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曹中铭：松绑保代是对保荐制的一次革命

　　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草拟了《保荐代表人资格管理指引 （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今后，中证协将负责包括考试、注册登记、注册变更、处罚在内的保代资格日常管理，而保代注册的门槛也将放宽。
　　保荐制自2004年实施以来，保代资格管理工作一直由中国证监会承担。尽管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一般由中国证券业协会举行，但都是受证监会的委托而已。如果《讨论稿》得以实施，对于已取得保代资格的投行人员而言，其影响不言而喻。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方案没有出台，创业板退市制度目前也不见消息，没想到不声不响的保荐制改革却一马当先。《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到此次《讨论稿》的面世，说明监管部门对保荐制的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
　　作为境外的舶来品，应该说保荐制的实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也必须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现行保荐制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其一，保荐制的实施使保代成为券商行业中的金领，其身价水涨船高，对一些拥有较多保代的券商而言，已不堪承受保代的高薪。其二，保代跳槽之风盛行。有的保代不认真做项目，却热衷于频频跳槽，从中获取不菲的签字费收入。如某首批获得资格的保代，几年时间内换了4家投行，但至今只完成了一个IPO项目的保荐。其三，券商投行间挖墙脚的恶意竞争现象愈演愈烈。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券商投行人员的大流动，虽然正常的人员流动无可厚非，但相互之间挖墙脚的竞争方式却不利于投行人员的稳定以及持续保荐的进行。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只荐不保现象非常突出。这几年来，新股普遍三高发行，保荐机构难辞其咎；新股次新股大面积快速甚至是大幅变脸现象，保荐机构难脱干系。但对保荐机构而言，其最主要的职责是保荐企业成功上市并收取承销费用，至于对二级市场与投资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显然不在其考虑之列。
　　上市公司或拟发行人的保荐工作出现问题，监管矛头一般都指向了保代。就像基金老鼠仓基本上被认定为个人问题一样，在保代受处罚的同时，保荐人却安然无恙，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像胜景山河的两位保代，就算被撤销了资格，但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却无法撤销。
　　因此，放宽保代的签字权，放宽保代注册的门槛，将保代资格变成投行从业资格，是对现行保荐制的一次革命。保代既然无法担当保荐的重任，却享受着不应有的灰色利益，这样的利益链就应该被打破。
　　当然，在保代资格变成投行从业资格之后，以前由保代承担的保荐职责应该转移至保荐人，并由保荐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项目所配备保荐代表人和其他人员，则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承担相应的责任。(每日经济新闻)

叶檀：温州金融重生 无关吴英案

　　民间资金找到了突破口，一道亮光总比密不透风要好。
　　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目标有二：一是民间金融阳光化，使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对接；二是民间金融规范化，摆脱目前四处泛滥、监管乏力甚至无人监管的现状。阳光与规范，两者并行不悖，就像盾与矛不可或缺。目前的民间金融风险正是以往漠视民间金融的直接后果。
　　处于破裂高峰期的高利贷链条，使民间金融监管成为重中之重。在十二项主要任务中，第十一条是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第十二条是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当地出现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此次试验的亮点在于，久藏地下的民间金融有了出头之日，建立多层次民间金融体系有了试验的场所。如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未来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技术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各类债权市场，小微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有了对接的可能性。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此次试验暂时还未涉及更深的制度层面的变革，有纲要而无细则，也没有涉及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控股权等关键激励机制的改革，虽然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如果发展势头不错的小贷公司的控股权旁落银行之手，如果小贷公司的资本金受到限制，则小贷公司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
　　细则的出台将考验地方政府市场化的决心与勇气。对温州金融创新的鼓励呼之欲出，温州当地政府该如何应答？
　　目前从有关部门的调查情况看，一系列的创新举措正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如小贷公司基金等，金融业的创新，成功标志就是建立起信用体系，建立起信用定价市场，并且给信用准确定价。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达到上述效果，就算是好的金融市场，小微企业也好，产权交易也好，风险与信用的准确定价才是根本，其次才是各种金融方式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度拓展。
　　没有风险定价这一根本，即便建立起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也不过是增加了某些类似于份额交易的文交所，或者某些黄金交易境内外交易市场这样的对赌场所。温州有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温州金融生态恶化并非金融机构太少，而是小贷公司被制度卡住了脖子，民间高利贷失控源于信用根本无法正确定价，多过米铺的银行营业网点，没有真正与当地实体经济接轨。笔者不希望看到温州好高骛远推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交易与杠杆交易，而希望在本土化、在服务实体经济、在信用定价上有踏实的进展。哪怕外表老土、哪怕金融机构没有高楼大厦也无妨，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有人问笔者，推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意味着吴英案有了转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可混为一谈。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对于吴英案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不管批不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围绕吴英案的所有迷雾都有必要拨开，以彰示尊重法律，尊重事实。
　　温州试验是风向标，试验的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树立标杆，进而解决中国资金效率低下、草根市场艰难的现状。失败，非温州一地之祸；成功，也绝非温州一地之幸。(每日经济新闻)

