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确实很辉煌，中央都来人找我们座谈。”自两年前退居二线后，56岁的正科级干部叶汉朝便很少再谈起过往的那些“光辉岁月”。

　　“那个时候”是指2006年，湖北省罗田县进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第三年，也是叶汉朝担任中共罗田县委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年。

　　2003年初，大别山南麓的山区县罗田，被湖北省委确定为两个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一，另一个是湖北当时发展最好的县级市宜都，“一个穷，一个富，都是省里面选的”。

　　由于当年主政者的大胆探索，创造性地推行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县委委员制、重大事项票决制、评议制等“六制”，“取消常委”这一开先河之举更是被外界誉为“罗田模式”。

　　9年来，罗田成了党内民主监督试点的“第一梯队”。在学者看来，罗田开启了执政党建设的一种探索模式，具有现实而久远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当前最需要的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实践。需要有破局的魄力和勇气。”党建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龚先庆说。

　　取消了县委常委会

　　“正儿八经，我们这些党代表都是一票一票选上来的”，去年11月，通过所在选区的层层差额直选，由乡镇上来的李承辉再度当选县党代表，他现在是罗田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总共就5个代表，而党员有将近200人”。

　　除党代表实行直选外，2003年，按照湖北省委规划安排，罗田取消原有的县委常委会，全面实行县委委员制，试图在党内民主监督方面有所突破。

　　县委委员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设立县委全委会，负责党代会闭会期间全县重大事项和干部任免等；二、县委委员交叉任职，县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设1名专职副书记，1名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另外3名副书记分别担任县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余下9名委员中，任副县长的有2人，任组织、宣传等重要部门领导的有7人”。

　　人还是那些人，但权力格局被重组后，一切都大不一样。

　　“以前重大决策基本都是在书记办公会上完成，甚至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建专家龚先庆分析称，“现在就不一样。罗田县委全委会有15名委员，每个委员都拥有同等效力的投票权，书记人数加起来是6名，未过半数。”在制度层面，书记办公会的权力被削减，“它必须考虑其他委员的意见”。

　　评议制是被当地基层党代表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另一项制度设计。

　　评议制的机制是：党代表在大会期间可向“两委”和“三个党组”及其成员提出询问、质询或罢免、撤换要求。对“因重大决策失职、工作严重失误、廉洁问题、道德败坏等原因，在党员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党代表可以联名或由代表团提出罢免撤换的要求。要求一旦提出，全委会必须决定是否提交大会进行表决，大会未予表决的要在会后按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党代表们做出的评议结果是量化考核委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不称职”票数达到30%的要引咎辞职，达到50%的，立即提交党代会进行罢免表决；等到届中的信任投票，“不满意”票数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对个人而言，“不信任”票数达到1/3的，则须责令辞职。

　　“每年党代会，委员的工作表现都要接受代表评议，”叶汉朝介绍说，由于设置有罢免程序，“委员们对自己的述职报告都非常谨慎。”

　　党代表每年都可以提议案，这个过程就是参与县委集体决策的过程，它可以更广泛地集中民意，特别是党员的呼声和意愿。“尽管党代表只拥有提案权，但足以影响到县委决策，因为他们都来自基层，是各支部中比较优秀、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罗田县委委员，年轻的白莲乡党委书记胡盼说。

　　如此一来，在顶层，县委委员制最大程度实现了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平衡；在基层，党代表直选制和评议制让基层党员的诉求得以表达和引起重视。

　　“试点对罗田肯定是好事”，当地多位受访的党代表均不约而同说到一句话，“民主氛围更浓了”。

　　是非“评议制”

　　不过，对于这项上面安排的试点，在罗田也并非没有不同声音。

　　“主要是过去的一些常委，他们在思想上还是有些斗争，总说是我们这个办公室尽出些鬼点子。”谈及当年所受到的一些指责，叶汉朝至今仍觉得有点“委屈”。

　　据罗田当地官员透露，当年取消常委设置后，一些领导就担心“常委改为委员后，是不是会比人低一些？”因为在实际政务工作中，有些地方对拥有常委头衔的官员的接待标准是有不一样。

　　和名号上的变化相比，在罗田模式的6项制度中，评议制因其颇具杀伤力的“信任投票”和罢免程序，被当地人认为“最厉害，也最难坚持”。

　　“从一开始，对这个就争议就很大，有的领导担心会不会因为平时工作得罪人，而把自己给评下来，全部都是无记名投票。”叶汉朝回忆说，“当时最多的时候，有一个副书记丢掉了30多票。党代表总共才200多个人，按照相关规定，这个数字就已经很危险了”。

　　坚持推行3年后，2006年，罗田如期换届，当年力推试点工作的主政者也奉命上调。

　　“和之前相比，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注重党代表发挥作用这个方面建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在后续实践中，由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客观地说，评议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

　　不过，不少党代表有着自己的看法。

　　身为第一届和第三届党代表，李承辉就表示，罗田县委在加强党代表作用方面力度更大，“除了每年党代会，我们平时也可以直接去找委员，还被邀请参与县委民主生活会”。

　　他认为，尽管感觉上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但现在对委员的评议形式更加多样化”。

　　而在龚先庆看来，罗田设置的“评议制”，其本身与现行干部管理制度存有冲突。

　　他指出，“评议制”是自下而上进行评议，但县委委员又是由上级提名并任命，“如果尊重下面的评议结果，则与现行干部管理制度有冲突；如果尊重上级干部任用的意图，则评议制作用又该如何发挥？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解答的问题。”

　　获得了什么？

　　最近几年，罗田继续努力，试图在现行试验框架内做出“新亮点”。

　　在原有“6项制度”的基础上，罗田县委又决定每年召开的年会“必须突出一个主题，作出1-2个决议，解决1-2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同时努力将党代表任期制推行到乡镇一级。

　　“这些都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龚先庆指出，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党代会常任制对加强党内民主而言，是利大于弊，“现在最缺的就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实践，需要有破局的魄力和勇气”。

　　实际上，早在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出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已经系统阐述了党代会的常任制问题；1988年12月，经中央组织部同意，最先在浙江椒江开始党代会常任制试点；2002年，十六大又再次提出要扩大在市县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最开始，中组部选了5个省份的12个市区县进行试点，大多数是不了了之，”龚先庆指出，只要是搞试点，“那个地方提出的问题就会很多，但民众的感觉和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会觉得党是在做事，是真心真意为民众谋利益的。”

　　一位学者担心，党代会常任制的创新过程，其实质是一个逐步要求上面放权的过程，所以下面的积极性比上面大，“一旦缺少了更高层面的推动，改革就很可能会举步维艰”。

　　此话不无根据。据当地官员介绍，当年在选择试点对象时，湖北省委曾让辖内各市县都递交过申报材料，“当时罗田附近的几个县也都积极申报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此类改革仍然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基层仍然缺乏决定对于本地党组织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权。”龚先庆认为，

　　“到底搞不搞，这还是听中央的，”讲到这里，叶汉朝不无自豪地说道，“无论未来如何，在党内民主改革试验的历史上，我算是一个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重要参与者，这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