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市重大情报专家点睛

谢国忠：中国股市模式出现了问题

　　谢国忠：中国楼市是个大泡沫 股市模式出现了问题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这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第一时间连线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谢国忠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GDP增速目标7.5%，表现出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担忧。他说，2012年是近20年来形势最不稳定的一年，一场政治危机可能吞噬多个面临转型的主要国家。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主要受到出口和房地产投资两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投资，随着坏账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开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在报告中提到楼市调控有一定效果，大多城市房价环比下降。谢国忠认为，这个数据应该是房地产销售量下降。对于北京、上海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可能房价还会坚挺些，但对于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一些二线城市的郊区，房价会跌得更多。谢国忠说。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房产建筑面积为46亿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占33亿平方米，相当于中国15年的城市化过程，过于庞大的超额库存，将使得房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几乎不可能实现。
　　谢国忠称，现在的情形是开发商不卖房子，银行不逼债。银行和政府一直支撑着开发商，如果不能消化掉的话，开发商破产将对地方政府形成巨大打击。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开发商，这种气候已经形成。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希望限购政策能够松动，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楼市的主要问题就是限购的问题。中国楼市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泡沫，看上去给很多人带去了希望，其实没有。谢国忠说。他认为今年的限购政策到下半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主要是政府和开发商会承受不住，但目前，政策松动还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谈到股市，谢国忠认为，中国股市近期是模式出现了问题，出口增速降低，经济进入下降通道，股市必然没有好日子过。中国股市从6000点降到2000多点，已经说明我们的模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有比较清晰的发展通道，股市还是会有大的上升。但实际情况是，房地产存在泡沫，汽车业已经饱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股市不可能赚钱，因为交易本身并不产生财富。在中国股市，大多数公司实际上都是在赚股市的钱，而不是替股市赚钱，更不用说为股民赚钱了。

巴曙松：借他山之石推中国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不能一蹴而就，美国和日本都先后经历了20年左右的渐进过程，先银行间再存贷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路径。
　　本栏目将分两次刊登巴曙松博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文，探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选择问题，下篇请见3月19日《中国基金周刊》。
　　利率市场化改革，从特定意义上说，就是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将资金的价格更多交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的过程。中国自1996年以来，有步骤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应当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与主要经济体推进利率市场化时期的基础条件相比，当前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环境已经基本具备。
　　20世纪7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积极放松利率管制。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放宽或完全放开了利率管制，掀起了全球性利率市场化的浪潮。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利率是自由化的，大萧条后，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开始引入到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渐显现，金融脱媒现象严重，迫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规避利率管制，而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下降，也使得美国金融当局意识到利率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放松大额可转让存单为突破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放开大额存单、大额长期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并先后颁布了《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和《高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在1980-1986年间遵循从大额到小额，从长期到短期的原则逐步放开利率管制，最终于1986年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整个推进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
　　日本对利率的管制始于1947年的《临时利率调整法》，此后日本实行了严格的利率管制体系，当时日本的货币市场品种单一，国债只能由各大银行购买。二战以后日本推行低利率政策以维持国内金融体制的稳定。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发行国债。但各大商业银行无法长期承受国债的低利率，因此后期大部分国债被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回收，这样就使得国债货币化，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造成通胀压力。由此引发了日本国债利率市场化的需求，到1978年日本大藏省首次以公募招标方式来发行中期国债，促成了国债发行和交易的利率自由化。以国债利率自由化为突破口打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先河，此后日本的利率市场化采取了先国债、后其他金融品种；先在银行间实行市场利率，后在存贷利率中实行；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步骤，直至1994年10月日本基本放开全部利率管制。
　　从发达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既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身诉求，也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当局在利率管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之后的必然选择。利率市场化不能一蹴而就，美国和日本都先后经历了20年左右的渐进过程，先银行间再存贷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路径。
　　在各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也不乏有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这样的失败教训。通常而言，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银行监管机制的有效性等都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时机选择所应考虑的宏观层面的基础条件，同时，在微观层面成熟的微观金融机构的硬约束等也是重要的要件之一。
　　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开拓出更多的融资渠道和契机为利率市场化的风险释放增加出口，实现储蓄多元化配置的同时分散过于集中的利率风险。成熟的金融市场也是形成均衡的资金价格和市场基准利率的基础，是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只有在健全良好的金融环境下，才能够为商业银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能够使商业银行有条件根据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情况和本身的经营情况参与市场竞争对资金合理定价，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够培育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为利率市场化打好基础。
　　以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作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动力。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金融创新。美、日实施利率市场化的途径就是通过不断引进带有市场化性质的新存款和贷款品种来推进。其次，商业银行的市场化金融创新在客观上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成为其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美、日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参与金融创新以规避利率管制从而改善存款不足的困境，使得利率管制逐渐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实质上起到了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作用；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承受利差缩水和利率风险加大的压力，通过金融创新则可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实现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来化解各种风险，能够很大程度上化解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所承担的成本。
　　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微观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看，市场主体的认可和接受、完善的银行风险定价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的市场化以及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并且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等都是利率市场化成功所必备的微观基础要件。例如，利率市场化会加大利率波动而增加银行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在成熟的微观机制建设基础上，商业银行拥有风险定价及风险管理体系应对利率市场化后的利率波动风险，同时风险对冲工具也是商业银行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也促使其主动管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风险。（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601988)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叶檀：若国企直接发放消费券 将大大拉动内需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大胆建议，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这个建议是否靠谱，如果发放会有多大作用呢？叶檀认为：
　　叶檀：这个会存在，第一国企本身的底子，第二是要做大做强发放消费券的方法跟现在国企的目标是吻合的，另外如果发放消费券我国的一些财税预算必须要有非常大的变化，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靠谱的提议，其实对于中国财政预算也好，国企体制也好是有根本的颠覆。这个提案的本质就是让国企回归到公益性事业上来，只有其他市场化企业做不了的才让国企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国企回归原位是非常有好处的。现在谈发放拉动内需还为时过早，如果真的发放对于内需会有非常大的拉动，因为直接发放消费券，就相当于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