但斌：千万别救市 让市场的归市场

　　认证资料显示为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但斌3月28日在微博表示，千万别救市！让市场的归市场。
　　但斌说：千万别救市！让市场的归市场。
　　针对但斌在微博的发言，认证资料显示为股市职业操盘专家，知名财经作家花荣的花荣说：现在即使救也不太好救，90年代暴跌时都是交易所给机构大户打电话希望救市，现在基本已经没有庄家类型的机构大户了，我们这些散户就是想救市也救不动，再说现在交易所的行为倾向是抑制投机和增大供给，没有救市的意思啊？

皮海洲：推动小微上市需先完善制度

　　3月27日，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在上市公司南山板块跨越一百高端论坛上表示，将推动符合创业板第二套较低标准企业上市。未来深交所将加大力度，推动小而新、生面孔的企业上市，推进小微型企业的发展。
　　推动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大方向的，也是创业板本身所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平均创业史已超过10年。因此，目前创业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它与中小板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不同。只有按第二套较低标准，来推动小微型企业上市，创业板才名符其实。
　　不过，要推动二套标准的实施，就必须有完善的股市制度来作为保障。毕竟，企业上市标准的降低，这也意味着股票投资风险的增加。
　　完善的股市制度，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必须合理，将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降至35%以下，改变目前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建立严格的保荐制度和退市制度；建立严格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如中小投资者索赔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让广大投资者都能够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笔者相信，只要制度的建设跟上了，不仅推动创业板第二套标准的实施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将发行标准再降一些也不是问题，甚至就连IPO要不要审核也都不是问题。

