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张维璇 平亦凡 北京报道
“对航空碳税问题，我们在欧盟的理事会和部长会议上都讨论过。讨论的共识是，要兼顾欧洲航空公司和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的利益。”3月18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部长科拉多·克里尼对本报记者表示。
克里尼进一步指出，欧洲、美国、中国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寻找共同目标和路径，“我相信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协商，会促使中国和欧盟采取相适和相似的规则，这里我强调是相似的政策而不是一样的政策。”
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的3月16日，克里尼刚刚与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中国环保最新进展、中意环保合作等方面深入交换意见，并签署了《中意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
早在2000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与意大利环境与领土部签署合作协议，启动了中意环保合作项目。克里尼介绍，十年来已开展实施了200多个项目，设计环境监测和管理、国家和地方机构能力建设、自然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和垃圾资源管理等方面。
根据克里尼的审慎评估，中意环保合作及相关合作的总投资约为10亿欧元。过去10年中，意大利环保部1.85亿欧元的资助为中国可持续和低碳技术发展带来价值135万欧元的直接和间接投资。
作为卫生与公共健康专业博士，科拉多·克里尼于2011年11月16日起担任意大利环境、国土与海洋部部长，此前自1990 年起即担任意大利环境、国土与海洋部研究与发展司司长。
能源与交通是中意未来绿色合作重点
《21世纪》：在未来，意大利和中国将在哪些领域展开合作？
克里尼：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在总体上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冲击。意大利在努力改变能源（energy matrix）的使用方式，如，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carbon intensity）。所以意大利的主要任务是，减少传统能源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的环保部长面临着比意大利更严重的环境挑战，比如，由污染引发的水资源问题。但是我们共同工作于一个叫做“绿色经济”的平台上，那就是经济增长不以环境为代价。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在能源、水资源、土地使用、农业、交通等方面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将会是中意双方未来合作的内容。
《21世纪》：具体到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意大利在未来和中国将展开哪些合作？
克里尼：对于大气治理方面，中意两国的合作将集中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方面。目前在太阳能和生物能方面我们有具体的计划，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化石燃料的使用范围太广了。我的动议是今后在推动中意新能源新技术的合资公司的发展。
此外，我们之前已在北京中心地区建立了一个“智能交通系统”，以调控城市交通、减少能耗和尾气排放，这个系统曾为奥运服务过。今后，我们将和北京市政府合作建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城市交通管理和管制的智能交通系统。
PM2.5为新能源的发展带来机会
《21世纪》：您过去在与北京市环保局的合作过程中，为北京市的大气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曾在2005年获得北京市颁发的长城友谊奖。而现在北京深受灰霾天气的困扰，对此，意大利有哪些经验可以供北京参考？
克里尼：灰霾天气的一个主要污染源就是颗粒物，而颗粒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设施、交通工具以及居民住宅的供热系统。同时，当地的气候状况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如果没有降雨和风，就很难把污染颗粒物从大气中移除。
意大利的城市如米兰，也有着与北京相同的情况，当地气候对污染状况的影响加剧。
在这样的状况下，治理PM2.5的挑战很大，需要采取包括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在内的多种措施。
再者，交通体系也需要改变。我们要多提供公共交通的使用。在意大利我们实施了这样一个法规，一旦有不良的局部地区气候状况，当地的居民就被要求需要增加公共交通方式的使用，来减少不良气候带来的不好影响。北京也同样需要做这样的尝试。
我记得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当北京市政当局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后，效果就很好！我们在这方面和北京政府有比较多的合作，例如我们帮助北京建设了一些空气质量的监控点，在市中心建设智能汽车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智能规划和计算，减少汽车污染排放和减少拥堵。
最后一个方面是制冷设施的改造。制冷设施会像供暖设施一样需要能源的消耗，这些能源消耗会给环境带来较大影响。我认为，城市需要统筹管理和控制制冷与供暖设施的使用，减少能耗。
《21世纪》：您对北京治理PM2.5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克里尼：意大利也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PM2.5是有非常大危害的污染物，因为它很小，可以进入肺部对人体造成伤害。意大利的防治措施包括：第一，减少污染源的数量。在能源和交通系统中采取措施，有时甚至可以采用激烈的政策措施。第二，PM2.5同样是科技创新的问题，应当推进太阳能、风能、交通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因为新能源和传统能源在使用上是有竞争性的，传统能源价格至今都低于新能源，尤其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传统能源的补贴非常多的国家。
PM2.5监控和治理，可以为新能源的发展带来机会。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法规，去支持电力汽车和新能源的发展。 因为新能源汽车和可替代能源可以从交通和工业污染排放这两个源头上解决大气质量问题。
国际民航组织协商有望破局
《21世纪》：欧盟将航空纳入减排体系中，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引起了29个国家的明确反对。对欧盟的这项政策，您怎么看待？如何改善这一方案？
克里尼：我们在过去的欧盟理事会和部长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话题。我认为欧盟是正确的，因为二氧化碳排放是国际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公司在欧洲排放二氧化碳，那么他们需要和欧洲公司受到相同的标准制约。同时，我认为中国也是正确的。中国国情和欧洲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其他的国家和欧盟采用一样的法律法规。
那些在欧洲飞行的外国航空公司，他们也排放，我们对两者都要处理。上星期五我们决定的是：欧洲、美国、中国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为欧洲和外国的航空公司寻找共同目标和路径。这次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协商将是各国探讨解决方案的好机会。在减排领域，我们有2条路线：一条是在欧洲，我们要求自己的能源、钢铁、化学等公司和行业按照欧洲的标准减排。我们的标准非常严格，而这些标准可以提升欧洲的生产。另一条是，那些在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公司则不必按照欧洲标准。现在的情况是只有欧洲在行动，而其他国家的行动却不够，这样就不公平了，因为不同的标准下减排成本是不同的。这造成很多欧洲企业游说政府， 起诉中美公司的不公平竞争。 因此，我们应该将国际民航组织协商看做是促进世界各国在排放管理方面的首次合作，和共同商讨政策的机会。我相信在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协商，会促使中国和欧盟采取相适和相似的规则，这里我强调是“相似”的政策而不是“一样”的政策。
《21世纪》：您对今年年底在卡特尔召开的COP18有何预期？
克里尼：去年南非德班协议上，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协议。为了找到全球减排的共同义务，我们商定了一个从2012年开始直到2015年的工作协议。其中中国、巴西和欧洲的合作是重点，因为我们最终达成的协议必定是基于我们之间的合作。我认为COP18将会是一个过渡性措施，因为我们的最后的期限2015年马上就到了。我们首先要确定议题，要列出所有的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减排目标、各国如何分担这项减排任务和责任，因为我们要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不能要求中国去做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目前中国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们要对如何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达成共识。这很不容易，我们要从全球范围内解决碳税等问题。
我们需要和WTO有在此方面的合作。提高碳价格，有三个措施，一个是“搁置”措施（set aside/freeze），冻结一部分的碳配额，从供给上提高碳价格。第二个措施是“浮动”策略（float strategy），对碳价制定一个区间的价格。第三项措施是实施碳税。我认为提高碳价格是为了促进减排和新能源的发展。
作者：王尔德 张维璇 平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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