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曹中铭：改规则 限买入 锁股份 方能抑炒新热

　　在证监会接连表态力挺蓝筹股的同时，沪深交易所近期频频向市场警示新股的炒作风险，就连郭树清主席在接受专访时也特地提到，对过度炒作新股导致跟风现象的不良行为，要根据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遏制。
　　A股市场向来都有炒新的情结，逢新必炒几乎已成市场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新股不败神话频频上演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炒新也导致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亏损累累。像海普瑞华锐风电(601558)等曾经的新股，哪一只没有变成投资者心中永远的痛？
　　随着股市反弹的持续，新股的表现再次成为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上周四挂牌的吉视传媒(601929)，上市首日最高涨幅曾达到102%；本周二挂牌的中科金财(002657)收盘报涨82%；周三上市的吴通通讯盘中最高涨幅达90%。新股能有精彩的表现，依旧离不开市场的热炒。
　　显然，防范新股的炒作风险，仅仅依靠监管部门的风险教育与警示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推出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笔者以为，不妨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抑制新股的炒作热潮。
　　其一，改革现行的临时性强制停牌机制。目前沪深交易所都建立了对于异常交易证券的强制停牌制度。如上交所《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规定，如果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30%累计上涨超过100%或累计下跌超过50%，其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实施盘中临时停牌。这样的条件未免太过于宽松。如果一只新股大幅高开之后再上涨30%的话，其实隐藏着的风险已经很大了。笔者建议，只要新股开盘涨跌幅 （与发行价相比）达到或超过30%，即自开盘起实施停牌30分钟；如果较开盘价累计上涨超过50%或下跌超过30%，同样应该强制停牌。而且，其后的上涨或下跌，均应以10%的幅度为限，否则将面临第二次熔断，直至收盘前5分钟。如此，才能更好地防范新股炒作风险，也有利于防范新股被大资金控盘现象的发生。
　　其二，根据新股首日上市能够流通股份的数量，确定单个账户的最高买入量。新股遭爆炒，大资金或大机构首当其冲，中小投资者只不过是跟风而已。因此，对于大资金的约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全聚德这只鸭子因为沾上北京奥运概念题材，上市后遭到市场的疯狂炒作而乱飞，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深交所最后不得不采取每个账户买入量不得超过1000股的下策，才最终让这只鸭子停止了折腾。那么，针对新股，同样可以采取类似措施。
　　其三，股份锁定。对于违规炒作新股的账户，监管部门往往以限制账户交易的方式进行处罚，但能享受此待遇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实际上效果亦非常有限。笔者建议不如采取锁定股份的方式，效果无疑将立竿见影。具体方法是，对于首日买进新股的投资者，在一周的时间内不能再买入，而能够卖出的则只能是买入量的一半，另一半被锁定，一周期满之后才解禁。
　　采取上述措施之后，炒作新股的风险无形中被进一步放大，投资者参与时当然会愈加谨慎了，炒新风自然而然会得到抑制。

左小蕾：上市并非融资的惟一途径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昨日在做客中新网视频访谈时表示，上市并非融资的唯一途径。
　　声音
　　对于归真堂这样的家族企业，上市并非融资的惟一途径。
　　但中国的公司往往是以上市为目标，一个概念包装一下就想去上市，纳斯达克当年就是这样。几年内几千家公司上市，市盈率推得很高，200多倍300倍。价值和价格离得太远的时候不能承受，即产生所谓的IT泡沫。纳斯达克几千家公司退市，指数从最高5300多点，掉到1200多点。
　　如果乱七八糟的一个概念都上市，市场可能会被搞垮。中国的创业板不是为了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的退出而设立的，市场是一个融资的平台投资的平台，是为了资源配置。
　　当中小企业，小微企业遇到融资难的时候，就想到上市，这种概念不对，大家对它的认识不对，是很大的误导。资本市场不是给那些短期融资资金周转不过来的公司提供融资的，它是一种长期投资。

