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同比增长7.4%，创下了14个季度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各大行纷纷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有了全面回暖的迹象。那么中国经济真的已经筑底企稳了吗？在昨天甘肃卫视播出的《新财富夜谈》节目中，财经评论员叶檀、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海通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陈勇一起聚焦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叶檀：很多人说我们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要开始反弹了。也有很多人说不对，这个反弹是暂时的，甚至没有反弹，中国经济马上要崩溃了。怎么来解读三季度的数据，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
　　张军：几个月以前，我们就看到政府一些比较温柔的刺激方案已经出台了。发改委批了很多的项目，地方政府的投资也已经开始明显加大。我想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不会比9月份的7.4%低。应该可以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我国经济在筑底企稳，是一个上升周期的开始。
　　陈勇：我对经济也偏乐观，有数据可以验证。比如服务业增速持续上升，消费增长非常稳定。中国经济是在找底，底部应该差不多体现出来了。
　　李振宁：经济在反弹，但这一轮反弹有个结构问题。内陆省份现在的增长率都很高，而上海等沿海城市反倒不行，这是经济反弹和以往不同的一个变化。
　　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
　　7月以来，中国各地政府频繁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投资版图迅速升级，投资热潮方兴未艾。贵州3万亿；重庆1.5万亿；广东1万亿；山西1万亿；湖南长沙8300亿。4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抗危机、保增长，推出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现在，人们将此轮地方投资热潮称为升级版的4万亿。不少经济学者表示担忧，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正在下降，这可能会让今年的稳增长政策效应低于预期。
　　叶檀：我有次跟皖通高速交流，他们说安徽现在差不多是县县通高速。不管人有多少，是县城就得修。有人会说这个太激进了，没人的村庄都修路，效率一定低。也有人说修了高速之后中国的物流上升了，是乐观主义者。
　　张军：我们老说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不高，因为它周期长，回报率低，需要大规模的举债，这就是私人投资不愿意去介入的原因。事实上地方政府每花一分钱还是很谨慎的。它们介入经济开发，不是一直要成为股东，或要成为所谓官办经济的一部分，它们其实是要退出的。
　　叶檀：张老师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他不是同情者，而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他说政府现在插手是为了将来的退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城建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去融资，或把土地批租给私营企业，土地占到了非常核心的作用。
　　张军：任何国家，土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是最重要的一个融资的手段。美国早期在修铁路的时候也靠土地批租。我查很多资料发现，上世纪90年代所有经济学家都在说，我们国家土地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今天大家反过来说土地被过度利用。实际上，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克服了公共储蓄的不足，尽快启动当地经济，改善基础设施，通过招商引资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对这个模式应给予肯定的评价。
　　陈勇：地方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比较强，可能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或土地出让金收入，这钱怎么花？如果给私营企业，给老百姓花会怎么样？
　　张军：通常大家批评政府靠土地批租的收入投资挤占了很多民间投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这次去调查一个中部地区，在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投资占比也就10%到15%。其余80%到85%的投资都不是政府的。这就给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用于公共的资本的支出，改善了基础设施，帮助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效率。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引擎
　　从三驾马车拉动国内经济的结构分析，前三季度，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消费显然已超过投资，这种局面在过去十年里很少出现。
　　叶檀：最近张教授撰文认为我们消费被低估了，GDP在给定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就意味着必须要减少投资。您认为应该加大投资对不对？但是加大投资可能会产生产能过剩。
　　李振宁：很多行业确实是产能过剩，因为出口不好了。而消费不用政府刺激，商家天天有打折促销，政府不要什么都去管。
　　张军：在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不可能长期化。比如家电过剩，政府不需要给老百姓补贴让他去买家电，因为下一轮的投资行业会自行减少，靠市场来调整供求关系。五年一过，这个产能就基本上恢复到一个均衡的水平。
　　叶檀：所以两位意见比较一致，产能过剩不过剩，市场自然会调节。未来经济的引擎你们最看好的是什么？
　　李振宁：我觉得中国城市化没有完结，所以这个城市化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成长。
　　张军：我也是认为是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不断地去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我测算至少还有20年到25年的城镇化的空间。
　　陈勇：我觉得应该是降低成本、减少管制。
　　叶檀：今天的探讨大家有很多共识的地方。比如说城市化，比如减少管制发挥市场的作用。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城市化和制度的发展并行不悖，如果中国有一个制度的大发展，还有一个20年，甚至是30年的城市化进程，那么未来中国30年还能高速增长有可能真的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