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茅台去泡沫的两条管道
　　作为中国上市企业中现金奶牛的茅台，最近有点烦。
　　先是茅台社会库存达到2万吨的传闻四处流传，而后，媒体披露茅台酒价格从年初的2300元以上直降到现在的1600元左右。即便是茅台在9月初进行了一次提价，但市场还是反应平平。最后，茅台发布了亮丽的三季报，虽然赢利等数据依然喜人，但在高端白酒业重要的预收款数据上，从年初的70.27亿降至37.47亿元，降幅接近50%。
　　茅台酒似乎渐入窘境，这首先与抑制三公消费有明确的关系。
　　茅台与五粮液等品牌占据高端白酒市场70%左右的份额，今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并且政府明令禁止三公消费，茅台作为三公消费奢侈浪费的标志产品，自然得悠着点。并且，假茅台之名的白酒横行，也成为一大制约因素---此前，贵州省商务厅副调研员陈有泰曾称，2009年，茅台酒厂的年产量约2万吨，而2010年全国茅台酒消费量高达20万吨。这意味着真茅台酒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10%。
　　各地官员为节约财力，也为避免撞到枪口上，以笔者目力所见，从今年开始，中高端白酒(300元到800元区间)渐成主流。作为当地知名品牌、口味还不错，品质有保障，喝着还有替家乡做广告的意思，何乐而不为？当政府的炫耀性消费退潮，消费领域泡沫也就自然降温。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以茅台为首的高端白酒销量大幅下降，也与去投资品属性有关。
　　从2004年开始，白酒行业进入一个景气上升周期，行业营收总量年年攀升，年均复合增速在20%多的水平。自2006到2010年，行业总营收从900多亿元上升到2000多亿元。这一过程恰好与中国货币大规模发放过程大致重合。在货币的刺激下，包括茅台在内的高端白酒不仅是酒，还是可以囤积、可以拍卖的具有奢侈品属性的投资品。被标上液体黄金的美名，这就像豪宅已经不是普通住房，而被冠上投资品与艺术品的头衔一样。
　　有例为证。2011中国天津国际奢侈品展览会上，一瓶国藏汾酒拍出209万元天价；其后不久，一瓶叫价25万元的1958年茅台酒在西泠印社秋拍上拍出145.6万元的天价。笔者去年见到一位年轻的白酒收藏家，已经把他上世纪50年代的白酒标上了300万以上的价格，并且还不想出手。这就是高端白酒变成投资品之后的盛况。
　　何止高端白酒，其他的投资品在货币刺激下价格也大涨特涨，交易量逐年大幅攀升，这都是货币泡沫作祟。
　　引用马继东先生的数据，2009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为212.5亿元(另有统计为225亿元)，至2010年，这一数字跃至586亿元(另有一份半官方统计为397亿元，由此亦可见内地拍卖数据之混乱)，上涨幅度高达177%，全球市场份额超过英国升至第二位(约占23%，据欧洲艺术基金会统计)；而2011年，这一纪录更刷新为1020亿元，涨幅近75%，以30%的全球份额越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艺术品交易市场，率先实现赶英超美的梦想。
　　但到2012年，情况急转直下，失去了货币泡沫的庇护，所有的投资品价格处于下行过程，以前泡沫越高的，价格滑落越大。如法国波尔多红酒，如今价格接近腰斩；艺术品拍卖入冬，今年上半年，中国嘉德21.41亿元的成交总额还未达到去年同期(53.23亿元)的一半；北京保利30.31亿元的结果，相比2011年春拍(61.31亿元)下跌逾50%；北京匡时则由2011年春拍的约20亿元下滑至12.64亿元；而北京翰海9.44亿元的成交总额同比跌幅将近62%。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古代名人字画价格尤可，说明泡沫不太大，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拍卖价格可谓惨不忍睹，甚至只有以往的十分之一。字画如此，茅台价格的下挫也就不足为奇。
　　茅台是家有前景的企业，以前有，未来还有，但赋予茅台的炫耀与投资的光环，随着中国货币渐归理性，随着经济周期的回落，也进入了去泡沫化阶段。 这是好事。（南方都市报）

　　做空是股市的阳光和消毒剂
　　2011年秋，海外市场上中国概念股灾愈演愈烈的时候，一位纽约的朋友一天打电话来诉苦，估计在中概股上与公与私损失都不小。这位老兄一边痛斥某些中国概念股舞弊欺诈，一边又鄙视那些浑水摸鱼的做空客也是图财害命，动机不良。无奈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多数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抛售中国概念股，殃及无辜。最后他疑惑不解地问：同样是中国的公司，为什么在A股上市的公司比起中概股来反而出事的少呢？
　　在国内A股市场中摸爬滚打有几年了，牛市熊市技术市政策市也都见了投了赚了也亏过，但总觉得心里没谱的感觉。但令我最不解的是，中国的GDP在过去20年中以每年平均14%的速度增长，但上证指数在同期的年增长率只有1.4%。特别是从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成熟市场都创新高了，上证指数还在原来6000点的三分之一徘徊。
　　如今饭局上都不好意思再说自己是基金经理了：大家不再以羡慕巴结的口气探寻下一只黑马，而大多数会诉苦他们的股票、基金都跌的惨不忍睹了。这时，我只好苦笑着给自己解围：无论基金涨跌亏赚我都收管理费，我做的是绝对收益。
　　用卖空获取绝对收益
　　当然这不完全是玩笑，我的确一直在做绝对收益，具体一些就是对冲基金。
　　自从2008年在美国康州格林威治创建自己的对冲基金红色资本(The Red Capital，LLC)，到2009年底加入易方达基金，2011年初率先发行了基金行业的第一支对冲基金，利用卖空股指期货对冲股票组合的市场风险，从投资策略，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都开创了行业先河。
　　至2011年底，我们对冲基金团队管理着6只对冲基金专户产品，规模近6亿人民币。在2011年沪深300下跌超过25%的市场中，我们所有的对冲基金专户都盈利，其中运做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户达6%左右的费前收益(3.6%的费后收益)，同时收益的波动性小于4%，做到了持续稳定，轻易地跑赢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投资标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对冲基金产品，我们在中国市场上培养出一批有现代投资(000900)理念的高端投资者。2012年初，我接到一位高端投资者的电话，实事求是的讲，虽然去年你只挣了3.6%，收益的确不高，但比起我买的其他专户亏了15%要好多了，所以我要感谢你。但是我买对冲基金，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10-15%的年收益。 说实话，你们今年能否做得到？
