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着转型路径抉择。需要转型，已是共识，如何转型，众说纷纭。
　　需要转型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有些问题已经影响中国发展进程，这一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原材料的堆积、商品库存的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环境保护问题等。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如今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通过市场得到及时纠正，社会经济运作成本较高。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因此，转型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大命题。
　　如何转型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在此前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议，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利益的不均衡。争议集中于未来的发展方式，集中于利益分配。发展与创新，是不变的真理。
　　以规范的法治为前提的市场化发展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的空间。市场手段也许有缺陷，但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比市场化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理智的做法是，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方式，堵住本土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漏洞，最大可能地抑制住市场化过程中不合公平、不合效率的结构。
　　作为中国艰难转型期的一个缩影，中国市场经济的重镇温州经济处于困境之中。以往的发展未能得到延伸，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资金进入房地产与民间借贷等领域，一度以金融泡沫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式微，货币紧缩、全球经济下行之后实体经济、财政收入等捉襟见肘。
　　经济下行并不可怕，从一种发展方式转向另一种发展方式必然有阵痛。改革创新才有生命力，如中国的金融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需要文化金融、债券金融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当旧的行业倒地之后，有活力的经济体必然诞生新的行业。放手让企业按市场的方式发展，建立市场的信用，各种问题自有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致力于分配体制改革，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发挥人力活力、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过程。从家族、能力而言，人人并非生而平等，最大的平等是个体机会的平等，是个体的努力得到市场原则的公平评估。
　　一种流传久远的谬误，即市场化必然导致贫富不均。这一说法罔顾历史、缺乏逻辑，经不起推敲。
　　市场模式并非铁板一块。著名的有新加坡模式，该国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一的地位，与外资经济一起并列为新加坡的两大主要经济支柱。但新加坡严厉的法制、企业内部运作的绝对市场效率优先，使该国成为寻租率较低的国家之一。行政权力绝不插手资源配置，绝不插手企业的具体经营，积极向国际开放，成为与中国香港地区一样的低税的金融贸易岛。
　　还有德国模式，德国是市场强国，但在行业配置等领域，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同样，德国拥有完备的法制体系、不容置疑的央行信用以及对于产权的明确的保护。虽然没有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但德国的科研体系、地方银行、技术工人培训体系、以及对于人才流动的协议，足以支撑起德国各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培育出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
　　还有美国模式，他们通过金融业的风险分散体制，通过较低的福利、通过最大限度地鼓励企业创新，获得经济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市场化是选择新加坡模式，还是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如何总结各种模式的成功因素，继续成功基因，并且与本土的文化、企业现状有效结合，是考验国民以及领导者智慧之时。如果我们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将国际先进经验与传统的优质文化相结合，国家前途不容怀疑。(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