华生：新股发行与二次股改

　　[ 二次股改的核心是发行审批制度的整体变革，其实质是实现从审核制向统一规范的披露制转变
　　我们的股市从为国企脱困服务，到最新的为小微企业服务，说来说去都是为融资者服务，投资者的利益自然会受损害
　　建议如一次股改即股权分置改革那样，先暂停旧制度下的新股发行和再融资，以避免弯路，尽快推出二次股改 ]
　　核心是改革审批制
　　问：一次股改是股权分置改革，您现在说的二次股改有什么含义和内容？
　　华生：股权分置改革是第一次股改，它解决了中国股市与国际成熟市场在形式上的接轨。二次股改是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即发行审批制度的根本改革，其实质是实现从审核制向统一规范的披露制转变。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股市与国际规范市场精神实质的接轨。
　　问：中国股市20多年，发行制度经过了几次改革，但核心还是审核制，您怎样评价当下的核准制度?
　　华生：新股发行审批制度确实经过了很多变化，最初是让集体企业上市，进行试验，然后才逐步是地方国有企业上市。在相当一段时间，曾把上市指标作为一个红利，按照部委来分配。上世纪90年代后期，搞国企改革，还把发股票作为国企融资脱困的一个手段。新世纪以来，发行制度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和进步。最初是由证监会的发行部批准，后来由发审委审核。证监会从社会上请专业人士组成发审委，发审委委员一人一票。客观地说，发审委制度是证监会主动削权的一个表现。从中央各个部委的民主决策和独立性决策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但这个制度还是没有跳出审批制的窠臼。有审批就有寻租，而且审批既可能卡掉好企业，也可能放过坏企业。因此，发行审批制度改革，核心是改革审批制。
　　问：目前监管层把新股发行改革的一个重点，放在抑制发行高价和打击炒新股方面，您怎样评价？
　　华生：现在监管层改革决心很大，用意也很真诚。但在具体方向和方法上我认为还有问题。新股发行改革重要的不是定价和销售。实际上我们想控制发行价是很容易的，过去都是控制发行价的，所以没有三高，你给个窗口指导，行政性的控制，这个并不困难。如果你去控制发行价，那就是新股上市首日暴涨和炒新，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监管部门要打击违法违规，但过多地介入市场本身的交易，而且不断出台一些随意性很强的临时措施去干涉市场本身的运行，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如果我们要出台制度的话，最好也是统一规范，如每天都10%的涨跌幅限制。
　　强制分红与强化分红
　　问：您认为中国股市是否可能实行强制分红？有了分红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股市从投机场所转变成为了投资场所？
　　华生：这可能是媒体在报道中的一个偏差，据我所知证监会从未说过要搞强制分红，而只是强化分红的概念。这里虽只一字之差，意思差别却很大。强化是强调、重视、鼓励分红；强制则既违反公司法，也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为你干涉了股东、企业的自主权，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这么做。我个人非常支持证监会强调分红的重要性。这的确是中国股市的一个软肋，从政策方面积极引导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鼓励是一方面，关键也是要解决制度问题。你要提高分红，银行说要补充资本金，还得降低分红，怎么办？这就有个制度改革和设计问题。
　　问：很多人呼吁要取消红利税以增加分红，您怎么看？
　　华生：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要求并不正确。我看到不少人说征红利税是双重征税、重复征税，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都是在缴纳了所得税以后再给股东分红，后者都是要再纳税的。一个是对法人主体征税，另一个是对个人征税，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要闹笑话。
　　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红利税已减半征收，而非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企业的红利税却没有减半，这其实很不合理，我们现在谈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股息税减半征收只给了上市公司特殊优惠，这是对广大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的歧视。单给上市公司再取消股息税，这就更不合理了。资本市场靠吃偏饭并不能真正强大。
　　从整体税制改革方向上说，这也是不对的。中国税制的问题是间接税太重，要大幅降低间接税，逐步增加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而股息税、资本利得税都属于直接税范畴，正是将来要发展的方向。上市公司的分红能力和投资价值还是要靠我们制度安排培养的内生能力。
　　实际上我们现在真正要降低和取消的不是红利税，而是公司债的利息税。现在储蓄存款利息免税了，债券利息交税，这是不公平的。债券利息免税，师出有名，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减轻银行间接融资和企业股本融资压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监管层可以把主要努力放到这个方向上来。
　　不能光搞新股发行的市场化
　　问：现行的发行审核体制是不是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华生：中国的新股发行审批制度经历的第一个也是本质的变化是2009年的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过去不管叫什么名称，实际上都是行政定价，通过窗口指导，规定市盈率是15或20倍；而2009年的改革在定价环节真正放开了，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自己去询价，当然这个机制本身也有缺陷需要改进，所有的新事物不可能没有缺陷，但主导性的变化是从行政控制到放开定价机制，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飞跃和进步。
　　这次提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放开触动了股市制度中的深层次问题，激化了矛盾。过去20多年我们实行的是行政定价，这和当时股市整体的审批制度是相配套的。2009年的改革，在其他环节还是审批，却只放开了定价，我当时就写文章说这样单兵突进式的改革要出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放开是从创业板开始，企业规模特别小。中国股市的特点是企业盘子越小股价越高，我们过去把市盈率控制在15倍到20倍左右，再好的企业也只准一个市盈率，而市场化定价之后自然出现急剧的两极分化。因此，单纯的定价市场化改革所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三高，结果反而被指责为伪市场化。
　　2009年的改革是从过去的审批制向市场化过渡的重要一步，方向完全正确，问题在于单兵突进和整个制度不协调，造成市场巨大的反弹。在这个背景下，政府才提出要深化新股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我的观点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完全正确，但新股仅仅是审批制度的一个环节，发行定价的单独市场化已经有了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光搞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肯定会造成新的扭曲和更大的问题。