皮海洲：证券相关法规需同步修改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日前在出席两会时，提交了一份进一步修订完善《证券法》的提案。朱从玖在提案中指出，《证券法》应作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包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投资股市的相关制度、机制保障，使证券市场成为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渠道。
　　对于《证券法》的修改是必要的。正如朱从玖所言，新修订的《证券法》实施6年多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市场运行基础和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监管实践中，一些《证券法》与市场改革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情况和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但要修改《证券法》的哪些内容却是一个需要全面考虑的问题。从朱从玖的提案来看，更多考虑的是长期资金投资股市的问题，如养老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入市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需要从立法的高度来加以考虑的，但它不应该是《证券法》修改的全部内容。实际上目前《证券法》要修改的内容还有很多，由于修改《证券法》是一件大事，所以在修改《证券法》时，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考虑，将《证券法》中的一些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相适应的条款，都尽可能地加以修改与完善。
　　比如，欺诈上市是严重事件，但目前《证券法》对欺诈上市的打击明显不力，甚至有保护嫌疑。《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也就是说欺诈上市公司只要缴纳了最高不超过募集资金5%的罚款，就可以不退市甚至是合法上市了，这显然不利于打击欺诈上市行为。
　　又如，提高新股首发流通股比例，这一直都是市场的呼声。因此，《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三款关于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的规定，就有必要修改。
　　不仅如此，《证券法》的修改还有必要与《公司法》、《刑法》的修改结合起来，同步推进。与《证券法》一样，《公司法》、《刑法》同样也有很多内容是不适合资本市场发展需要的。如朱从玖这次在两会上提到存量发行要积极地试，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又如，业内人士建议在新股询价环节引入美国拍卖制，但《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因此，如果不修改《公司法》的上述条款，有关改革就很难推进。
　　还有依法不能严惩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修改与完善《刑法》。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多次强调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但《刑法》判决往往宽松。如内幕交易者，即便情节特别严重，也只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这与国外法律判决的把牢底坐穿相比，明显缺少威慑力量。要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刑法》有关规定也必须修改。

