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根据央行数据，2011年底中国外储为3.181万亿美元，季度环比十多年首次下降。近期，外储缩水、外汇占款连月减少、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速放缓等一系列信息，均传递出跨境资本流出中国的迹象，这是短期的现象还是长期的拐点，中国如何应对这新情况、新趋势意义十分重大。

　　事实上，根据广东社会科学院《境外资金在中国大陆异常流动研究》课题组的跟踪研究，从2011年7月以来，原来从境外流进的资金和国内各种性质不明的资金有加大流出的明显迹象，尤其是2011年9月底后，流动速度和总量都明显加大。数据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FDI（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流入591亿美元，较2011年第二季度FDI资金流入额667亿美元减少76亿美元，减少近11.4%。这种趋势延续到了四季度，11月FDI同比下降9.76%，其中美国对华投资降幅明显；1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录得数据正式公布以来的首次逆差，种种迹象表明国际跨境资本流呈现加速之势。

　　中国的情况在新兴经济体中并非特例，一向为资本流入洼地的新兴市场正在遭遇资本流出。多年来，全球贸易分工、金融全球化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推动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新兴经济体。然而，2011年下半年开始，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欧债危机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调整让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开始回流发达国家。去年7月以来，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货币一改以往持续升值的态势而转向大幅贬值，同时伴随着罕见的资本大规模净流出。仅9月单月主要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就合计流出了804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特别是近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利差的缩小、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预期的削弱甚至逆转、资产价格溢价预期的下降，正在不断加剧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

　　当然，这种回流短期内可能反映的是国际资本的避险偏好，而且一旦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以及人民币重启升值通道，短期的跨境资本还会“再回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中长期因素的改变。一是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开启一场旷日持久的“去杠杆化”进程，这会导致海外资本的持续回流。二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总需求不断萎缩，中国出口部门超高速增长的黄金窗口已经过去，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效率开始下降。三是原来沉淀于房地产市场的热钱，在中国政府坚定的房地产调控，主动挤出房地产泡沫面前开始退潮。从长期来看，奢侈需求、投资需求等非基本住房需求必定受到限制，国家近期几度对巩固调控成果政策立场的表态也意味着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上涨进行调控的决心不动摇，这将大大压缩跨境资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逐利的空间。四是一直靠低价格补贴全球化红利的中国也正在走上一条要素价值重估的调整之路。可以说，多年来，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是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级化的症结所在。当前随着中国推进工资收入分配、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也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这必然压缩FDI的利润空间。五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发现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繁荣周期，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才有可能使美国成功回到“再工业化”正途，于是近期以“投资美国”为口号，美国正在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努力促进资本回流。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趋势可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跨境资本从中国国内股市、债市和汇市上的流出，福特、NCR等跨国企业收缩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向本国回流的产业资本转移，其实更值得关注，中国要防范的不仅仅是热钱的大规模流出，更是产业资本的流出。

　　中国靠资源廉价、利润丰厚吸引全球资本的年代已经渐渐远去，如何能够再次吸引资本？要靠快速提高的人力资本、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成长的市场容量，要靠引入先进技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项目和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来造就经济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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