　　问：您的意思是说，现在酝酿的改革还没有抓住整个制度建设核心的问题？
　　华生：说老实话，我觉得还没有。因为现在做的还是技术的修补，询价、存量发行、配售权等，其中不少措施还有严重的副作用。以存量发行为例，这种有利于原始股更早套现的办法搬到中国这个卖方市场上来，将贻害无穷。真想增加上市供应量，好办法有很多。就是一定想搞存量发行，也可引入境外市场上原始股东献售股票募集资金归上市公司所有的存量发行、募集归公的方式。总之，改革要多考虑投资者而不是融资者的利益。证券市场基本是天罗地网的审批制度下面形成的。我觉得所谓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是要对审批制度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问：有人建议，就是把上市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让市场自己去评价和选择企业？
　　华生：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企业自由上市的注册制。除了审批制，另外就是披露制，或者介于这二者之间。披露制一是有门槛，不是谁都行。二是要核查，你披露的是否全面，是否真实，从而也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问：现在监管部门已澄清，审批制与注册制没有本质区别，是这样吗？
　　华生：这个说法恐怕更不对。这二者的区别太大了。用一个例子来比方，披露制是说你有一个门槛，如果我够格了，你对我披露材料真实性全面性的问题也问完了，没有特殊理由，你就不能拒绝我的上市申请。而审批制是说我的门槛也许很低，可是呢，判断裁决权掌握在我手上。不管你做得多好，你能不能够上市，最后取决于我是否让你过关。所以审批制和所谓注册（其实是披露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真想使得证券市场的潜力能够释放出来，提高证券市场的投资回报价值，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根本性改革。
　　不要指望全靠退市来解决问题
　　问：除了新股发行改革，现在也提出了完善退市制度，这是否也是发行制度市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华生：对，有上市没退市，就像只吃不拉，会生态失衡。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实行有约束力的退市制度。不过也不要指望全靠一个退市来解决多大问题。据我所知，搞大规模退市的，只有美国等几个地方，其他国家也很少。我个人认为目前内地学不了，香港都学不了。香港前两年有一次说那么多壳公司亏损企业要清理，提高门槛，让他们退市，结果遭到了市场各方的强烈反对，最后香港证监会不了了之，放弃了。如果像美国那样每年有几百家上市公司退市，在中国这个散户为主的市场上，意味着每年都有上千万投资者血本无归，大股东犯错误或没本事要先拿散户投资者垫背，我们的投资者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没有？
　　问：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监管层是应该监审分离，更多地放权给交易所？
　　华生：从方向上看证监会应该逐步向交易所放权。但现在交易所本质上只是证监会的下属机构，换个地方分两个摊子审批就会更好？所以监审分离只是说法或形式，实质还是在怎么改革那个审。放给中介机构，它们就代表市场？中介机构如券商不也几乎全是审批制的产物吗？民间自己根本不能成立。动审批从哪里开始，有大讲究。
　　下一个10年将是回报的年代
　　问：二次股改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华生：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中国股市形式上和国际接轨了，从一个怪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形态。新股发行定价改革激发的矛盾暴露了我们更深刻的制度问题。新股发行改革的进退两难说明不对整个发行审批制度改革攻坚，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会越走越被动。现在和当年股权分置改革一样，是下决心进行发审制度改革的时候了。
　　问：那么股市整体制度的改革应当以何处为突破口呢？
　　华生：整体制度改革一定有一个先后，但新股应当不是先，它是难度最大的改革，难就难在它不是一个存量，一旦放开，场外就有好几万家企业，市场能不能容纳那么多，这是个真实问题。所以，难度最大的地方一定不是发动战役的突破口，我觉得现在需要将发行审批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为了避免走弯路、增加改革的负担，同时倒逼改革的紧迫性，可以像当年股权分置改革一样，先暂停新股发行和再融资，不要再增加旧制度下的老产品，以集中力量推出二次股改。
　　问：过去十年，中国股民们既见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发出了股市回到原点的叹息。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股市真的不会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吗？
　　华生：与十年前相比，应当说今天以蓝筹股为代表的市场估值基本合理。有人说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完全脱节，中国经济过去十年连续高增长，但股市却在原地徘徊。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些年来正是经济成长帮助股市消化掉了当年积累的四分之三，甚至是五分之四的泡沫，股市的市盈率从2001年的平均60多倍下降到现在的12、13倍。所以，中国股市靠经济高增长翻越了2001年的泡沫高点，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只回到了2000年泡沫高点的一半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未来10年应当比较乐观。解决好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下一个10年将是回报的年代。
　　问：除了制度，你说的指导思想也很重要，这是否就是大家呼吁的政策出发点要更多地考虑投资者而不光是融资者的需要和利益？
　　华生：很对，我们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用中小企业来尝试，到帮国企脱贫解困，到为民营创业创新企业融资发展，到最新的要为文化产业发展服务，甚至说要进一步降低上市标准，为小微企业服务，这些口号变来变去、说来说去，都是为融资者服务。这种种服务显然就是没有为投资者着想、服务。拟上市企业的队已经排那么长了，还急着想拼命多搞企业来上市。中国股市不改变这种思维模式，当然就很难好起来。所以现在不是要再开口子，而是要先停下来，赶紧改制度。
　　问：您在2001年股市高点写过漫漫熊市的信号，在2005年股市最低点时发表过市场转折的信号，2007年股市泡沫时又发出了市场过热的信号，这三个信号给广大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您是否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信号呢？
　　华生：我想这一次恐怕大家得等待和关注制度变革的信号。(第.一.财.经.日.报)

