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左晓蕾：价格下降并非房地产调控终极目标

　　要房价合理回归到与居民收入相适应，也就是说，房价回归后还必须稳定。
　　那就再清楚不过，调控的终极目标是要让房地产回归其以居住为主的属性，未来房地产主要是消费品而非投资品。消费品价格是可以稳定的，投资品价格就不可能稳定。
　　温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房价还远没有回到合理位置，调控不能放松，正面回应一些利益群体因为近期房价下降推动政策放松的博弈。对房价未来会降20％、30％还是降50％，近期各种猜想和预期满天飞。实际是在试探房价调控的底线。笔者的理解，现在各方关注房价下降，仍是把房地产的未来作为投资品市场来定位，这个思路似与温总理对房地产的提问的回应，与政府一再强调的房地产调控终极目标并不一致。房价下降是调控目标的一部分，把房价下降水平作为判断调控政策转向的依据，并以此确定下一步房地产的投资战略，结果可能南辕北辙。
　　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对合理房价的解释，是与居民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利润相匹配。最近的对房地产调控目标的表述，是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房价显然是调控的目标。但既然要房价合理回归，而且要回归到与居民收入相适应，那也就是说，房价回归后还必须稳定。什么样的房地产的价格可能被稳定，投资性房地产价格可能稳定吗？再清楚不过，调控的终极目标是要让房地产回归其以居住为主的属性，未来房地产主要是消费品而非投资品。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形成机制。消费品价格是可以稳定的，投资品价格就不可能稳定。
　　居住需求属于实际有效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最大满足度，是真正意义上的刚性需求。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的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上涨过高，购房能力下降，有效需求受到压抑，市场呈现供大于求，房价应该有向下调整的压力而回归均衡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居住性市场，属于消费品市场，具有消费品的效用最大满足度这一重要特点。一个人吃一碗饭吃饱了，再有人提供第二碗饭，边际效用就开始递减，同样的价格就卖不出去，价格就必须降下来。这种网状调整过程，就形成消费品市场的均衡价格。房地产以居住为主就具备消费品的属性，效用最大化的约束成立，市场供求关系定价理论可以实现稳定的均衡价格。
　　以投资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投资需求没有效用最大化的约束，投资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通过实际供求决定。投资是以价格差异为赚钱的目标，赚钱的效用是无限大的。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是在意价格不断上涨，价格需求弹性极高，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从而破坏了价格理论中效用达到最大满足度后需求下降的假设。赚钱需求属于效用无限大，不可能出现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的供给水平。所以，理论和实践都说明，房地产假如成了是以投资为主的市场，不可能靠增加供给来调整价格最后形成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
　　特别是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这种无限赚钱需求得到低成本资金，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在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动力的情形下。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 供给，只可能把价格越推越高。
　　特别糟糕的是，如果不把两类需求市场严格分开，投资性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把平均价格拉高，整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一般收入群体的居住性需求所面对的房价水平以及房价预期，也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承受。有报道显示，在本轮宏观调控前，大城市的平均月供水平，即月收入与房价的比达76%。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房价和收入水平，一般城市居民购房，其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中有76%须用于住房支出。这个数字最高达到85%。而正常水平通常是40%，最高也不能超过50%。现实中的真实有效需求，即首套房的刚性需求阶层哪里有这么高的支付能力？所谓城市化意义上的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需求后面的支付能力与房价，以及将来房价预期之间的差距，更是无法联系起来。
　　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很少有一般人持有多套房产的情况。美国95%以上的人都是一辈子在为一套房子工作。德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更严格，大城市很多人都是居住政府提供的租金房。为缩小投机性行为的获利空间，有些国家采取高资本利得税的方式。德国更厉害，直接限制房价上涨幅度，超过规定严重的会被认定为犯罪。中国目前一部分人过多占有稀缺的以土地资源为主要投入的房地产，而很多人住不起房，资源使用这样的极不公平而且变相拉大收入差距，隐含了经济和社会的极大不稳定。
　　如果抑制投机、投资需求和房价稳定是房地产调控的终极目标，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就该是以居住为主的消费品市场，这样，房地产调控政策就可能长期化、制度化。比如继续实施对第二套购房的差别性信贷，以保证市场满足一套房的有效需求的约束的假设成立，另外，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房产税，加大房屋持有成本，遏制投机、投资活动。这就能在最大限度上使房地产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概而言之，对房地产市场未来形势的判断，不能仅考虑价格下降幅度，还应考虑未来价格的稳定和最终市场可能是以居住为主的属性定位。

