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爷”称自己对这种拥堵的状况司空见惯，不能做到习以为然的多是外来京城行走的人。当然，让记者感到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侃爷”不经意中说出的一席话：“常有乘客抱怨，从天津到北京的距离有百余公里，如今不过半个钟就能到达。但到了京城之后，却常常是半个小时都走不了10公里的路。”

　　此语颇值玩味，造成如此扭曲的局面，何尝不是人们舍近求远的发展观念作怪？由此想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情形多有相似。比如，IPO一年融资成百上千亿元，但要解决一桩不足亿元的股民维权案，少则拖它一两年，多则长达数年。最典型的例子是，蓝田股份案10年前就开始正式立案，2007年左右相继判决股民胜诉，但至今股民仍不能拿到赔偿款。类似的案子不在少数，它们所具有的立案难、办案时间跨度长、赔偿难以切实有效执行等特点，无不展示当前证券市场民事赔偿之路“拥堵”怪状。

　　既有拥堵，何不疏堵、治堵？证券民事赔偿作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股民切身的投资权益，而且也是惩戒违法违规上市公司的一把利刃。当前，证券民事赔偿之所以出现如此拥堵之状，很重要的原因是股民的维权选项只是单选。除了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维权股民并没有其他可行的道路选择。基于股民维权的群体性特点，无形中造成了“万人挤独木桥”的状况。正因为此，股民维权之路焉有不堵之理？

　　因此，开辟多种渠道引流股民维权，实有必然。这样不仅能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而且也能促进法院的办案效率。当然，相关司法人员在责任上的互相推诿不在此列，此种状况另需制定有效办法加以约束。在国外，90%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是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可以为我们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借鉴。另外，通过仲裁机构处理证券民事纠纷也值得一试。最新成立的投资者保护局，能否也背负一定的诉讼担当呢？上述问题可以通过调查研究加以论证。

　　综上所述，当多渠道的股民维权方式建立之后，“万人挤独木桥”的拥堵状况势必得到缓解。当然，各渠道之间如何统筹合理、科学有效地进行分流，则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