易宪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 请慎之又慎

　　在市场有效的信用体系没有形成，金融市场的信用基本上处于政府担保的情形下，就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国内银行体系将面临莫测的高风险。更何况，如果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更多考虑是如何来分得银行暴利的话，那国内银行业势必要面对一场难以估量的狂风巨浪。
　　借助《非公36条》，也为了化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顽症，要求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组建社区银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不仅在两会上有代表直接提出议案，还有相关团体及个人在为此广造舆论。在近日我参加的一些会议以及经常接到的记者采访电话中，这都是个热门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要慎之再慎，否则，在中国现有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条件下，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组建社区银行，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要思考或要问的是，民营资本为何要进入银行业？是由于这些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吗？可以说，只要我国的银行利率尚未真正市场化，只要政府对银行实行价格及信贷规模管制，那么无论是何种资本进入银行业都是无法形成有效市场机制的，银行业的竞争只能是信贷规模的竞争而非风险定价的竞争，有效市场价格机制根本无法形成。也就是说，当前银行业的竞争机制，并非是靠民间资本的进入，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能否放松。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有利于中小企业及农村融资的困难解决吗？可以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并非仅中国独有的现象。只要存在市场机制，或以市场来运作，一万年后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在较为成熟的市场体制下，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算是这个难题解决得较好的。他们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与银行形成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来化解困局，而不是增加社区银行。再说，即使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社区银行，如果没有健康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这些民营资本的银行会真正愿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吗？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试行了多年，但是这种能帮助中小企业及农村居民解决融资难的金融机构为何没有快速发展及繁荣起来呢？估计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利润不高，民营资本没有意愿仅仅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进入这种利润低的金融业务。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民营资本之所以要突破国有资本对银行业的垄断，最为根本的问题，并非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也并非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更不是来帮助农村增加融资渠道，而是最近国内投资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想自由进入获取高利润将都面临较大风险。而在民营资本看来，利润高而又风险低的行业只剩下几个严重垄断性行业了。特别当前引起市场激愤的银行业暴利，更促使民营资本希望能尽早进去分一杯羹。这才是激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核心动力所在。
　　那么，为何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要慎重之又慎重？因为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现代银行对存贷款风险的定价，这种定价必须要有长期演化而成的信用来担保。民营资本显然还没有这种信用，那么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信用就得由政府来担保。当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后其信用是由政府来担保时（或现代银行制度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那么进入银行业的民营资本就一定会进入高风险项目，或不担心进入高风险的资产。因为，民营资本这样做，其收益可以归自己，而且风险或成本可让整个社会来承担。更为重要的，网络银行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如果其信用政府来担保，它随时都可以把居民存款占为己有而逃走。目前所发生的不少情况都表明，即使管理十分严格、操作流程比较清晰的国内银行（当前许多银行的每一笔业务，总行随时都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来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盗用银行资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旦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私人银行主事者要盗用存款人的资产更是易如反掌，而且在短时间就可完成。最近无论是银行及金融市场发生事情及民间因高利贷而跑路的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就当前中国的民营资本信用状况来看，这种风险可能比估计的要大得多。
　　还有，当前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个理由，是让民营资本进入社区银行，可以化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这种情况在美国确有先例。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国人基本上是认可美国大量发展社区银行的模式的，认为可以作为我们的重要借鉴。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这种以社区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质疑。从历史来看，美国银行体系经历过频繁的危机，无论是在南北战争前，还是1863年至1914年在国民银行体系下，或者20世纪30年代及2008年在联邦储备体系下，都没有逃过严重金融危机的劫难。其很大原因都与银行体系竞争过度而导致该体系过于脆弱有关。这是美国金融业不稳定的历史根源。加拿大的银行体系是以大金融机构为主的寡头垄断，这些大的金融机构既受政府的保护又受政府严格的监管，因此其金融体系更具稳定性，所面临的风险就较低。
　　对于这两种银行体系的优劣，大可继续深入研究与分析，但是眼下至少应该看到，美国的社区银行模式不一定是成功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还成了两百多年来美国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对此，我们不该仔细斟酌再斟酌么？
　　总之，在当前国内的市场有效的信用体系没有形成，国内金融市场的信用基本上是处于政府担保的情形下，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政府千万要慎之再慎。如果这种基本条件不变，就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那么民营资本过度使用或滥用现有的银行体系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国内银行体系将面临莫测的高风险。更何况，如果民营资本进入银行并非是为了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也不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更多考虑如何来分得当前银行暴利一杯羹的话，那么国内银行业势必要面对一场难以估量的狂风巨浪。

