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民不幸福的元凶
　　这一点，也从近日发布的《中国股民幸福指数报告》得到佐证。该报告根据11613名股民的调查结果计算得出，2012年中国股民幸福指数为26，落在“不太幸福”这一区间的下限。而解套之后逃离股市，成为不少股民设定的目标。
　　是呀，怎么可能幸福呢？“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穿西装进去，穿裤头出来！”这是网友对中国股民的调侃，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A股连续四年的下跌，让中国股民损失惨重。不少股民称：进入股市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没有幸福可言！
　　自从沪深股市启动以来，中国股民的幸福时光真的不多。大致数来，也就这么几段：
　　1992-1993年的大户时代。那时，实行的是T 0，也没有涨跌幅限制，胆大的股民跟着大户们，运气好的还是能实现一夜暴富的愿望，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一夜破产。但不容否认，当时初生的中国股市生机勃勃，敢于进场的股民大都心气十足，相信炒股是一条致富捷径。
　　1996-2000年的券商时代。虽然T 0被取消，股价涨跌幅也受到限制，但股民们的心气还是很高的。深发展、川长虹领军的1996年行情，让很多股民真正致富；1999年轰轰烈烈的5·19行情，让很多人怀念至今；2000年初升势凌厉的网络股行情，也让不少人津津乐道。回过头来看，这期间，各地散户大厅人气爆满，大家追涨杀跌不亦乐乎，真正被套死的股民不多。
　　2006-2007年的基金时代。此时，受2001-2005年空前熊市的影响，老一代股民与庄家所剩无几，80后成为股民主体。在这场不足两年的价值投资狂欢中，少数及时套现的人可能买了车、买了房，但大多数人的市值回到了起点之下，6000点附近入市而没有及时割肉的人，迄今已深度套牢，目前还看不到解套希望。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幸福感的股民，比例越来越少。这说明，随着市场容量越来越大，产业资本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股民们的获利机会就越来越少。事实上，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几次大熊市，几乎无一不与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的过度扩容有关。正是因为相关政策过于向产业资本倾斜，导致股市供需严重失衡，从而才造成目前A股不断下跌，绝大部分股民亏损的惨淡局面。
　　此外，目前影响A股大盘与个股走势的因素越来越多，不仅有海外市场影响，还有股指期货与融资融券带来的盈利模式的改变，这一切对投资者的要求越来越高。那种开个户就可以炒股赚钱的幸福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华.夏.时.报）

　　先改革还是先救市？
　　最近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提出了救市的主张，中国股市极度低迷，已经跌到2000点附近，关于是先救市还是先改革成为资本市场十字路口的选择。为此本报采访了业界资深专家，引发了关于先救市还是先改革的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放弃“饥饿营销”通过改革救市
　　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与5·19行情有很深的感情，那时市场很好救，发一篇社论就起来了。现在证监会主席已经直接吹响了号召大家买大盘蓝筹股的号角；过去，只要一说汇金有动作，股市就涨了；现在汇金都开始增持三四回了，央企大股东也在增持，却没人理睬。
　　今天再按照传统的救市模式，发社论、领导讲话、往里砸钱这些都不管用了，周主席只谈了该救市，却没谈如何救市？我认为，与其谈救市不如谈改革救市。
　　中国股市走到今天到底是何原因导致？资本市场的现状正常不正常，是经济发展的使然，还是政策制度的偏差，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个问题必须破题。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按照传统的救市模式，只能是救病救不了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理由：
　　资本市场缺乏三公
　　中国经济增长8%，日本负增长、欧洲零增长和美国2%增长，中国经济成长性至少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的4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错，没有闹美国金融危机也没有闹欧洲债务危机，成长性还在，上市公司质量也不差，钱应该往我们这里来。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仍然很低，发展空间很大，美国现在人均负债5万美元还在消费，中国的储蓄率世界第一，消费市场巨大；中国城镇化空间很大，我们有多少基础设施还没有建，城镇化与欧洲美国比差远了，我们一方面钱多，另一方面有市场，有项目，不怕国外的钱过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未来很好，可为什么资本市场就不认呢？