叶檀：从经济角度解读温总理答记者问

　　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社会的共识，人民的觉醒，社会与市场的内生力量，每个人维护自我合法权利的努力，以及法律所能给予的公平博弈空间。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观在执政领域的显示，是年鉴学派整体历史分析的精华所在。当执政理念不被理解，执政者会出现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对社会的忧虑来源于共识无法达成，利益团体往往假道义而行，达成改革目标的技术手段往往被扭曲。
　　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力量，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带领下，以康有为等学者、中下层官员、部分市场人士为主体，艰难前行。这是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维新者集聚了太多的反对力量：因为科举而失去前途的读书人反对，希望搭上维新之船的李鸿章等大员被康有为等人傲慢地拒绝，列强将中国视作肥羊，农村动辄饥荒，绝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当时的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与中世纪毫无区别，铁路被视为毁坏风水的象征，因被认为是毁坏传统纲常的利器遭到唾弃。谭嗣同的鲜血没有达成民众的共识，反而成为极端派的食粮。
　　一百多年后，在现代工业化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出现了强有力的改革支持者，文盲率大幅下降，城镇化率进程过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资本与货币市场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后失而复得，各经济主体在尽一切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
　　情况截然不同。当然，从历史的细节、经济的细部看，我们能看到一切行政的阴影，看到计划色彩的影子，在工业化起步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百年前，中国的难题是能否跳出赤贫陷阱；一百年后的中国，难题是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角度解读温总理答记者问的内容，可以从技术上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从技术出发，可以了解未来的预期目标。
　　第一，经济增速7.5%不算低。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维持7.5%的增速，过9.58年，中国经济将翻番，达到94万亿元以上。按照美国2010年、2011年15万亿美元左右的GDP，以目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为9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假设汇率等前提条件不变，过十年后中美经济总量将相当。过快的经济增速会造成马戏团独轮车经济，一旦经济增速下降独轮车就会倒塌。2003年~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5年两位数增长，2010年恢复两位数增长。从国际贸易环境看，从中国的货币增量看，这样的经济增速不可持续，无助于结构的调整。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大涨大跌，未来可能扩大双向波动区间，考虑到国际压力，小幅上升仍有可能。
　　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引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就市场而言，人民币无本金远期交割摆脱人民币单边上升趋势，有升有降；中国国内调整结构、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出口预期下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使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浮出水面，绝不像某些模型所计算的，可以大幅上升，而是会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止步不前，人民币继续上升到5时代，基本是个极限。
　　第三，房地产远未调控到位。房地产市场是个与货币金融、地方财政、基础行业互相捆绑的行业，远未松绑，因此，房地产调控是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
　　此次调控略有成效是明确的预期与抑制投资性需求相结合的成果。房价合理是投入与合理利润匹配，是房价与收入匹配，这是实体经济的经典术语，也就是说，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是城镇化进程中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除非出现失控情况，暴利不再成为选项。这是房地产调控以来的主导思想，股市地产板块的大起大落，证明很多人对房地产调控抱有不切实际的放松幻想，甚至愿意以长期泡沫、失控为代价换取眼前的短暂收入。
　　希望房地产失速下滑，让钢铁、水泥等企业全部都去养猪、承揽市政工程，同样也是一厢情愿，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扼杀刚性需求，同样是疯狂的想法。
　　第四，支持民间金融，纳入渠道内有序发展。温家宝总理、王岐山副总理等最近作了一系列的表述，发展民间金融、让民间资金回到监管视野之内的目标十分清楚。对吴英案等实事求是，吴英案背后的所有链条，在目前民间资金处置过程中的暴利现象，绝不应该被忽视，
　　第五，以填平收入差距为抓手，建立民生保障机制，与高效公平的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五件难事，件件都与民生有关。提升民生刻不容缓，但提振的过程如此艰难，中国解决了民生问题、分配问题，也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调整经济上的技术手段，是延续中国百年现代之路。经济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当我们在经济上、在市场上看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机制，看到市场民主的精髓，才有理由对未来抱持坚定的信心。深刻的反省，冷静的头脑、坚定的信心与务实的举措，是远离戊戌变法悲剧结局，却能秉持维新精神的内核。(每日经济新闻)