　　我也只好实话实说：遗憾的是，在目前国内市场上缺乏个股做空和有效杠杆机制，我们可能无法达到您的预期收益。如果大家知道我当初花了多少的心血，亲自上门说服这些敢于第一个吃对冲螃蟹的投资者，也许可以体会到我当时的无奈和悲哀。
　　那么做空机制和绝对收益有何关联呢？为何对冲基金需要有效杠杆呢？自从1949年阿尔弗莱德·琼斯(Alfred W.Jones)在纽约创建了第一支对冲基金，通过卖空对冲股票组合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确定性，同时利用杠杆放大收益。
　　比如说，一位对冲基金经理看好茅台股票，重仓买入。但为了避免因大盘下跌对茅台的影响，他同时还要找出与茅台关联度较高，但又相对看空的股票，比如说五粮液(000858)，以相同的比例卖空，从而构建一个多空投资组合。这样的投资组合收益不受大盘涨跌的影响，而只要茅台跑赢五粮液即可获利。
　　比起传统的多头基金产品来，对冲基金利用对冲策略，无论牛市熊市，投资收益的确定性较高，亏损概率较低，这就是所谓的绝对收益。同时对冲基金因为规避了大多的市场风险，还可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通过杠杆放大收益。
　　对冲基金从一个不起眼的开始，到现在已被成熟市场的机构投资者认同，成为主要的另类投资品种之一，总管理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高位。同时，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变得多样化，全球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成为对冲基金近一步发展的亮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著名金融作家马拉比写的《富可敌国》一书，其中对对冲基金的起源、发展、著名案例及现状都有很精彩的描述。
　　卖空在成熟市场上的争议
　　多数投资者都渴望对冲基金带来的绝对收益，但对其投资策略中必不可少的卖空，即使在成熟市场上，也多是陌生甚至恐惑。
　　简单地说，做空就是卖空者通过券商借入他人持有的股票，这叫融券。卖空者随后在公开市场中卖出借来的股票，这叫卖空。卖空者可以在将来买回同样的股票归还出借者，这叫还券。如果卖空者的买入价低于卖出价，就能盈利，但如果买高卖低，也会亏损。
　　然而自从1609年一个荷兰商人发明了做空机制后，因为做空者通常逆势而为，抨击股弊，打压股价，在其他持股人的损失中渔利，许多人对其有一种莫名但又本能的反感。多数投资者对卖空不甚了解，但又不时地在怀疑做空带来的是从操控市场到股市崩盘的各种市场灾难，于是对做空机制的质疑与纷争一直不断。
　　1929年，许多人把华尔街的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归罪于做空的投机者。但是经过国会的调查并没有确定做空者是市场下跌的原因，也没有发现做空者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其后，美国政府依然制定了限价沽空制度(Uptick Rule)，规定要在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才能卖空，避免卖空行为加速股价的下滑。这一制度直到2007年才被美国证监会取消。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卖空(特别是裸卖空)再一次被指责为是导致市场过度波动的元凶。2008年9月份，美国证监会颁令禁止做空金融机构股票3周，同时英国证监会也禁止做空32家金融机构股票。澳洲和西班牙的证监会也随之仿效，禁止做空所有股票。
　　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考克斯在2008年底反思：也许禁止做空的实际效果要到很久之后才能明确，但如果知道现在的情况，当时就不会禁止做空了。
　　但历史在继续重演，2012年11月1日，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时，西班牙证监局宣布继续延长做空禁令三个月。
　　卖空是市场中的私人侦探
　　多数人都理解持有多头股票的社会意义：上市公司可以公开融资，投资于生产和研发，创造就业和财富。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股票从而分享这些管理有方、诚实敬业的上市公司所创造的财富。但可能多数人不一定理解做空机制的意义。
　　卖空是市场的一个内在机制：持有股票可以买卖，但不持有股票只能买，这是买卖双方的一个自然不对称。做空机制是市场的一个自然需求，以达到买卖双方的均衡。有些市场没有做空机制就无法存在，例如所有的期货市场和多数衍生品市场。股票市场与其他实物市场，没有做空机制也可运行，但是做空机制对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对冲投资风险，提高定价有效性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但卖空给股票市场提供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自由市场中的必不可少的自我监督，买卖双方均衡制约的机制。
　　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报喜瞒忧、券商的利益冲突、顾问机构的橡皮图章、券商分析师的跟风抬轿、都很容易造成对股票价格的过度乐观；再加上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追涨杀跌，经常会造成股价的过度泡沫，但通常都以泡沫的崩溃及投资者的损失为结局。
　　卖空者是市场中的私人侦探，在与多头同样等级的利益驱使下，调查、发掘和揭露上市公司的舞弊欺诈行为，为市场中的黑暗角落带来了阳光，是威慑内幕利益冲突的消毒剂。
　　在成熟市场过去几十年中，很多重要的上市公司舞弊的案例就是由专门做空的投资者首先发现的，
　　美国对冲基金Kynikos的吉姆·切欧斯在2001 年揭穿美国安然公司的账务欺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正如切欧斯2003年5月15日在美国国会有关做空的听证会上所言：
　　做空者提供的独立研究，是市场对于华尔街投资银行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的最好解药。做空者会问难堪的问题，会在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其他合规报告里面发掘出差异。
　　中概股的浑水 源头
　　为了回答文章开始时纽约朋友提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国概念股灾的源头开始。现在路人皆知的浑水公司在2011年6月2日发布研究报告，开门见山的指控嘉汉林业舞弊欺诈：
　　伯纳德·麦多夫提示我们，当一个成熟的机构进行欺诈时，其骗局可以大到偷天。嘉汉林业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成熟的机构诈骗案，因为它起步早、幸运而且狡滑。这个骗局的市值已近70亿美元，但它现在即将结束。
