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印度商人在义乌做生意，欠下千万债务，义乌商人为讨回债款采取过激行为。义乌人做生意不重法律规则，讲求人情。为了争取客户，他们会依靠口头信用给合作对象赊账，没有法律的约束，对方很容易钻空子卷货走人。一面是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另一面是落后陈腐的市场规则，不知道义乌商人能否从这次纠纷中吃一堑长一智。

　　义乌商人追讨千万债务

　　2011年，两名印度商人阿加瓦尔和拉希贾所在的贸易公司与义乌本地多家商户发生了债务纠纷，涉及金额高达1000多万。义务商户认为这两名印商在进行有目的的欺诈，印商则辩称自己只是公司雇员，并指责商户证据不足。阿加瓦尔和拉希贾还向印度政府寻求庇护，让此案上升为外交事件。

　　在中国的小商品贸易市场上，这原本只是一起很普通的赊销贸易诈骗案。中国商户做生意讲究人情信用，在与长期合作的客户彼此产生信任后，便开始给客户一定期限的账期。但是这种账期几乎只依靠口头信用，没有法律约束，外商很容易在账期截止日前卷货走人。

　　据《金陵晚报》报道，仅义乌的官方数据，2009年至2011年，就有17家逃匿的印度外贸公司，欠款达2800余万元。而在两名印商与义乌商户的债务纠纷发生后的5个月内，仍有5家印度外贸公司逃匿，欠款达400万元。

　　市场逐利的逻辑在于，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市场。笔者认识的一位在广州和义乌市场活动的专业采购员，其公司从事泰国贸易。采购员声称，其公司实力强大，所有商户为了争取订单，都会给予超过一个月的帐期。公司如果真是发生意外、卷货走人，那也是相当容易的。

　　这在义乌市场上是一个赊销悖论。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果商户无法给大客户赊帐，那么商户便可能失去不少订单。而正是这个悖论，给钻空子的商人留下了市场。

　　其实在国际贸易中，赊账并不少见。但正常情况下，交易双方可以找到第三方做担保，把逃款风险转嫁到第三方身上。但是，对于交易双方大多通过个人帐户的义乌市场，谁能够得到银行担保？

　　中印双方各执一词

　　事情更加复杂的一面在于，它被卷入到外交层面。案件依始，印度媒体报道称，两名商人仅是也门人的雇员，他们受到义乌人的绑架和虐待，而前去保护他们的领事也因为连续5小时被禁食和强迫服药而昏厥。

　　今年3月，又有报道称，两名印商失去印度政府的救助，沦落在上海街头，并进行“绝食抗议”；8月，其中一名商人得到批准回家吊丧，而另一位则仍然“露宿街头”，无法探望生病的妻子和没钱上学的孩子；近日又传出消息，两人在北京靠打工勉强度日，目前正在等待新德里的指示。

　　印度领事是否受到不公待遇还存在争论，但义乌商户的过激行为，却是铁板钉钉。法律学者吴丹红针对此事在《环球时报》撰文评论道：“债务纠纷对义乌债权人的生意造成了伤害，所以他们在讨债过程中发生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还称印度大使馆警告印度商人远离义乌是对义乌人的诽谤。义乌商人也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过激行为”，那怎么能扣留住违法商人呢？

　　印度大使馆就此写信给《环球时报》，回应称：“中国教授认为‘过激行为’是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个方法，而我们则可以乐观地期待法律条规能起作用”。

　　由于起诉保证金过高，义乌商户分批起诉两名印商。目前，第一次起诉已经结束，法院判定两名印商的欠债行为与所在公司无关，需要个人付清债款。另外两位商户的起诉还在等待结果，新的起诉法院还没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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