易宪容：两会后信贷流入楼市会更谨慎

　　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提问时，表示从理论上讲空间可以非常大。一般来说，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调节市场的流动性。
　　我认为，这个表态蕴藏着两会后中国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信息。
　　首先，从2011年下半年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有所转向，央行主张在现有的货币政策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预调微调，目标是让既有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回归到常态。
　　早几年中国存款准备金率调得那样高，更重要的是用来冲销外汇占款，保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正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得央行频繁使用存准率，并上调到近乎扭曲的状况。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之后，外国进入中国的资金也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外汇占款减少，也就为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提供了很大空间。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央行频繁运用存准率工具或下调存准率，释放的资金会流向哪里？周行长的答案是它会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有更宽的流动性以后，可贷资金增加，银行会根据风险定价而把资金流向政府政策鼓励的产业。即不会特别流向股市，也不会特别流向房地产。有些国有大行今年就把房地产界定为风险较高的产业，因此，其信贷流入房地产业会更加谨慎。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早几年银行那种早放贷早收益的经营模式在2011年开始转变。今年一二月份银行信贷增长每月都保持在7000多亿元，比以前有较大降幅。在未来，这种信贷增长模式不会有太多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央行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来说，可能释放出更多可贷资金，但会在风险评估基础上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今年银行信贷增长快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风险评估。
　　还有，尽管2月份的CPI已经下降到3.2%，持续了两年多的负利率看上去基本结束。不过，今年的CPI回落能否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目前仍然是十分不确定的。因此，全球最主要四大央行都出招重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将成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央行再也不会如2008年那样随风起舞，但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要素价格上涨，同样使得国内CPI上涨压力很大。这就使得2012年CPI规划仍将保持在4%之间的水平。在这个情况下，央行运用利率价格工具的概率不会太高。

熊锦秋：降低股市交易成本需多管齐下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在全国两会上提议，适时降低股票印花税税率；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也表示，支持刘克崮委员关于降低股票印花税税率的建议。
　　降低甚至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当然，仅仅降低印花税对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作用恐怕不大。这是因为目前印花税率已经相当低，只由出让方按1‰的税率单边缴纳。事实上，投资者支付给券商的佣金远比这要多。券商向投资者买卖双方收取佣金，证监会规定券商佣金费率标准是最高不能超过3‰（实际收取标准有时会降低），在整个交易费用中，券商佣金占了大头，印花税只是小头。比如，2011年全年券商佣金收入843亿元，同年证券交易印花税为438亿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而且，降低或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整个市场投资者的交易费用未必就会降低。这是因为A股市场作为投机市，交易费用的降低可能导致交易换手率的增加，高换手又必然增加市场交易成本，两项相抵，效果难料。
　　A股市场交易成本高，并不体现在印花税率、佣金费率上，关键是体现在整个市场的高换手率上。成熟股市年换手率比较低，到2010年，美国股市年换手率是0.97，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换手还不到一次，日本是1.4，韩国是1.05，而A股市场牛市时期的换手率竟然是8。
　　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单纯降低或取消印花税作用不大，这很可能引发换手率上升，一切成为无用功。为此，笔者提出三个想法。
　　一是降低券商最高佣金费率标准。目前券商佣金费率标准按最高不超过3‰来收取，对于大资金显然有优惠，之前有的甚至按万分之三来收取，而一些新手或缺乏议价权的散户却只能接受千分之三的费率标准。这样，大资金与散户在交易成本方面，就出现明显竞争优势，有时庄家涨一分钱就可获利逃跑，散户却还只能等着，这既对散户不公平，也会助长庄家频繁炒作念头。因此，笔者建议将券商佣金最高费率标准下调为不超过千分之一，这基本也是目前券商收取佣金费率的平均标准，由此可拉近散户与大资金在交易成本上的差距。
　　二是加大对过度投机炒作的打击力度。过度投机带来高换手率，一些庄家由此收获暴利，同时也可让券商增加收入，但是，高换手率投机爆炒，却不会炒出什么财富，也不会炒出什么就业机会，只会给众多处于弱势地位的股民带来巨大伤害。要为股民减负，应先从抑制高换手率的过度投机炒作开始，对于高换手率的炒新、炒题材、炒垃圾都需要予以严厉打击。
　　三是增强股市的投资功能。上市公司不能对股民心怀感恩，不愿真心实意回报股民，投资者通过投资致富这条道走不通，自然就只有涌向频繁投机炒作这条道，为此需要大力推动上市公司厚报股民的市场氛围形成。(每日经济新闻)