左红：上市公司罚没款应优先用于民事赔偿

　　她介绍，从数据来看，江苏省上市公司分红意愿每年都在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证监局局长左红10日在证监会系统代表委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是投资者因其他市场主体违法违规受到利益损害时能否得到赔偿。建议上市公司罚没款应优先用于民事赔偿。
　　对此，她作出解释：其一，这是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投资者因为不法行为而遭到损害，受害的利益不能得到赔偿，就会导致热情减少，进而失去信心，这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二，只有完善了民事责任追究机制，才能对投资者的权益起到最大的保护。其三，这是国际惯例。其四，《证券法》有相关规规定，确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与此同时，左红还将江苏资本市场发展对记者进行了介绍。她说，江苏上市公司发展呈现出四大特点，即快、高、好、优。
　　快是速度快，规模迅速发展壮大。江苏上市公司的数量保持在15%速度，上市公司达到218家，证券公司350家，证券投资者超过700万户，期货机构近100家，此外，还有210家左右的公司进入上市程序。而这些都是江苏资本市场发展的潜力。
　　高是规范运作水平比较高，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较好，规范意识较强。不过，她也坦言，在房子过程中有个别公司存在内幕交易等问题，但着绝非主流。总体看，秩序稳定，市场保持着健康发展良好的态势。
　　好是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较好。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仅占总数的千分之三，但营业占比在7%左右，实现利润12%左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好。同时，一大批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成为行业龙头。去年49家进入中国500强，其中30家是上市公司。
　　优是资本市场发展环境优。通过齐抓共管，加大对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她同时介绍，近年来江苏的上市公司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推动了江苏的转型升级。为了用资本市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推进江苏企业上市，江苏局准备做几个工作：一是培育上市资源，这样可以更好的推动江苏企业推动资本市场，服务转型升级；二是提供政策指导和政策服务，对重点培育的企业实施全过程跟踪，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三是进一步做好服务，协助地方政府制定好企业上市的规划；四是做好监管，通过监管避免企业走弯路，优化市场环境，为江苏的产业升级提供服务。
　　此外，左红表示，实现强制分红，可以督促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切实履行为投资者分红的义务。她介绍，从数据来看，江苏省上市公司分红意愿每年都在提升。在江苏有18年坚持年年分红的上市公司。 (www.ccstock.cc)

左晓蕾：当前推进民营资本发展的真正障碍

　　民间资本理该获得国民待遇。但对民间资本应坚持有保有压，不能一刀切。对于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给予更大发展机会，对不遵纪守法的，要依法处理。对民间金融也该像对正规金融一样，永远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打破金融业的国有资本垄断，放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是今年两会关于金融改革提得最多的方向性建议。其实，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推动金融领域对内开放的改革，但在如何改的问题上还未能达成共识，对在改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也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政府角色错位。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已有了不小的进展。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2009年，民间资本在被允许以小额金融信贷公司的形式开始进入金融业的试点，到2011年11月，这类公司已超过4000家。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有加速批准小额信贷金融公司的态势。加上担保公司和一些投资公司，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规模可能已经超万家，资金规模或已达数万亿之巨。
　　但是，在快速推进民间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出现了两个方向性的分化。
　　第一个方向性分化，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现代金融活动与风险紧密关联，所以金融行业的审慎监管体系是其他行业没有的。但因为民间金融机构活动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原则上不属银监会监管，而地方金融办并非专业监管机构，并无相关职能，致使有效的制度建设严重缺失。
　　尤其严重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缺乏基本了解，把金融业当成与实体经济中的其他行业并行的独立行业来发展，甚至提出让金融业贡献当地GDP总量的30％。殊不知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原则上金融机构应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介机构，金融行业的竞争性不应体现在脱离实体经济增长的竞相扩张上。如果地方政府像推动其他行业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推动金融业，像扶持其他行业那样出台扶持政策大开绿灯而不是按照金融业的高风险特点加强监管，金融机构就会利用行业特点加大高风险高杠杆运作，被放行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商业模式就会是大规模钱生钱的纯粹资本运作。金融行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高风险的商业模式，一旦引发危机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比传统意义上经济周期引发的危机要严重得多。
　　温州金融活动最典型的事例。作为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温州，民间资本也敏感地利用了政策率先在金融领域展开了投资活动。但应运而生的小额信贷金融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并没有像初衷期望的那样为小微企业服务。温州有1100多亿资金在做资本运作和投资，但是温州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特别突出。民间借贷高利贷盛行，高风险钱赚钱的活动非常活跃，套取银行资金和作为房地产的过桥资金的事情时有发生，最后连续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公司倒闭的事件，地区性金融风险加大，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开启救助地区金融风险的先河。
　　近期浙江泰顺立人集团非法融资破产清算事件，进一步显示地方金融监管的缺失的隐性风险。最近有报道显示，包括立人集团在内的147名债权人集体起诉泰顺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状告政府不作为和行政违法，要求国家赔偿6864万元。原告认为立人集团破产带来的严重后果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泰顺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放任立人集团非法集资13年构成不作为；其次，确认两被告支持立人集团钓鱼式集资的行政行为违法；第三，确认两被告实施的企业自救，政府帮扶解决立人集团债务危机的行政行为违法。足见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如果不加大监管力度规范民间金融活动，随着全国各地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政府不仅是会频繁成为被告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地方性金融风险会不断蔓延相互渗透，酿成全国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此，笔者建议银监会协助地方金融办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最简单的办法是，银监会对地方金融办开展全面培训，依据非银行金融机构规定的监管条例，帮助地方建议监管体系和实施方法。同时建议，以后发生政府不作为被判决赔偿时，规定由监管人员用自有财产支付，而不能动用地方财政为责任人的失职买单。政府兜底的做法，不利于防范监管人员玩忽职守甚至监守自盗的道德风险。特别要强调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政府救助不能成为惯例。
　　第二个方向性分化，是政府对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缺乏作为，那些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全国数以万计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数千家小额金融公司之中，由不少优秀的公司。这些公司在缓解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支持创业创新企业，扶持个体就业，特别在农村支持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还创造了非常好的运营模式，保持了几乎为零的坏账率。但是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受制于不能吸储的约束，不能扩大信贷规模，以至无法让更大范围的小微企业受惠，这些民间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也因此被严重制约。
　　建议相关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尽快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于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给予更大的发展机会，比如允许这些机构获得较低利率的央行再贷款，使之在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规模扩大的同时能降低信贷利率，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信贷成本。对不遵纪守法的，要依法处理。笔者最希望推动的是，相关部门尽快放低银行准入门槛，允许优秀的民间小额信贷金融公司升格成为民营社区银行，为以国有资本为主的银行业注入更大活力，加大银行业的竞争性，这也应该是治理小微企业信贷难顽症的最佳途径。
　　银行业已对外开放多年，现在是到了对内开放的时候了，民间资本理该获得国民待遇。但笔者认为，对民间资本要坚持有保有压，不能一刀切。对民间金融活动也该像对正规金融一样，永远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周科竞:投资者为什么不认可银行股

