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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斯汀-佛瑞茨(Justine Forriez)早早起床，打开电脑上网寻找工作。她给大学时代的好友和联系人打过电话；她每周都会去失业办公室，但多数时候都是为了找到“同伴”的感觉；此外，她还参加了一个找工作课程。自今年5月份以来，她已经到过10家不同的公司进行面试，发出了200份简历。

　　佛瑞茨今年23岁，她并非穷人，而且拥有卫生健康管理硕士学位。但在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实习期以后，她现在正依靠国家救济生活，从事于一些不入账的工作，比如说代人临时照顾婴儿和照看酒吧等。她每天都会照料一条宠物狗，这项工作能给她带来每日6.50美元的收入。在空暇时间，她会画些水彩画，目的是让自己不至于发疯。

　　“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没办法感到心安理得。”她说道。“因为那时你会发现自己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项目可做。”除了政府救济以外，她每个星期能从照看宠物狗这项工作中拿到45美元的酬劳，这样一来“我才能到百货店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在法国及其他低增长的欧洲国家中，佛瑞茨的境遇凸显了一个日益增长中的问题，那就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正面临着失业的窘境，他们从一个实习期走向另一个实习期，从一个短期联系人转向另一个短期联系人，但却无法找到一份稳定工作能让其走上法国人理想的生活道路——缴纳税收，拥有房产，这种生活状态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看起来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

　　这是“无根漂浮的一代”，而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让这种世代的变迁变得更加恶化，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困境被广泛视为体制的失败：旨在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传统无法将毕业生与劳动力合为一体，僵化的就业市场让毕业生们很难入场，税收体系让公司聘用全职员工的成本过高，而且在裁员时不仅会面临难以裁减的困难，同时还要付出较高的裁员费用。

　　分析师和政府官员都认同一种观点，那就是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是，受过教育的失业者这一新型人群正在不断扩大，这些人的生活被迫延宕，而且他们无法找到工作的事实还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养老金项目和房地产市场受损。就官方而言，政府机构并未另外统计这一人群的具体人数，但在与大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一代失业者掺杂在一起之后，有一种感觉正在扩散开来，那就是法国和西欧的其他一些国家正面临着失去一代人的风险，这将进一步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破坏。

　　25岁的露易丝-沙莱(Louise Charlet)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她已经在服装公司Kiabi实习了两年多，但仍旧未能获得一个固定岗位；此外，她还已经在里尔(Lille)的一家酒店中工作过三个月。她在互联网上徘徊寻找工作机会，定期去失业办公室寻求帮助，目前跟她同样失业的男朋友一起住在一间整洁但却狭小的公寓房中。“你看，”她指着电脑说道，“今天只有一个工作邀请，而且还是签临时合同的。”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到来已经导致公司更加不愿聘用员工，她说道。“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你会拥有一份终身制的工作；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不停地换工作、换公司、换地区。”

　　26岁的亚斯明-阿斯科利(Yasmine Askri)拥有人力资源学位，她在经过一年的失业期以后又获得了一个商学院学位。她实习的公司原本承诺会跟她签署一份固定工作合同，但却从未兑现这个承诺。随后她离开里尔，到巴黎去寻找工作，然后又经历了一年的失业期。到最后，她终于在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中找到了一份为期18个月的临时工作，但这份工作合同已经在今年6月份到期。她说道，在再一次失业以后，她已经投递了将近400份简历，但仅得到过三次面试机会。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布鲁塞尔经济研究中心Bruegel的负责人让-皮萨尼-菲里(Jean Pisani-Ferry)说道。“他们无法获得信贷，雇主给他们的待遇非常糟糕。而且，所有那些年轻人都在从事一些无法匹配其所学技能的工作。”他指出，目前的就业市场正处于“深度功能失常”的状态中。

　　在整个欧盟地区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失业率都正在大幅增长——在法国这一人群的失业率为22%，西班牙为51%，意大利为36%。但是，这项指标所衡量的只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类别的年轻人，那就是“既未工作、也未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群，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谓的“NEET”人群。据欧盟下属研究机构Eurofound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欧洲年轻人中最多有1400万人正处于失业且无所事事的状态中，这给欧盟成员国每年带来的生活福利支出和本应获得但却因此损失的产能价值预计为15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45亿元)，相当于欧盟GDP总额的1.2%。

　　在西班牙，除了正在找工作的51%年轻人以外，还有23.7%的15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驻里尔的负责研究失业问题的高级经济学家安娜-索内特(Anne Sonnet)说道。在法国，有16.7%的年轻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也就是将近200万人；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为20.5%。

　　令人沮丧的是——尤其是对“无根漂浮的一代”而言——即使是在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中，也有42%的人只是临时工而已，而这一比例在十年以前仅为略高于三分之一，Eurofound的研究报告指出。报告指出，有30%左右的年轻人正在从事兼职工作，也就是大约580万年轻人，而在2009年这一比例则还不到9%。

