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并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会议强调，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其中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令人关注。会议在强调要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提出要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我们认为，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有三个重点，一是要在生产力领域缓解农业三要素净流出才能缓解乡村治理难题；二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建设综合性合作社弱化资本下乡对农民的剥夺；三是在城乡一体化战略上要以城镇化为载体才能应对全球化危机的代价转嫁。

　　解决农业三要素流出

　　农业生产力领域中的基本三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三要素流出农村的现象，这也是三农问题从此变得严重的内因。

　　然而，三要素流出的趋势客观上又是市场使然，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一般意义上地强调市场手段就会出现市场失灵。越是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教育建设和医疗建设等，就意味着越需要有更高的开支。我曾在化解生产过剩的政策讨论中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是“资本池”，农村是“劳动力池”；这两个“蓄水池”的结构概念有利于中国经济“软着陆”。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上，如何建好农村劳动力这个“蓄水池”，城镇化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坚持10年以上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建设就会成为主要投资领域。每年三农投入的平均增幅大约为15%，2006年~2011年总计已投入了4.3万亿，到2012年的年度投资规模计划已超过1.31万亿；政府直接增加三农投资，是把市场失灵造成的资金流出变为流入，这样就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这也是全球危机下，中国一枝独秀的基础条件。

　　同时，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领域是县域经济，其中又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为主。那么，如果连续10年按照这样的增速追加三农投资，那将会有大量的基本建设工程在县以下乡镇和农村开展，这又和中心城镇人口扩张有关，不仅“劳动力池”稳定了，还让农民就近就可以挣到现金收入，进而转换为即期消费。

　　大力发展农村综合性合作社

　　具体到农村生产关系改革，需要创新经营管理制度，大力发展农村综合性合作社。按照生态文明战略发展农村合作社，赋予合作社多样化职能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之中农村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我们发展综合性合作社，需要在改革政策上更为坚定不移。农民通过合作能够办的事就放手让农民办；适合农村合作社进入的领域，都放手让农民通过合作进入；能够减免的税费，都尽量减免。当然，农村合作社自身建设也需要更为规范，切实保障成员应有权益。

　　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在以农业现代化为名招商引资，而资本大规模下乡就要攫取利益，农民收益本来不多，资本占据得多了，农民分得就少了。1996年前后，某集团公司牵头28家大型工商企业提出进入农业推进产业化的人大提案。从那时开始，以工商业资本获利为目标之一的农业产业化就启动了。当年，我也是农业产业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员之一，我认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农业产业化就失败了。

　　目前，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受资本主导流出了，价格波动和自然风险叠加的代价，却大部分留给了农民。快速资本化使得农业长期追求粗放的数量增长，会导致菜贱伤农、谷贱伤农和肉价大起大落。农业领域的生产过剩很明显，这不科学。产业资本向农村转嫁成本，追求符合工业化要求的农业现代化生产，已使农业成了对我国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领域。如果听任资本继续推进这种大规模资本化的农业，其结果就是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城镇化不同于“加快城市化”

　　我们的城市化是要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的。“十一五”规划中涉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重点强调了县域经济发展要依托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城镇化的政策思想，跟一般意义上的加快城市化是不同的。

　　如果坚持10年以上新农村建设投入“只增加不减少”，则县级城关镇及其以下的农村中心城镇的基本建设，就会成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主要投资领域。会使上万个县级镇或中心城镇成为发展中小企业的载体，也使这种离三农半径最短的、县域经济为载体的城乡一体化成为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