周科竞：第二套标准更适合创业板

　　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日前说要推动符合创业板第二套较低标准企业上市，此举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也让创业板吸纳更多真正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上市，不过其中的投资风险投资者也应该警惕。
　　所谓第二套较低标准，即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这一标准较第一套标准要容易很多。第一套标准要求企业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
　　陈鸿桥特别强调，目前创业板发行上市采用标准较低的第二套标准的几乎没有，保荐机构对推荐小而新、生面孔的企业不积极，而往往可能正是这样的企业，更能体现出创业板支持创业创新的特色。陈鸿桥说。
　　对于很多企业，想要实现连续两年盈利超过1000万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实现了，也就不属于创业过程中的公司，而第二套标准只要求营业收入和成长性。应该说，一家创业初期的公司，刚刚步入高速增长期时，也是可以实现这一标准的。
　　一家初创公司，即使资产规模很小，但只要有较高的营业收入，同时利润率不是特别低，如果按照标准下限计算， 只需利润率达到10%即可，如果主营收入够高，那么利润率水平还能相对降低。于是，很多真正处于创业期的公司，将能够来到创业板上市，这对于创业板回归本来面目大有好处。现在与中小企业板看不出多大分别的创业板，终于可以让偏好风险的投资者大呼过瘾。
　　姑且称按照第二套标准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为创二板，那么创二板公司的投资风险将远远高于其他股票，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毕竟创二板公司规模不会很大，业务也不是非常成熟，这些企业随时都有破产清算的可能。同时根据深交所有可能推出的退市政策，这些公司还没有卖壳重组的可能。
　　于是，投资者投资创二板公司股票，应该尽可能分散持仓，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遇到单一公司的风险，也能够有所分散，否则投资者的投资本金可能会遇到巨大损失。
　　对于创二板股票，也应该推出ETF基金，供喜欢投资创二板的投资者购买，通过ETF基金分散创二板股票的非系统性风险，无疑是最佳策略。
　　对于很多创业企业来说，创二板比新三板又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不仅能够获得IPO融资，也能得到更接近主板的地位，创二板的出现，将会对拟上市企业进一步细分，未来什么样的公司上什么样的市场，将会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