　　今天美国财政悬崖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时期，欧洲始终见不到走出危机的希望，国家和家庭都缺钱，可人家股市很有信心，道琼斯指数重上13000，纳斯达克创12年来新高；欧洲几大股指都恢复到200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中国股市从2008年之后就没有过好日子，全球表现最差。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股市没有信心，开始厌恶这个市场，抛弃这个市场。这就是制度性的伤害，缺乏了它信奉和安身立命的基石，三公没做好。公平与正义没有了。
　　以创业板为例，创业板指数从1000多点跌到700点，投资者穷得叮当响，这个市场却造就了990个亿万富翁，130多个十亿级的富翁。创业板企业本来每家给5000万元就可以点燃创业激情，就是让发行人自己敞开了报也就2.5亿元。可凭什么要给7个多亿呢？结果350多个企业圈走了2300多亿资金，这样的坏制度我们反思了吗？
　　相较那些要50%的利息去筹钱的1000多家中小企业和目前焦急排队上市的600多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这个发行制度公平吗？有效率吗？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为何不打包发行IPO价格降下来和解决IPO发行排队问题，监管部门的反馈是批不出来，30多人五加二，白加黑加班加点都批不出来，但股民用这么高价格申购，不严格审批把关对得起股民吗？出了问题又何以向股民交代，一方面说我们要严格把关，另一方面要说股民风险自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建议：放弃发行
　　“饥饿营销”监审分离
　　管理层认为，我现在严格审查都出现这么多问题，要不审不更乱了，谁来为股民负责？可问题是你怎么相信一定会出乱子，投资者在花自己的钱呀。难道你相信几个发审委员在那里把关就能解决问题吗？
　　今天创业板从天花板到地板，有些学者为此叫好，问题是证监会发行是搞“饥饿营销”，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供求关系，每次放出三家来，这边有三百家排队上市，不把发行价格抬到天上去呀才怪。
　　连证监会高层都有这样的想法，与其把钱给股民，还不如把钱给企业去搞生产，股民是搞投机的，为什么证监会的宗旨是保护股民，可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觉得不从股民的利益出发呢。监管部门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个市场缺乏的是公平和正义，其次，要从入口那里反思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我对发行制度改革的建议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到交易所，交易所可以参照国际惯例，证监会负责备案，坐实保荐人，券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监会不是不管，可以处罚造假上市，看看香港宏良国际是怎么处罚的。
　　业绩变脸超过30%就要警告，业绩变脸超过50%就要处罚，业绩变脸超过100%就要大刑伺候，券商吐出全部承销费，保荐代表人罚款加逐出山门，只要你不怕罚就来造假上市。这种背景下采用打包发行，一次性打包50家，降低发行成本，发行市盈率立刻降下来，股民可以买到便宜股票，降低了投资风险，如果我们还是沿用卖高价模式，就批不了几家。（本报记者金水采访整理）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二次股改”势在必行
　　股市行情不是人为搞上去的，即使一时上去了，终究还会下来，反而会套死更多人，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历史惨痛的教训，更何况中国的股市现在并没有因为突发事件，造成恐慌性下跌。因此，股市必须先进行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救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市场低迷不是不改革的借口，股权分置改革在1000点进行，取得了成功，现在经济已经逐步企稳，我相信适时推出“二次股改”将是又一次市场转折的信号。
　　理由：市场缺乏信心
　　新股走火入魔
　　现在资本市场行情低迷，部分跟实体经济放缓有关，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对这个市场没有信心，对股市的制度没有信心。
　　比如，目前中国股市估值并不平衡，大盘蓝筹股估值合理，部分甚至是低估了，但大量中小盘股和垃圾股仍然高估。
　　发行制度虽然经过了数轮改革，但治标难治本，在现有的结构框架下，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人为压制发行节奏与发行规模，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
　　比如，最近上市的洛阳钼业，人为限制上市股数和价格，发行价每股3元，首日暴涨，收盘9元以上。打新股这么赚钱以后不愁新股没人吹捧。公司上市没募到什么钱，但原始股东将来套现肯定可以再捞回来。浙江世宝人为低价、低量发行进一步放大了发行制度的弊端，发行规模只有1500万股，完全是个人造的“微盘”股，上市后遭遇爆炒，收盘涨幅达626.74%。
　　建议：提高上市门槛
　　调低再融资门槛