巴曙松：解决小企业融资难关键在放松金融业准入

　　当前，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我国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日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分析了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并就金融改革可能的突破口发表了看法。
　　基础设施投资
　　对融资形成挤压效应
　　证券日报：您曾经提出，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主要刺激工具的危机应对政策，客观上对小企业融资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您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巴曙松：2008年底到2009年启动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实际带动的总投资远远不止四万亿，这些基础设施投资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对货币信贷的投放格局带来明显的影响。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周期通常比较长、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比较大。从具体的时间分布看，2008年底到2009年通常是这些大型项目的开工时期，开工时期所需要的资金量不是很大，真正进入建设时期则需要的资金量就相对更大。从政策周期的角度看，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到建设期的时期、正需要更大量资金投入的时候，基于抑制通胀等政策要求开始的金融紧缩，相应降低了金融部门的资金投放。
　　在这样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在紧缩时期的本能反应，首先就是保证那些已经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
　　2011年7.5万亿的信贷投放中，应当有相当比例是投向前期已经开工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比较来说，这就使得留给实体经济和小企业的资金就相对较少。
　　同时，2011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促使房地产企业到民间融资市场以高利率融资，拉高了民间融资市场的利率，也直接导致原来主要依靠民间融资市场获得资金的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上升。
　　依赖数量工具
　　加大融资难度
　　证券日报：偏好数量工具的调控政策组合，客观上加大了小企业的融资难度。那么，如何操作才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所缓解？
　　巴曙松：因为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等原因，这一轮金融紧缩过程中，比较多的是依赖数量工具，特别是调整存款准备金，而利率实际上调整的较少。在物价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了持续的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不断提高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加剧了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的供应压力。
　　在实际利率为负值的条件下，对于有些的信贷规模的追逐会更为激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机构能够拿到这些信贷资金呢？当然是一些游说能力强的大型企业。这种主要依靠提高存款准备金、并保持低利率水平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有利于大型企业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如果是适当降低准备金率并提高利率水平，实际上对小企业相对有利，因为这些小企业从市场上融资的资金成本更高，银行体系的利率有限幅度的提高对其影响不是太大。
　　准入管制客观上提高了融资成本
　　证券日报：金融业的严格的准入管制客观上提高了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能否从多个角度分析一下？
　　巴曙松：从小企业本身来看，这些企业本身具有规模小、经营状况波动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弱、从历史数据评估看贷款违约率相对高、同时从银行的信贷文化看缺乏银行通常需要的合格抵押品等，这促使商业银行对这些企业提出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同样更值得重视的是，金融业的严格的准入管制，使得面向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在民间融资十分活跃的2011年的，主要面向小企业的小额信贷公司在2011年11月末共有4144家，贷款余额37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从小贷公司2011年小贷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看，小贷公司2011年的亏损面稳定在8.5%，远低于工业企业11.2%的比例。民间融资相对活跃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西藏、新疆等省市的小贷公司亏损面在4%以下。其实，不仅小贷公司，从整个金融机构的分布看，在小企业较为集中的中小城镇，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十分有限，市场竞争不充分，从而使得小企业贷款利率相对较高。
　　实际上从整个银行业的利差水平看，中国商业银行的总体利差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并不明显偏高。以花旗银行等10家境外银行和工商银行等5家境内银行为样本的比较分析显示，境内银行平均净息差约为2.6%，较境外银行低0.3个百分点。因此，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利差水平高低问题，更应当是放松管制以促进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的提供、以及促使竞争更为激烈来降低成本的问题。
　　金融创新利于降低
　　对小企业融资的挤压效应
　　证券日报：目前环境下，如何才能使中小企业脱离融资难困境？
　　巴曙松：从上述分析的逻辑可以看出，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培育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创新，有利于降低大企业对小企业融资的挤压效应，而维持宏观经济的运行平稳，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也是对小企业的经营有利的。
　　在具体的金融政策工具角度看，更多地依靠利率汇率等市场化的、相对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工具，更有利于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降低面向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准入管制，形成市场化的面向小企业的竞争环境，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也都有利于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当前，仅仅批评和关注银行利差水平高低是不够的，放松管制对改善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www.ccstock.cc)

