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民秦岭公开致信市委书记诉说看病苦衷，迅速发酵成了一个触发社会共鸣的公共事件。人们为秦岭能得到市委书记的及时回应和帮助而欣慰，也为其父未能战胜病魔而惋惜。但正如俞正声坦言，秦岭们的孝心遭遇到的是制度存在缺陷的伤害，而这正是当前政府进行医改旨在解决的核心问题。

　　当前业已符号化的“秦岭难题”，剥笋般地暴露了中国医疗体系的诸多悬而未决的痼疾。表面观之，秦岭难题是由医保部门对医疗机构实行“总额预付制”，导致一季度医保部门控费和医院控床位问题。但本质上是人口老龄化等条件下，医保基金的支出性贫困问题。即人口的老龄化、食品安全对居民健康的侵蚀等，使各地医保部门出现了入不敷出之财务风险，而为缓解医保支付压力，而采取各种预付控制等手段避免支出赤字。由于医保结算期大都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因此医院倾向于尽量减少向用医保支付的患者提供服务，把紧缺的医疗资源用于公费医疗群体和自费医疗群体。因此，随着老龄人口持续增长，未来因社保支出性贫困引发的居民看病难问题更加突出，不排除医保部门采取季度、月度预付费总额管制，以及对每个医保患者采取定额医保等，从而导致入保患者看病难常态化，如医院向患者开大量用医保不能报销的药物，并按季度和月度控制医院床位。

　　而对于医保部门的支出性贫困，其一源自目前的医保类似于养老保险，都面临着国企对其员工的历史欠库问题，而医保基金的历史欠库，使导致大量个人缴纳的医保金被挂账处理，从而使医保基金失去了跨期交易的保险功能；同时在人口老龄化下，现有职工缴纳的医保金难以满足其人口老龄化下快速增长的支出，各地医保部门都面临支出性贫困。其二，当前医保基金的支出性贫困，暴露出中国当前医保体系公私失序的乱象，即目前运行的职工医保、城镇医保和农合保等，大都是私人属性的缴费确认制，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基础性公共医疗保障则基本缺位，从而导致了目前运行的各类医保基金陷入了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乱象。

　　与此同时，当前医疗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和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等问题，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俏，导致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日益负重。一方面，目前在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整体趋紧下，大量医疗资源以构建星级服务设施而配置到具有公费医疗的群体，导致了一些拥有公费医疗的群体长期浪费性地占用大量稀缺性的医疗资源，而普通医保或自费患者则因医疗资源紧张而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煎熬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公共卫生投入倾向于补砖头的硬件投入，导致大量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支出，不仅未能直接变成医疗服务供给缓解居民的看病难，相反国有医疗服务机构的低效和预算软约束，导致了居民看病贵。

　　因此，当前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加快推进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公立医院的股份制和市场化改革，打破私人部门投资医疗机构的制度性障碍，并且，政府的公共卫生收入实行补需方而非补供方改革，构建公平透明的医疗市场竞争秩序。同时，加快医保体制改革，构建激励相容的多层次医保体系，即政府基础性公共卫生保障基金为基础，职工医保和商业医保等为主导的公私明确的医保服务体系。如政府基于税收等为全民提供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险，以采取补人头的支付模式，为居民提供基础性公共医疗保障服务。具体为：居民自由选择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并签订长期医疗服务合同，政府根据该合同向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定额、定期的资金。由于政府向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是定额、定期的服务资金，一旦该医疗机构因重诊率过高而增加医疗费用，将只能由自己承担。同时，居民可参与职工医保和商业大病医保等，提高自身的医保水平。

　　显然，公私清晰的医保福利体系，将有助于推进医疗服务机构的社会分工，即以政府公共卫生保障基金支付的小病医疗服务分散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诊，而以职工医保和商业医保支付的大病集中在大医院，从而避免医疗资源浪费性使用，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 (来源：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