　　解决这些沉疴必须要改革，对于改革，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大幅度提高上市门槛，来限制增量。美国纽约交易所就大大高于纳斯达克，而纳斯达克内部又为不同层级设置了不同门槛。大幅提高上市门槛，让那些经营风险大、业绩不稳定的中小型企业和存在关联交易的非整体上市企业先去新三板挂牌实习，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其次，要大幅调低再融资的门槛搞活存量。私募即定向发行的再融资市场化表面上是开闸放水，激化矛盾，实际上是围堤引水，激活存量，它会使优质企业如虎添翼。而在完全市场价后新投资者进入，会夯实企业的价值基础，显著提高股票市净率，封堵股价下跌空间，对二级市场投资者也明显利大于弊。如果非像现在这样，对新股发行坚持虚假的“市场化”，让无数企业如饿狼般挤着进市场圈钱，对场内企业却坚决抵制市场化，不让融资并购搞活，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口号就难免成为空话。监管层要明白，资本市场重点要把上市公司搞活，而不是券商、基金这样的中介机构，投资者赢利最终还是要依靠上市公司的质量。
　　第三，要重新设计重组门槛。坚决取消壳重组的优惠政策，实行新股上市与重组借壳的真正同一标准，这样就几乎不可能有能IPO上市的企业偏偏要牺牲和摊薄自己的权益去走后门借壳上市。垃圾股没有被别人借壳重组的可能了，价格自然回归。（本报记者吴君强采访整理）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校正资本市场定位
　　刺激资本市场不能通过简单的“救市”来进行。因为“救市”就是为其输入流动性，市场短期被拉上去后还是会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缺陷。制度性改革应该是首要的，不过，在极度低迷的市场环境下，首先要提振市场信心。
　　换句话说，就是用短期积极股市政策与长期制度改革相结合的方法，发展建设中国的资本市场。
　　理由：资本市场
　　是稳增长的一部分
　　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应当认识到，当前稳增长不仅需要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积极的资本市场政策。
　　此外，提振市场信心非常重要。这需要政府及其他部门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推出一系列稳定股市的措施。比如要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加快推进养老金等资金入市步伐；财税部门可以考虑出台红利税、印花税减免等措施。
　　建议：转变定位问题
　　坚持市场化改革
　　中国资本市场和发达资本市场是不同的，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制度性问题。制度一开始设计就错了，一开始就是为国企融资，为融资者设计的。要解决中国资本市场问题，首先要解决市场定位问题。把资本市场真正转变成投资者的市场，投资者有回报的市场。
　　从郭树清入主证监会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是支持这些改革的，但是市场就是不给面子，改一次股指掉一次。应当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一步一步来。
　　有人说现在股市是资金供求失衡，建议停发新股，缓解股市资金供求矛盾。我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中国资本市场从来不缺资金，缺乏的是信心。只要股市好了，投资者信心增强了，资金就进场了。提振市场信心，既包括提振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也包括对股市未来建设发展的信心，已经成为提振股市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从四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首先，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必须把上市公司所有可以公开的信息，如法人治理结构、市盈率、资产负债、重要财务指标和其他重大事项全部公开披露，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是对投资者最大的保护。
　　其次，继续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实施逐步市场化的原则。股票发行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当逐步淡化股票发行行政审批，把监管市场和审批股票发行分开。证监会不要实质性审批，而要把发行权下放到交易所，从一票决定权转变为一票否决权。
　　第三，建立公平合理的、透明的分红制度，这是保护投资者的制度。上市公司在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上就应当承诺如何分红和分红比例等。
　　最后，完善退市制度。该退市的一定退市，杜绝退市公司利用壳资源进行重组的可能性。（本报记者王兆寰采访整理）
　　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救市也是改革的一种诚意
　　理由：救市姿态更重要
　　市场失灵政府要干预
　　监管层的改革，需要在一个有信心的市场中推进。而想要赢得投资者的信心，就要表现出诚意，给市场希望。救市正是体现这种诚意的有效方式，而且救市的姿态往往比救市的措施更重要。
　　此外，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本就有权出来干预。股市下跌时，人们的恐慌往往会放大灾难，这种恐慌靠市场自身没有办法解决，政府就必须出面解决。
　　美国也有过先例。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股市暴跌，欧美央行果断救市，联手注资2800亿美元，效果立竿见影，当天道琼斯指数创下5年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政府的救市不仅拯救了美国股市，也拯救了全球股市，欧股全线飘红，亚太股市亦全面暴涨。