周科竞:降低大宗交易门槛不利监管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意降低大宗交易门槛，本栏认为此举不可取，因为大宗交易本就是专门为大户设计，高门槛不仅有利于监管，同时也能防止中小投资者误入歧途。如果大宗交易数量太多，其中会引发不少问题。
　　现在的大宗交易，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进行超级股权交易，有点类似于柜台市场，这样的交易环境，对于流动性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如果降低大宗交易门槛，会有太多的散户进入大宗交易市场淘金，这样一来，大宗交易市场又成为了A股的第二市场。
　　这对于A股市场股价的形成机制显然具有威胁，除了每天的4小时交易时间之外，投资者还要花费精力研究每天晚上的大宗交易价格变化，无形中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压力。
　　此外，大宗交易如果参与对象太多，成交笔数呈几何级增长，对于管理层监管市场也会带来很大压力。如果每天只有10笔大宗交易成交，管理层可以细心检查这20个买卖双方都是何来路，有没有自买自卖的嫌疑，资金出处是否违规，很多问题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每天成交1000笔，管理层的核查难度将提高100倍，所谓浑水摸鱼，降低大宗交易门槛就有把水搅浑的作用，如果管理层不准备增加100倍人手的话，最好还是不要降低大宗交易的门槛。
　　目前很多大宗交易的卖家都是解禁的限售股，如果大宗交易门槛降低，那么必然会有大批散户投资者在大宗交易市场寻找折价解禁股购买，如果此时解禁股关联方再模仿很多小投资者参与买入，便能够非常轻易地躲开管理层监管，实现少交所得税的目的。
　　还有，由于大宗交易还可以达到利益输送的效果，假如大宗交易数量过多，里面掺杂着利益输送的成交，也会加大管理层审查的难度，也就是说，大宗交易由于成交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确定，故成交越简单越好，成交笔数也越少越好。
　　很久以前，也有一个零股交易市场，即不足100股的股票，可以在周六上午进行交易，投资者既可以卖出不足100股的零股部分，也可以买入刚好补足为100股的部分，成交价格就是周五的收盘价。
　　大宗交易市场，本就不应该成交活跃，其成交价格也不宜让买卖双方自由确定。可以强制要求按照该股票前收盘价成交，以防止不合适的价格出现。