　　浑水认为嘉汉林业利用极其复杂的商业模式作为施行欺诈的基础，以此虚构巨额资产和快速盈利增长，目的是在资本市场不断扩大融资。同时也认为嘉汉林业资不抵债。建议强力卖出嘉汉林业股票。
　　浑水的报告发布后，嘉汉林业的股价从原来的20加元附近暴跌跌到只有5加元，损失75%。嘉汉林业第一大机构股东是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持有嘉汉林业14%的股份。据称保尔森在6月中卖出所有嘉汉林业股票，承受了7亿2千万美元的损失。
　　针对浑水的发难，嘉汉林业也发公告澄清、威胁将对浑水采取法律诉讼、成立独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但在8月26日加拿大证监机构停牌嘉汉林业，并指控该公司及其高管金融欺诈。2012年3月30日，嘉汉林业申请破产保护，宣布公司将出卖或重组，并起诉浑水公司诽谤。从此中概股灾在成熟市场蔓延，几乎无股可以幸免。嘉汉林业几乎成了中概股造假欺诈的代称。
　　当然今天的嘉汉林业，与当年的安然一样，都是非常极端的案例，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而且我们也得承认美国证监会和加拿大证监机构也不是玩忽职守，庸碌无能之辈。但在股市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会有很多人用很多意想不到的新办法进行欺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任何监管机构在人力，物力和激励的约束下，多数时候只能亡羊补牢，防不胜防。更严格的监管不一定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市场上买卖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但反而会降低市场的效率。
　　为了保证自由市场的公平和高效，最有效的监管措施就是给市场参与者一个牟利的机会去调查和发现这些欺诈，使市场达到一个自我监督和平衡制约的状态。这并不一定能够杜绝所有的欺诈，但会提高被揭露的概率，增加犯罪成本，是对市场中舞弊欺诈的最有效的制衡。
　　所以中概股出事的概率比A股要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成熟市场上有有效做空机制。类似于浑水这样的做空者，发挥着股市侦探的作用，有很大的商业动力去调查、发掘和披露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从股价下跌中牟利。浑水公司的动机当然是为谋私利，但是通过自由市场中无形的手，达到了揭露作假、威慑欺诈、平衡市场、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A股也需要阳光和消毒剂
　　而在A股市场上，同样的问题也许存在，但在做空机制不健全、不成熟和无效的情况下，没有做空者会有利益和动力去调查和揭露上市公司的不法行为，给市场以阳光和消毒剂。这反而给上市公司舞弊欺诈提供了无形的保护，从而损伤了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使投资者认为股市是少数团伙利益勾结，舞弊圈钱，坑蒙广大股民的工具，降低了对市场的长期信心。而缺乏对股市公平价值的信心，近一步促使了投资者听信跟风，短期炒作的投资行为，促使了市场的暴涨暴跌。当然A股的问题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也是在2011年秋，我看到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做空的道德伦理》(The Morality of Short Selling)的文章，质问：卖空是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利，伦理何在？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于是向当时访问中国的《富可敌国》一书作者马勒比抱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应该叫她来中国体验一下股民的感受，坐一坐有道德而无做空的A股过山车，也许她能悟出一些做空的伦理。
　　2010年4月16日，中国市场上有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可以做空，这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我们所有的对冲基金产品都是利用卖空股指期货对冲市场风险的，于是在2011年的熊市中才能取得较好的收益。
　　2010年3月起，A股市场上已有个股做空机制。但是因为各方面的政策限制，可借券范围和数量都有限，并且费用昂贵，更重要的是有动力又有能力做空的机构投资者反而被挡在门外。
　　其实即使在成熟市场上，多数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公募基金等，因法规的限制只能单向做多。而只有对冲基金才会充分利用做空对冲市场风险，并利用杠杆，从而取得绝对收益。所以对冲基金才是市场中最重要的利用做空机制的机构投资者，从而对市场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虽然A股市场已经有了融资融券的政策框架和机构雏形，但没有配套的执行措施，特别是没有针对对冲基金的入场许可。目前我们的对冲基金专户产品是无法实现个股做空的，这个困境限制了对冲基金策略的效用，而且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对冲收益无法提高，对冲基金的优势在中国市场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投资者对绝对收益产品的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同时对冲基金也无法对市场起到有效自我监督、买卖制约平衡的作用。
　　对冲基金在中国的有效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主要券商(Prime Brokerage)机制，给机构投资者提供融资借券服务，实现有效杠杆。在目前的监管政策下，所需要的具体突破点如下：
　　a) 鼓励机构投资者进入融券市场，取消信用账户等待期的限制。
　　b) 解决大托管体制下，托管行、券商及投资管理人之间的信用机制，使机构投资者可以实现借券。
　　c) 发挥市场定价机制，降低融资融券成本，特别是转融通成本。
　　d) 突破单边投资的理念，允许对冲账户用净头寸计算保证金比例，取消卖券后资金的使用限制，提高有效杠杆。