　　中国政府对于股市的关注与关爱和美国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更该当机立断，大胆出手。
　　建议：调节货币供应量
　　增加市场增量资金
　　第一，调节货币供应量，用增加货币流入量，为指数上攻提供持续动力。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一直是偏紧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小企业缺钱，股市也没有行情的一个很重要原因，现在是比从紧的时候还要紧的实际运行情况，有一个适度放宽的过程，是很必然的一个选择。
　　第二，是为市场提供增量资金。现在的行情主要还是靠场内的存量资金在支撑，没有新的场外资金入市，所以成交不放量，很难有实实在在的反弹。当前的市值和6124点相同，市场规模却扩大了若干倍，整个市场的资金是有限的，在市值不变的情况下扩容，指数只能回落。如果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场外资金增量又不足，IPO还要进行，大小非还要解禁，那指数只能用下跌来消化新的融资抽血，所以为市场增加增量资金是一个有必要的举措。
　　第三，促进长线资金进场，养老基金和社保基金以及公积金，都是成熟市场的主力投资资金，证监会要加快推动中国版的401K计划的实施。
　　第四，调整新股发行节奏，严格控制融资和再融资规模，让市场休养生息。（.华.夏.时.报）

　　水皮杂谈：他山之石或可攻玉
　　八仙过海，各有神通。
　　 同样是为了打压房价，内地最直观的做法就是限购限贷，而香港的做法则是区别加税，也就是买家印花税，辣招之后立竿见影。
　　 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非香港本地居民或者公司购房需额外支付15%的买家印花税，半年内转让房产的印花税为20%，半年至一年的印花税为15%，一年以上的则为10%，两次相加，最高印花税可以达到35%的程度，对于短线房地产的炒家而言，此招堪称辣招，炒房风险毕现，有效吓阻了众多来自内地的购房客，最近一周，平均房价已有5%-10%的调整，部分二手房房主更被吓怕，不惜减价甚至亏损出让手头物业。据媒体报道，辣招出台后市场成交亏损最大的交易为位于半山壹号的一套2191方呎豪宅，业主2008年5月以3527.5万港币一手买入，现在放盘成交价为3280万港币，账面亏损就达247.5万港币，亏损幅度达7%，连同税费132.2万港币，合计亏损超过420万港币。业主在新招出台之前已经以3380万港币放盘，较原购入价低了147万港币，港府出招之后更是劈价100万港币，最终成功卖出，新买家为香港当地买家。
　　 当然，类似半山壹号的亏损只是个案，也不排除业主财务上出现问题，急于周转，大多数的交易跌幅还是有限的，倒是成交量锐减60%更为显著，观望气氛弥漫港岛，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租金屡创新高，原因很简单，部分买家由买转租！将军新澳宾城一套527方呎的中层，最近以1.4万港币放租，创下租金纪录，业主2010年8月以256.8万港币买入，租金回报达6.5厘。同区的维景湾畔楼盘租金亦创新高，一套678方呎的两居室以1.65万港币租出，业主2004年买入价268万港币，租金回报达7.4厘，实话实说，如此高的租金收入在上海和北京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折算成市盈率也就只有15-20倍左右，这说明香港的房价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比并非高不可攀，从投资收益角度讲还有利可图，而来自内地的刚需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并非完全是炒房使然。
　　 港府出台新辣招的背景是近期香港房地产价格的急涨，过去一年中大约有20%的升幅，这种涨幅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是因为香港人历来有地产投资的传统，港产的大亨几乎全是炒地皮出身，地价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只升不降，商铺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自由行之后，香港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游客的购物天堂更强化了这种概念；现实的原因则是香港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热钱进入内地的桥头堡，再加上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资金成本又那么低，因此流动性过剩也表现得特别明显，港股受A股影响一直萎靡不振，香港人的投资渠道事实上也只有炒楼一条出路。比如这几天被媒体揪住不放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手中持有的物业多达21处，当选之后又捐出6万港币的月薪助教，家庭开销就准备以卖房来支付，林奋强6月初就已呈报要卖出两个单位的楼盘，港府新政之后有人质疑林事先知晓并和当年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购车事件相提并论，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其实太过勉强，不过由此可见炒房事实上是港人的生计之一。不过，楼价的上涨也招致诸多社会不满，香港城市大学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显示，港人对能购买房屋的信心指数近年持续下降，这个指数满分是200分，2008年第三季度公布以来，今年已跌至43.4分，较2009年第二季的最高分88.2分跌去一半还多，表明港人对楼价非常不满意、不认可，或者说已然负担不起，这也是港府干预楼市的重要原因。