　　这种趋势在法国的就业市场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据法国劳工部长米歇尔-萨潘(Michel Sapin)称，目前法国有82%的工作者签署的是临时合同。

　　佛瑞茨说道：“没错，你确实可以找到实习工作，这是没有问题的，公司会乐于接受你。但当你说道长期固定合同时，那么看起来公司就不再需要任何人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索内特说道，年轻人高失业率在法国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在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而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支出却处于极高水平的形势下，公司对承诺提供长期固定工作岗位感到恐惧。而从教育体系这一方面来看，这个体系倾向于看重人文科学，而不是技术或行业专门的技能。

　　他们“经常都没能学到雇主所需要的技能”，索内特说道。“他们只是还没有做好在公司就职的准备工作。”索内特正在宣扬一种观点，那就是应该更多地利用像德国那样的学徒制度，也就是学生在上学期间就兼职打工。

　　全球最大的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之一任仕达集团(Randstad Group)旗下法国部门Randstad France总裁弗朗索瓦-比哈莱尔(Francois Beharel)指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正在恶化；而与此同时，雇主则正迫切需要工程师、计算机技术人员、电工和电焊工等专业人士。

　　“我们不得不从父母开始着手倡导这种改变——‘不要再梦想着(让子女成为)白领了！’”比哈莱尔说道。“蓝领对他们来说才是一条真正该走的道路。”他指出，虽然公司迫切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作人员，但作为法国招聘市场主力的中小型公司却并不具备对未经培训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的资源或利润。

　　“我们已经在通识教育中积累了太多的学生，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学生中没有多少人能获得进大学时梦想将来能得到的工作。”他说道。而且，在进入大学的学生中，仅有40%拿到了学位，其余的人则中途辍学了，什么都没有学到。

　　但比哈莱尔同时指出，大学学位仍旧是通往就业的最好道路——在接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拿到了毕业证书的人中，仅有10%处于失业状态；而在没有毕业证书的人中，有40%都找不到工作。但就现在来看，找到工作的“通道”已经变长，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此外，这种趋势同时还导致人们结婚的年龄推迟，拥有住房和退休的年龄也同样如此。

　　佛瑞茨是一个待人友好且足智多谋的女孩，她的两枚牙齿中间有个小小的缺口，这在法语中被称为“le dent du bonheur”，也就是“快乐之齿”的意思。但是，保持快乐也是一份“工作”。“你要对自己说，你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为你的学业凑够了学费。”她说道。“这一切都很艰难，到最后你要这样去想：‘我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花费了五年时间，作出了很多牺牲，为了什么呢？为了去做新的努力，因为我需要钱来生存下去。’”

　　但从心理上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不会说自己没有崩溃到哭泣的时候。”她说道。“我不会变的歇斯底里，但我会对整个世界都感到愤怒。”

　　法国劳工部长萨潘指出，该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正致力于承诺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他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在于，必须“采取符合经济需要的教育”方式。目前，法国社会党政府正在与公司和工会展开艰难的“社会对话”来重塑劳工条例，希望放宽就业市场的“入口”，让法国公司逐步转移社会福利的成本，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萨潘表示，这种谈判的核心是在工会和公司之间建立更多的信任感，削弱所谓的“冲突文化”，创造一个更加具有合作性和灵活度的体系，就像德国的体系那样允许艰难时期“部分失业”现象的存在。但他指出，法国用来补贴“部分失业”的预算仅为3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4亿元)，而德国则高达15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10亿元)。

　　但即使这种“结构性”的改变能够发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作用，这对那些已经陷入从临时工作到失业这一“怪圈”的年轻人们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安抚作用。

　　在获得纺织品设计硕士学位以后，奥利维亚-布隆德(Olivia Blondel)还自费参加了计算机图形、纺织品设计、管理和制衣等夜校培训项目，但她仍旧不得不到伦敦去找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为了获得工作经验，她曾在劳工黑市上做过实习生。她说道：“我曾尝试过很多次，希望能通过失业办公室找到工作，但那行不通。”从2006年到2009年之间，她没能找到任何工作。“我觉得工作机会如此之少，或者是我们所学的技能与工作所需技能之间的差距过大。”

　　现在，32岁的她已经回到巴黎，此前她曾在失业办公室的帮助下去越南工作了几个月。但自今年6月份以来，她一直都处于失业状态，而且仍旧在从已经退休的父母那里获得财务上的帮助——两位老人都在同一家公司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她每个月能拿到1100美元左右的失业救济金，但几个月后就无法再继续领取了。现在，她住在社会福利房的一个狭小房间里。

　　“我确信自己有一天会变得有钱，到时候我会报答所有人。”她说道。“我会买一幢房子，哪怕它位于极为偏僻的地方。”(金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