老百姓当成了国家抽象规则所规范的个体。而私有财产制度使得老百姓愿意被规则所规范。读者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个观念。我想举个例子告诉读者私有财产在黑格尔世界以及现代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都认为私有财产是重要的，但是马克思并不同意。
　　美国是个比较合适的例子，因为美国的私有财产制度是全世界最彻底的。举个例子，我住在洛杉矶的山坡上。后来一户人家搬进了山坡下一处邻近的院子里。这家人的孩子喜欢踢足球，经常把球踢到我的院子里。每隔几天，我就得把球捡起来扔回去。有一天，我拿着两个被踢到自己家院子里的足球敲响邻居家的门，并且礼貌地要求这家的女主人不要让孩子再把球踢到我家院子里。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位邻居会道歉并且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要注意，而且会招待我一杯咖啡并开始一段友好的关系，这样我心里觉得很爽，因此就不会介意以后还要常常来还球了。
　　但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家的女主人站在门旁说：好啊，你可以到法庭告我们。也就是说，在我对她采取诉讼之前她什么也不准备做。她很自信，但并没有生气和辱骂，她仅仅想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要么她的孩子有权使用她的私有财产(她的院子)来玩足球，这当然包括有时将她的私有财产(足球)踢到我家的院子里，我有义务还给她。要么我有权禁止她的孩子将它的私有财产(足球)踢到我的私有财产(我的院子)里，那么我就应该提起诉讼。我相信每个读者都能很快认识到，她的反应仅仅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极端例子，在这里人们通过私有财产确认个人的合法权利、并且运用有关规则来处理各种纠纷。
　　如果人们已经明确了私有产权，那么社会就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交易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比如，开发商可以购买农民的私有土地来建造工厂或者住宅公寓。这样一来，留给法律的简单任务便是巩固私有产权，并且当私有产权之间发生冲突时执行法院的判决，其中包括我和自己的邻居争吵这件事。反过来，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共同享有各种产权，也就是产权不清晰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专门的法律程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
　　这样，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错误地用一系列抽象的规则去规范了这个社会，甚至规范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踢球。马克思指出：这种规则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人们就通过这种抽象的规则而互相来往。举例而言，我的邻居从来没有想过去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两个家庭本来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喝上午茶、聊天和处理像踢足球这样的小事，但是这种和谐的关系却要透过抽象的法律来解决，这就是人类疏远和不和谐的原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着眼点是他的理论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意识到，交换和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要素。事实上，正是这两大基本要素造就了人类的社会。但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私有财产和货币都是抽象的东西。经济学家们包括穆勒、特拉西、亚当·斯密等对人类社会的描绘使马克思感到悲痛。他们通过可买卖的私有财产和货币这些抽象东西描绘了交换和生产。经济学家们把这些抽象的东西看作人类社会的本质。实际上，他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当用诸如可买卖的私有财产和货币等抽象的体系来组织交换和生产时，社会就日益变得疏远和冷漠了。
　　马克思所提倡的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在这个和谐社会里，所有成员都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为了使别人活得更好而自愿地提供劳动，同时得到别人的感谢作为回报。抽象的私有财产和货币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这种情况使马克思感到悲痛。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作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剥削的目标、挣钱的机器。我们姑且不谈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实际，是否符合现实，但无可置疑的是他清楚地展现出他心中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和谐社会里，劳动可以在深层次上得以实现，因为劳动允许我们在我们的团体之中为其他人服务。在这个和谐社会中，生产性的活动将不仅仅因为满足个人物质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而被赋予货币价值，它同样会因为加强了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被赋予价值。
　　

　　皮海洲：证监会能够当好守护人吗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证监会必须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守护人。
　　当好投资者的守护人，这是广大投资者梦寐以求的。不过，基于目前中国股市的定位，证监会能否当好投资者的守护人令人怀疑。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仍然是为融资服务而不是为投资服务的。在此背景下，证监会要当好投资者的守护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而从证监会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是很难当好投资者守护人的。比如，郭树清曾表示要推行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把那些最没有股市风险承受能力的人群劝离出去。应该说心意是好的，但却不是投资者守护人应该做的事。作为证监会来说，其职责是为投资者创造一个三公的投资环境，让股市成为适合投资者投资的场合，而不是把投资者分成三六九等，劝离出去一部分。更何况，很多投资者都在股市里损失惨重，他们还需要回本。
　　又如郭树清手把手教投资者买进沪深300蓝筹股，买绩优大盘股，这明显是不妥的。投资A股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买大盘绩优股不如买中小盘绩优股；基金经理中表现突出的王亚伟也不是以投资蓝筹股取胜的，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资产重组股等各种题材股。
　　当然，郭树清也强调现金分红。但在新股高价发行上市公司股权被控股股东廉价掌控的情况下，加上上市公司圈钱不止，因此现金分红的最大受益者只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就此而言，证监会与其说是做投资者的守护人，不如说是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守护人。（新华网）
　　