　　 香港的买家印花税对内地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意义很大。
　　 都是遏制炒楼，限购限贷属于打压需求，而买家印花税则加大炒作成本，前者为行政手段，后者则是一种市场手段，前者强硬，后者柔软，前者着眼堵，后者注重疏，前者不可能持久，后者则可持续。关键在于买家印花税并没有剥夺买家的权利，体现了买卖自由的公平，因此，一定程度上买家印花税比资本利得税更厉害，更一剑封喉，如果未来取消限购限贷，香港经验可以做替代备选。 （.华.夏.时.报）

　　叶檀：对经济上行不要过于乐观
　　中国经济企稳，但对经济上行不可过于乐观。
　　10月的官方和汇丰制造业PMI数据上升，说明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情况在好转。虽然反映中小企业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仍处于萎缩区间，但49.5的数据离荣枯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创8个月来新高。股票市场已经在炒作四季度的业绩预期，包括水泥、地产、保险、券商、有色、汽车、银行等权重板块股价纷纷上升。
　　首先，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完成，相反，在经济下行的逼迫下，出现了房地产杠杆、投资的回潮。
　　相对于其他板块的起伏不定，房地产板块今年总体表现尚可，尤其是资金丰厚、具有品牌号召力的房地产商，处于上升通道。如万科股价从去年10月开始反弹，在今年7月到达高位，9月份似乎又进入反弹区间；招商地产(000024)、保利地产(600048)等走势大同小异。
　　调控政策正在微调，一些地方将限购、预售的审批权下放给开发商。贵阳出现购房入户，多地尝试公积金可异地贷款、子女贷款。
　　正因为对政策的信心，对城市化的信心，房地产开发商从二季度开始大批量拿地，开始新一轮豪赌。以典型代表绿地集团为例，据媒体披露，今年以来，绿地集团投资了17个超高层项目，累计投资总额1000亿元以上，在建规模达到4700万平方米。今年7月，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绿地已经把40%的开发量放在商业地产上，已建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加上三季度开工的项目，在建面积则超过4700万平方米。按照张玉良的规划，2012年，绿地商业地产投资额将达1500亿元。以土地撬动地方投资的模式重启，引擎轰鸣。
　　与此同时，华强北电子指数、义乌小商品指数上升乏力。广州市外经贸局局长肖振宇在10月31日表示，出口同比增长10%的目标难以实现，并向省政府申请将这一目标下调到5%~6%。不仅广东省如此，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从25年最低慢慢爬升，仍在1000点左右，离万点高位相去何止万里。
　　而从新经济来看，新能源如同在手术台上等待救助，智能行业鹿死谁手还不可知，高铁技术未能大规模应用于民生，集中千亿元资金试图攻克发动机技术，未来是否会像液晶面板同样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兴产业中，主要的、核心的配件依然依赖进口，包括中国具有一定实力的智能行业。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处于最关键的时期。
　　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的背离，固然有传导时滞因素，有季节性因素，也说明投资、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之强。
　　其次，对经济的信心是否企稳。货币是否逃离是个衡量指标。《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10月做出预测，截至今年9月的过去12个月中，流出中国的资金达到2250亿美元，这其中既包括合法流出的资金，也包括一些非法流出的资金。
　　资金流出很可能是合法境外投资，在出口下行时境外投资必然成为重点。考虑到中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考虑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考虑到经济企稳后国际资金涌入，相信中国不会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印尼、泰国这样的资金外出巨流，但其中的财富转移风险依然不容小视。
　　在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中国内地人的购房数据，可以作为这些高净值人群对中国信心的风向标，他们在对冲未来风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改革推进处于临门一脚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未来成败如何，看此一脚的质量。
　　在收入分配、金融开放等方面，已经到了不改不行、不改就不可能有效率与制度红利的程度。目前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利益博弈下，一些地区、行业的改革还会出现波折。目前得出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改革成，则经济升，改革退，则无未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