　　两会上，银行业利润到底高不高成了部分委员代表争论的话题，此前民生银行行长洪崎曾说银行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昨日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又说银行业利润没那么高。到底银行业利润如何，或许股市投资者可以给出一个靠谱的答案。
　　先看银行股的股价，在一轮熊市的洗礼下，早已成为蓝筹股的重灾区，除了银行股普遍流通盘较大，投机资金难以操纵之外，或许投资者对于银行业利润的预期并不像银行股报表显示的那样乐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银行报表上，很多银行风险并未充分显示，如被投资者充分担心的地方债问题、房地产贷款问题等，随时都可能引发银行业绩的巨大变动。如果从银行利润中扣除掉这些可能的风险因素，或许银行业绩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高。
　　有媒体总结银行的高利润来自于高额息差和名目繁多的业务收费，这两点确实是银行赚钱的重要渠道，可是这两点如果发生改变，可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银行在吸收存款之后，不一定要把钱借给实体经济，存入中央银行收取无风险收益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过去的邮政储蓄正是此中高手。只有保持高额的息差，才能鼓励银行对外发放贷款，中国经济才能有钱可用。
　　至于名目繁多的收费，错也不全在银行，例如跨行查询费，因为银行网点建设的不均匀，银行间不结算不行，只要银行间要结算，就必须要转嫁给持卡人，否则敞开查询，总会有银行受不了的一天。不过今后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收费也会逐渐减少，例如未来短信查询如果能够普及，持卡人就不再需要ATM机就能实现查询功能，自然也就没有跨行查询费一说。
　　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研究银行利润到底高不高，并不需要看懂无比复杂的财务报表，也不用跟代表委员争论到底孰是孰非。看看持有银行股的主力机构，除了汇金公司奉旨买入之外，其他的也都是保险、基金等官方机构，那么多的私募基金、投资银行，鲜有出现在银行股的流通股东之中，这说明追求高收益的资金并不看好银行股，如果银行真的利润那么高，或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当然，银行不赚钱，可能并不是收入不足，而是开销太大，这可能也是外人看银行很赚钱，银行行长们却认为外人不了解情况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