叶檀：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引狼入室？

　　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表题为 《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文章，该文一出，即被当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吹响了号角。
　　该 报 告 的 主撰--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不大，不能过分强调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再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推进开放时可先推行预期收益最大的改革，后推行最具风险的改革；先推进增量改革，渐进推进存量改革。具体而言，在1~3年内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3~5年内，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在5~10年内，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这是一份技术报告，而不是一份关于中国货币市场的制度性改革报告。从技术上来看，这份人民币国际化动议书可以算得上周到，从短期到长期开放的步骤设计，考虑到中国实体经济的现实与产业升级的需要，以鼓励交易与贸易投资为主。但从市场方面来看，这份报告却欠缺最重要的基础，即从货币到所有信用产品的定价基础，没有定价基础也就没有了可以实现对冲功能的市场，一旦实现开放市场人士将无还手之力。
　　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面临三重束缚。
　　一是利率改革。盛松年先生认为利率市场化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必要前提，此言大谬。中国基础货币体制存在缺陷，在外向型经济式微之后，尚未找到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基础货币发行体制。谁也不知道中国的基础货币到底如何发行？是用外汇占款，还是用税收抵押方式，还是用美国的债券信用方式？利率不能市场化的结果，是鼓励了大型劣质企业滥用资金，所有的信用产品都无法准确定价，企业债市场出现垃圾债成为一桩天大的新闻。
　　以国际化较为成功的印度卢比而论，在卢比国际化的过程中严控风险，由于资金不足着重于吸引外资流入，改变风险不匹配的长短期债的负债结构；同时培育了一批高效而风险可控的大企业，如软件巨头TCS、钢铁巨头米塔尔等。
　　不容忽视，从1993年开始卢比国际化过程，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过程。1991年经济危机后，贷款利率的限制也逐步解除。此后，国债利率逐步由市场决定。到1997年10月，大规模的利率市场化基本结束，仅遗留了少数利率仍被管制，存款方面主要是储蓄存款利率。当存款利率管制被解除时，说明印度利率市场化最终获得了成功，银行不再是民众财富的吸血鬼。2010年7月，贷款利率实现了全面市场化；2011年10月，最后一项储蓄存款利率也最终被放开。印度利率市场化的脚步不快，严格控制风险，但非常坚定。
　　二是培育优质企业与投资者，金融危机已经并且正在对中国实体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已经不可能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以取得出口竞争优势，但要命的是，除了少数企业外，大量的企业抗击打能力太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需要一大批抗击打能力强、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周旋的公司。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坚实的基础。
　　投资效率低不仅存在于国内，对外投资同样如此。按照商务部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5%的海外投资都在亏损，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又有多少亏损不可小觑。2009年年底，中化集团在海外投资的3个油气田项目，累计亏损就达1526.62万美元。
　　开放民资境外收购向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从吉利到三一重工进行的技术并购引人关注，关键是政府有关部门不能重蹈覆辙，为这些企业的资金提供完全背书，如此一来，这些企业将成为与央企一样的权贵。
　　最后，是资本项目彻底开放，允许资金到境内外双向投资。德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改革，直到80年代才彻底废弃废除向非居民出售国内债券和货币市场票据的所有限制、废除对非居民持有国内债券的利息收入征收预扣税等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彻底开放。
　　中国允许人民币回流投资境内市场，允许外资机构在管束之下进入证券市场，要害在于允许国内的金融之狼们在国际市场磨炼，摒弃山寨整人坑人的流氓交易所，否则一旦有了大规模做空机制，一旦债券市场放开，刘其兵等悲剧、丧失定价权的悲剧就不远了。
　　人民币国际化，技术手段固然重要，但永远不可能绕过制度改革，偷懒的办法只不过是将风险延后而已。（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