　　如今很多金.融.界的同行都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股市没有反应中国实体经济的高速成长，没有起到有效的资本调配的功能，也没有给投资者理财升值、财富积累的结果。股市反而成了少数人圈钱舞弊，多数人追涨杀跌的场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做空机制不健全，市场缺乏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买卖双方无法达到制约平衡的效果。
　　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利用卖空对冲市场风险从而获取绝对收益，同时也为市场提供了有效的自我监督，平衡制约的功能。市场上永远需要有勇气的人指出皇帝没有穿着新衣，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卖空给这些人的勇气一个市场化的激励。（价值中国网）

　　林毅夫：我国经济8%的增长将维持20年
　　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像一辆没了火车头的火车，突然失去了动力，仅仅依靠着惯性在向前滑行。如今，就是这辆惯性前行的火车，在经历了整整七个季度的降速之后，又突然拉响了汽笛。
　　今年10月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国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全面超出市场预期。商学两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国经济将重新驶向新的快车轨道。然而，这条快车道究竟还能跑多远？
　　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惊世骇俗之答案--8%的增长维持20年。
　　推动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破解增长瓶颈
　　林毅夫，这位顶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的国内经济学界风云人物，在刚刚卸任世行职务不久，便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开坛布道，参加各种经济论坛，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目的只有一个--传播他的新结构经济学。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日前举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林毅夫作为东道主嘉宾演讲，再次提起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让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条件，让经济能够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从而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这已经是林毅夫年内第N次宣扬这一理论。就在这次研讨会不久之前，不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专门组织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讨会，而且身兼院领导职务的林毅夫还亲自参加了北大学术竞争对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组织的一次经济论坛。要知道，在国内经济学界，北大和清华两大学派是很少同台论战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林毅夫在1992年就曾提出，而之所以如今又迎来第二春，多数分析认为，这与林毅夫在世界银行的任职经历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恰好迎合其理论条件有莫大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今面临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如何进行增长转型、产业升级的问题。
　　借助后发优势
　　20年的8%增长并不是梦
　　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是否意味着中国仍将延续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与环境，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老路呢？在林毅夫看来，这当然是不对的，所谓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就是要借助后发优势，获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升级方面的成本优势，不断引进新技术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将落后的技术与产业转移出去，进而实现中国禀赋条件的最大化发挥。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在北大公布一份由他本人领衔参与研究的报告预测，中国有潜力在2010年至2020年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而到了2020年至20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将降至6%左右。
　　不过，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以及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等国内著名市场派经济学家在评价此报告时表示，中国的增长空间已经被部分透支，短期内也很难维持8%的经济增长。
　　对此，林毅夫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确实如同其他学者所言，面临着极大的问题与风险，但以此认为中国将从此陷入低增长通道是不对的。根据后发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低收入国家只有发展到人均收入为美国的50%左右时才会步入低增长阶段，而在200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是美国的21%，据估计，将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中国还有20年维持8%的经济增长潜力。
　　发展政策反思
　　新观点正逢用武之时
