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限制炒新涉嫌市场监管越界

　　谈股论市
　　在目前对炒新所进行的规范中，交易所用了大量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比如指责新股的暴炒，要求投资者理性，但什么是暴炒，什么是理性，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让投资者如何执行它的要求呢？
　　沪深两家交易所近期加大了监管力度，上海证交所日前更是对两位炒新行为严重、不听劝阻的投资者采取了限制交易3个月的纪律处分。
　　交易所作为一个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场所，对市场行情出现的异动，自然有监管并采取措施的权力。但是，交易所的这种行为必须是有法可依的，而不是选择性的，而且，它所依据的有关规定必须具有明晰的定义。
　　在交易所目前所推行的炒新监管中，它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新股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它只是市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什么是新股？上市一天的固然是，那么上市一周或者一个月的呢？很显然，如果对新股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投资者无法进行自我规范，交易所的监管也只能是根据其自我判断来进行。一位投资者只是因为某种偏好而热衷于炒作新股，就要受到处分，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对炒新所进行的规范中，交易所用到了大量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比如指责新股的暴炒，要求投资者理性，但什么是暴炒，什么是理性，其实交易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让投资者如何执行它的要求呢？
　　从上海证交所对炒作环旭电子(601231)和吉视传媒(601929)的投资者的处理来看，前者在上市以后连续出现了3个涨停板，后者在上市首日出现了80%以上的涨幅，这当然是有资金进行炒作的结果，但是只要这种炒作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进行的，那就是无可指责的。目前这种限制炒新的监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涉嫌市场监管的越界。
　　至于新股上市后连续出现3个涨停板就要受到严打，就更说不过去了，事实上一些上市多年的老股连续出现多个涨停板是经常发生的事，也未见交易所对它们进行处理，前不久重庆啤酒(600132)出现连续11个跌停板，更未见交易所采取什么措施。
　　交易所限制炒新，其出发点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自从IPO推行市场化定价以后，新股定价普遍畸高，导致破发严重，盲目跟风炒新的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因此，严打炒新，似乎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新股市场出现的这种情况，其源头并不在上市以后的炒新，而是在其上市前的高定价将新股在进入交易后本应有的盈利空间榨取干净，导致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严重失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对IPO定价进行规范，不能以市场化为名任凭其圈钱，把问题丢给交易市场。像现在这样，监管部门对IPO定价不闻不问，或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关注，而对交易市场上同样可视为市场行为的炒新却大动干戈，从根本上说也是违反了监管部门自己奉行的市场化原则。

周科竞:应首先取消红利税

　　采购原材料收税、生产产品收税、销售产品还收税，在此之后，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还要交个企业所得税。交了这么多税，终于变成了税后利润。但是如果投资者想要得到一些分红，还要在税后利润的基础上，交纳一个红利税。
　　红利税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从个人所得税说起，以前投资者的所有利息收入，包括银行利息收入、企业债收入以及上市公司的股息、红利。后来银行利息收入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就是投资者熟知的取消利息税，剩下的上市公司股息个人所得税，也就被投资者理解为红利税，这就是红利税的由来。
　　原本红利税的税率是20%，后来管理层为了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便将个人所得红利税降为10%，并一直维持到现在。
　　目前管理层有意鼓励上市公司多分红，其实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也需要庞大的现金流，如果增加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数量，对于大股东也是一件好事。目前上市公司大股东往往采用关联交易、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法套取上市公司资金。这固然有违规因素在里面，但是红利税的二次征税也让大股东非常吃不消。根据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这也是大股东不喜欢现金分红的重要原因。
　　假如管理层取消红利税，那么上市公司大股东也有可能会更多地选择现金分红从上市公司获得现金，毕竟这样做合规合法，不用冒法律风险，小股东也能因此得到不少的实惠。
　　对于国家税收来说，上市公司红利税本就没有多少，既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都能够提高，那么又何妨再多让利一些给股民，干脆取消红利税，未来上市公司都培养起来现金分红的习惯，投资者也喜欢在股东大会上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A股市场投资环境的改善，绝非区区红利税所能比拟。
　　管理层鼓励上市公司分红，不能仅仅用行政命令或者与再融资挂钩，如果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真心认为现金分红对自己利大于弊，那么就算管理层不要求，持续分红的上市公司也会越来越多。

胡舒立：中国经济在旧模式下发展已到临界点

　　近来，国际舆论描述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时，屡用国家资本主义概括。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在中共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国家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当然，此后，中国所实行的苏式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排斥市场、连国家资本主义也拒斥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部分复归。不过，这终究只是经济发展的局部，不应成为主流更不是目的地。然而，经过多年反复，在当下中国，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控制了所有战略性产业，其扩张势头十分强劲。国有资本强化垄断、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的负效应愈益显著；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比效率低下，更为经验数据所证明。国有资本极易催生部门或其内部人利益最大化。
　　经济史表明，国家资本主义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凭借自身的强制力，以权力资本方式对一般资本实施或显或隐的强制，甚至结成裙带关系。在中国的现实政经环境中，国家资本主义若不进行有效抑制，就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排斥国家的作用，也承认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之必要性，特别是在自然垄断领域。但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需要强调平等的市场主体，需要保持充分的和正当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权利的公平，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正因此，由国家资本而主义以强化之，与中国所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不兼容的。
　　早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做出了对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调整的决定，要求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家只保留极少数非由国家来支配不可的领域。这一决定的执行至今，现实难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在中国，国有资本具有体制粘性。由于同国家权力的同构关系，国有资本除了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及政府合同，还很容易通过游说，通过庇护自己的法律，实现于己有利的再分配。这种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更易形成市场扭曲。在当前，对这种发展方式已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必须大声喝止，坚决改革，下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并使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中国经济在旧模式下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未来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即在于此。
　　中国从来没有宣布过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战略，但是，旧体制惯性仍然刺激着国家资本大举扩张。当前对于国际舆论发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惊呼，需要冷静思考、审慎对待。我们希望，把国际上的惊呼，变作对中国的盛世危言，成为凝聚改革共识的力量。
　　如果改革的步伐仍然赶不上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步伐，那么，下一场危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谢国忠：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在中国市场上，坏的总能驱逐好的。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而不考虑质量。但是，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没有法治，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
　　以次充好
　　在中国，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假的。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实际上，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
　　当假货泛滥，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基本上，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因此，为求生存，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这能降低价格。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那么为何不造假呢？这很便宜。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例如，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以国际标准而论，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但是，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制度缺位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出国购物大行其道。但是，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海关也禁止这么做。因此，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选择高价商品。可悲的是，这种方法也不管用。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假货多过真货。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价进口商品，比如家具和衣服，其实都是东莞制造。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实际上，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
　　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会变得聪明，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
　　原因在于，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在中国，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政治经常翻云覆雨。当一个保护伞被除掉以后，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在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比如，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也要靠影响和关系。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因此，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但是，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或者）制造关键部件，来对产成品负责。在中国，外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组装的。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也没人在乎，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
　　必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在未来10年中，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
　　中国的经验表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政治改革极为重要。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而公众来自金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除非政策能够调整，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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