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创立在主权国家的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欧元区构建了一个全新形式的“国家社会”，超越了传统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概念。

　　就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欧元区成员国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它们可以对彼此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欧元区的良好治理需要各成员国以及欧盟各机构履行其职责。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货币联盟如同它的字面意思：两个联盟，一个经济的，一个货币的。

　　欧洲的货币联盟迄今为止运作得非常良好。自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17个欧盟成员国及3.32亿人民一直享受着稳定的物价，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03%，比德国1955到1999年间的记录更为优秀。此外自1999年以来欧元区还创造了1450万个新就业岗位，而同期美国只创造了850万到900万个新工作机会。这并不是说欧洲就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欧洲在这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劣势：所有先进经济体都必须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同样，欧元区在稳固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常账目收支平衡，它的债务/GDP比率远低于日本，同时年公共财政赤字也远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

　　但欧元这种货币本身并未能解释欧元区为何会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病人。要了解这个，我们必须考虑到欧元经济联盟的弱点。

　　首先，《稳定与增长公约》原本是要保证欧元区拥有良好的财政政策，可它从来没有被正确地执行过。相反，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2003和2004年都曾试图削弱它的影响力。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元区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阻止了该条约被废除，但显然协议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此外，欧元区的管理并不包括对竞争力指标的监督，这些指标包括成员国名义成本以及价格的变动，还有国家在欧元区内的外部收支不平衡。(远在本次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笔者就代表欧洲央行理事会呼吁过对若干国家指标进行适当的监督，包括单位劳动成本。)

　　欧洲经济联盟的第三个弱点在于欧元发行时并未设计相关的危机管理工具。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先进经济体，“善意的忽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最后，一个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信度及其政府的资信度之间高度相关，这使得该国的经济格外脆弱，这种情况对欧元区的损害尤其严重。

　　幸好目前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其中包括了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显著改进，以及引进对竞争力指标和国家收支不平衡状况的监控。新的危机管理工具已经落实到位。而且欧元区已达成了一种共识：欧盟的稳定和繁荣需要单一市场的实现和对27个成员国实施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构建一个金融联盟将有助于把一国商业银行的资信度与其政府资信度分离开来。

　　但仅有以上的措施还是不够的。与其对那些违反规则以及无视政策建议的成员国处以罚款——这原本计划由《稳定与增长公约》来执行的——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这必不可少——更应直接决定可以立刻施加于这些国家的特定措施。财政及某些其他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应该服从于欧元区“联邦例外”原则的启动。

　　共同分享一个单一货币意味着要接受对财政主权的限制这一观点也并不新鲜。“联邦例外”不过是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低效罚款所导致的逻辑性后果中得出的，并与权力自主原则完全相符，该原则自公约引入后就开始实施：只要一国的经济政策能服从大框架就不会导致制裁。

　　也许“联邦例外”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它深厚的民主根基。它的启动遵从于完全民主的决策过程以及明确的政治问责制。更精确地说，要实施欧盟委员会提出并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的决策需要得到欧洲议会——也就是来自欧元区成员国的代表们——的多数票同意。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相关国家的议会应该有机会向欧洲议会解释为何该国无法执行建议的政策，同时欧洲议会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欧元区的稳定和繁荣正处于险境。但最终还是要由欧洲议会做决定。

　　过去笔者曾提议过建立一个欧元区的财政部，这个财政部将负责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启动经济和财政联邦，并负责管理像欧洲稳定机制这类的危机管理工具。它同时也会负责监督银行联盟，并且在所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和非正式会议中代表欧元区。

　　然而最重要的是，“联邦例外”最终将不再会是一个例外。财政部长将会是未来欧盟执行部门的一员，与其他负责联邦各部门的部长们一同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委员会孕育着一个未来的欧洲民主政府，正如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依布勒曾提议创设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主席那样。同时欧盟理事会似乎也将成为欧洲议会未来的上议院，与一个已经由全体欧盟公民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并存。

　　笔者完全认识到自己的建议是多么大胆。但欧洲人必须从近期的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厘清那些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本质，以保证我们的治理既能体现民主，又能像形势所需要的那样高效。

　　(作者为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成员，曾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和法兰西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