　　不可否认，凡是经济预测，都是存在争议的。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依然以乐观为主基调。庄巨忠等人的报告认为，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2026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以购买力平价(即按货币可购买商品量)计算，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事实上，早在2011年，社科院就曾发表蓝皮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
　　如今，在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大目标下，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正好迎合了现实所需，可谓正逢用武之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但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将继续成为焦点。（北京晨报）

　　郎咸平：控制中国通胀的四大药方
　　发改委最近表示，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物价总体是稳定的。去年我们CPI涨幅是5.4%，今年全年物价上涨目标控制在4%左右。
　　我们首先要问，中国式的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
　　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能行吗？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
　　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
　　但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就好像郎中诊病，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那么如何防范这三大通胀风险呢？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给出了控制中国通胀的四大建议。
　　第一，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加以控制。周其仁对此已经提出了很不错的建议，就是用财政资源购买美元，使本来流向民间的资金被政府收回。
　　我顺着这个思路讲，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
　　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按照内因论的思路，我们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深化经济结构调整。
　　我顺着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论，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如果政策得当，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那么，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
　　对我们来讲，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
　　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
　　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比如石油，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却比那时候要高出不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
　　再比如电价，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网电价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这种情况下，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类似的，银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级开发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
　　相反，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补贴老百姓。针对这一点，北京就做得比较好。北京推出了交通补贴，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时压低了公交价格，把补贴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现在就这个政策每年的补贴有100亿元。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理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再把脉络理一下，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外因驱动，而央行没有从源头处理，错失改革良机；积攒下来的20万亿元存底，乘上杠杆效应，烧起了2010-2011年的通货膨胀。
　　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基建的热情本来应该至少提前6个月熄灭的，可惜迟疑了。当然，我们能体会到货币当局的苦心，毕竟中国的统计数据基础如此不堪，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如此特殊，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尚且会犯错，我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货币当局过分苛责。
　　但是，留下来的残局才是最难收拾的，现在因为害怕通胀抬头所以不敢放松信贷，结果经济萎靡不振。可是经济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恶化，所以又得想办法宽松货币。更不幸的是，人口红利已经没了，未来中长期我们要持续面对内生压力带来的通货膨胀。
　　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别以为感冒好了、高烧退了，病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