　　华　生：整个发行体制改革是场大战役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昨日做客上证演播室时表示，去年年底以来，新股发行三高、超募等问题引发热烈讨论，并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制度缺陷和股价结构扭曲，是造成新股发行三高、超募的根本原因，如果只是在询价方式、发审程序上修修补补，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整个发行制度的改革。
　　华生说：现在以蓝筹股为代表的市场估值基本合理。有人说中国过去十年经济连续高增长但股市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福利、没有同步增长，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狭隘的，因为这些年来，正是经济高增长帮助股市消化掉了当年积累的泡沫，股市的市盈率从2001年的平均60多倍下降到现在的12倍左右。
　　从这个角度来看，华生认为中国股市的前景向好，对中国股市今后十年的前景，我是很有信心的。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股市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从中短期来看，股市可能难免会有波动。
　　对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问题，华生认为，目前出现的新股发行三高等问题，是市场结构本身的问题，因此，目前在询价上做技术性修补作用有限，人为地压低发行价，又会出现新股上市后暴涨等新情况，导致二级市场投资者被迫高位接盘。他认为，现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把焦点集中在抑制三高上，这个定位就太低了，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触及股市制度的核心。
　　华生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并非一些人所说的取消新股审批，搞注册制那样简单。严格来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企业自由上市的注册制。从总体上看，今天的中国股市是全面审批制的环境，新股发行、再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资产重组、退市制度、券商和基金的设立等，全是需要审批的。发行体制改革从哪里起步、抓哪几个环节、如何配套，都大有讲究，是一场大战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像当年股权分置改革一样，新股发行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将是载入史册的中国证券市场伟大变革。华生说。
　　未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应把培育一批有长期稳定分红派息能力的蓝筹股作为基本出发点之一，使上市公司在制度安排和诱导下，自身有提高现金回报的能力、动力和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包括养老金在内的长线资金积极入市，A股才会有长期走牛的基础。华生强调。
　　针对最近不时出现的外资唱空中国经济的问题，他认为实际上并非坏事。因为我国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消耗大国，别人觉得中国经济不好时，资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正好可以给我国提供买便宜货的机会。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新.华.网）
　　

　　董少鹏：中国股市将走出一轮改革行情
　　今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就经济增长、民生保障、社会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等问题做出部署。其中，有关金融市场和企业改革的内容将对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发挥重大指导作用。
　　其实自去年10月末证监会班子换届以来，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改革就已启动。在今年1月6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2012年资本市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证监会以及相关部门积极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在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抑制新股高市盈率发行、完善退市制度、促进长期资金入市、整顿市场秩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措施，受到市场认同。特别是，在引导鼓励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方面，可以说拉开了包括证监会、交易所、协会、中介机构、媒体等在内的立体合围之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改善市场生态和投资文化。
　　可以说，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文化，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资本市场。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立足于完善和优化制度，但为达成这一目标，也必须增大文化建设的比重。两会前夕，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谈话，其中用多达1500字的篇幅阐述资本市场生态和文化建设，可谓煞费苦心，也是切中要害。
　　作为监管者，有责任有义务把市场真实的状况、监管者对市场的认识及时告诉公众。不如此，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形成合力。所以，郭树清的这种主动交底值得称赞。
　　如同整体改革一样，资本市场改革也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有扬有弃，是在过去21年发展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陈出新、创新进步。
　　当前，解决新股高市盈率发行这一痼疾，应坚持远近结合：既要采取见效快的遏制、干预措施，解决当前问题；也要多方面完善机制，促使各方归位尽责，引导市场文化进步。在市场机制和文化条件还不十分到位的情况下，给予一些窗口指导仍是必要的。
　　发行审核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审什么、怎么审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审的问题。要通过制度安排，界定政府监管部门与交易所平台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和责任关系。要强化信息披露这个核心，尽快把审查的重点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转移到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来。
　　除此以外的其它改革事项，包括分红、退市、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等，也是要立足市场化解决方案，强化各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和道义责任，强化社会约束。监管者把该放的放给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
　　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已成为当前各界的共识。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改革是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也需要与其他改革相互呼应、相互借重。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是实体经济实现转型的需要；实体经济成功转型，也反过来支持资本市场大发展。
　　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既是宏观经济走势的晴雨表，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晴雨表。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如果一些紧迫问题、瓶颈问题没有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即使在经济运行数据不差的情况下，股市指数也可能表现低迷和徘徊。所以，人们对于股市晴雨表失真的抱怨，其实折射出了对改革的期待。
　　笔者相信，抓住时机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将推动资本市场内部的一些瓶颈问题得到解决。而从宏观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将以平稳和充满活力为主要特征，中国经济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很强。基于此，中国股市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低迷徘徊之后，将在近期回升的基础上，走出一轮可持续的改革行情。（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