宋丽萍：深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有助于新股发行改革

　　深化适当性管理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构建以投资者为导向的市场服务体系
　　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14日表示，通过加强对投资者分类指导，有效抑制炒新热，将有助于加快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步伐。
　　宋丽萍是在昨日举办的深交所投资者保护培训交流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宋丽萍说，从创业板适当性管理实施两年多来的情况看，创业板市场盲目跟风炒作现象仍然突出，个人市值占比和交易占比在深交所三个板块中最高，分别达到66%和90%，2011年个人投资者亏损面也是三个板块中最高的。这表明适当性管理在引导理性投资、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适当性管理任重道远。需要充分认识深化适当性管理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紧迫感。
　　宋丽萍表示，深化适当性管理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面临着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和经济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挑战。证券市场改革创新力度加大，工作节奏加快，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资本市场，明确提出健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发展债券市场的任务要求。深化适当性管理，是完成上述关键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
　　宋丽萍表示，由于长期以来股市炒新现象突出，严重扭曲价格形成机制，二级市场难以对一级市场定价形成有效的指导和制约，导致新股发行三高，制约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进程和效果。数据显示新股首日高位接盘的大多是个人投资者，而且大都亏损出局，说明在深化适当性管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通过加强对投资者分类指导，有效抑制炒新热，将有助于加快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步伐。退市制度改革也存在类似问题。
　　宋丽萍指出，深化适当性管理是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能力的重要保障。
　　近期热议的中小企业私募债，是解决非上市中小企业融资难，引导民间高息借贷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类产品的市场风险较高，只有妥善控制好风险，做好中小企业私募债的适当性管理，将投资者范围严格限定在具有风险承受和管理能力的投资者范围内，才能持续发挥该类产品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
　　宋丽萍强调，深化适当性管理是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过去孤立的风险事件，极易演变为系统性风险，黑天鹅事件频出，资本市场更是首当其冲，波动性加大。我国资本市场还有一定特殊性，个人投资者直接参与度高，投资者群体数量庞大。因此，深化适当性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将风险在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中合理配置，可以极大增强资本市场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为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宋丽萍认为，深化适当性管理应坚持三个方向。一是加强分类管理，要在客户分类基础上，有针对性加强对不同类别客户的指导和管理。二是适应客户需求，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丰富适当性管理的产品工具箱，做到能提供合适的产品给合适的投资者。三是细化制度落实，结合客户特点，不断提高风险揭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宋丽萍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格局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深交所将不断深化适当性管理，推动构建以投资者为导向的市场服务体系。(www.ccstock.cc)

董少鹏：两会对股市传递哪些重磅利好

　　昨日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日，沪深股市出现明显下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跌幅分别为2.63%和3.19%。有人据此认为，两会期间可能出台利好的预期落空了，所以股市大跌；并且，中国股市很难推进新一轮实质性改革，行情将继续走软。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与正在积极推进的资本市场改革可谓大相径庭。
　　两会期间，有关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实质性利好很多，包括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健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的阐述；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新股发行制度、退市制度、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遏制炒新等政策问题的谈话；包括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创业板建设、分红制度、高管诚信、公司治理等问题的建言。这些政策信息和建设性意见汇集到一点，就是坚定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制度化建设，完善机制，促进公平，服务实体经济稳定发展。这就是实质利好，其中关于新股发行制度和养老金入市的信息，可谓重磅利好。
　　昨日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调低今年经济增速、继续实施房地产调控、推进分配体制改革、试点民间金融改革等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总的基调是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这也从整体环境上利好资本市场。第一，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资本市场与之匹配。确保经济有质量的增长，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支持，而经济转型也给资本市场提供并购重组动力；分配体制改革意在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将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资本市场提供需求和供给；民间金融的合规发展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改善金融生态，优化资本市场周边环境。第二，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是一组政策组合，是有保有压。温总理一方面认真阐述了调控不能放松、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中国有13亿多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将会是持续的。房地产调控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是，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实现这些目标，不单是压所能做到的，必须采取财政、金融、土地、企业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分配体制改革亟待加速推进。我们很难想象，在不调整居民收入格局的情况下，单靠压房价可以达到平衡点。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和记者会上，对推进分配体制改革作出了阐述和部署，明确今年内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是民生的利好，也是股市的重磅利好。
　　目前，资本市场正处于新一轮改革的初期，前期积累的问题和新近产生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这就决定了恢复性上涨行情不会一帆风顺。即使仅从一般市场规律来说，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回落也是正常的。特别是，我国股市的独立定价能力尚弱，需要通过新一轮制度改革予以夯实。
　　近期股市的波动既与消息面因素影响有关，也与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兑现有关。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7.5%并不算低，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深水区推进，将为资本市场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正在推进，将为股市行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昨天的下跌并不意味着行情结束，而只是中线上涨行情中的短暂休整。(www.ccstock.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