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LP试点城市在全国已达到三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和重庆。但多方沉默，终躲不开真相：外汇主管当局外汇局并没有放松监管。

　　一位已获得该试点资格的外资基金负责人这样描述当前困局，“现行的QFLP试点就好像大饭店开门迎客，客人们高高兴兴进来准备住店的时候，却发现不给房门钥匙。”

　　QFLP在实践中戛然变味，也让北京、天津的先行外资PE试点不急于开展实际行动，重庆试点可以独行多远？

　　QFLP也乌龙

　　QFLP是指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通过资格审批和其外汇资金的监管程序后，将境外资本兑换为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国内的PE以及VC市场。开放被认为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一小步，参与试点的海外PE有了一条投资境内企业的“直达通道”。

　　2011年1月，北京、上海率先宣布成为第一批QFLP试点城市后，重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上也表明了尽快申请获批试点的意向。

　　上述批复涉及到QFLP制度方案筹备小组，该小组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外资PE机构等联合组成，批复过程审慎而复杂。

　　仅仅两个多月后，4月初，以色列最大股权投资基金英菲尼迪正式宣布已获得重庆QFLP试点资格，获批兑换额度为10亿美元。英菲尼迪的最大出资人是以色列发展银行，英菲尼迪已在重庆注册设立了大型投资基金，规模达到20亿美元。

　　乌龙发生在英菲尼迪发布了上述内容的新闻稿后：该稿通过网络海量转载，短时间又被全部删除。经记者反复确认，英菲尼迪收到了重庆相关部门的撤稿要求，实则当时重庆并没有获得QFLP试点，而提前给予了英菲尼迪相关额度的承诺。

　　不公示，不澄清，或许是这种乌龙的压力催重庆奋进。

　　经记者向重庆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确认，5月重庆正式获得了QFLP试点，英菲尼迪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成功获得试点资格，除英菲尼迪外，与重庆签约的美国德太集团、太盟投资集团都是试点。但该负责人并没有披露重庆整体获批的兑换额度及全部试点的外资基金名单。

　　8月30日，另一家落户重庆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重庆瀚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瀚曦”）已迫不及待，正式宣布了重庆QFLP的试点情况。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是，该基金公司募集的首期650万美元基金近日顺利到位并结汇，先于北京和上海的试点，成为全国首家进行QFLP试点成功的基金。

　　披露来得突然，业内了解瀚曦的并不多。通过新闻稿介绍，瀚曦显然是为QFLP试点量身定做，此前并无投资基础。其海外募资总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设立重庆旅游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旅游业及配套产业。本次结汇的650万美元，将可能投资于包括景点、旧有设施改造等4个项目。

　　上述披露全部来自瀚曦本身，重庆相关监管部门并未有任何表态。

　　有迹可循的是，重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到QFLP试点要求，“在获得试点QFLP后，外资PE只需要事先向当地的金融主管部门报备一个项目池，将自己近一年准备投资的项目进行详细陈述，金融主管部门将根据外管局分发的额度进行合理分配。一旦试点通过，结汇时间将缩短到一个星期左右，原有结汇时间长达一个月。”

　　是GP还是LP？

　　“即使重庆超前了，也不能代表其他地方试点落后，目前各方在推进QFLP的制度上已做到了极致。”一位资深外资PE合伙人告诉记者。除了推进进度不同外，各城市在QFLP的适用上并无差别。

　　更早沉默的则是北京，看似晚于上海金融办公示QFLP试点政策，实则北京先行获批了30亿美元的结汇额度，北京本计划延后数天公开相关遵循政策，却迟迟连相关政策都没有公示，其第一批试点基金已在积极筹备中，绣球抛给了国际投行摩根大通所属的股权投资公司One Equity Partner，该公司和首创股份(600008,股吧)于今年6月联合设立了旗下首只中外合作股权投资基金，规模1.5亿美元。

　　无论是在何地，获批的试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外资基金管理公司一般合伙人（general partner，下称：GP），没有一个是有限合伙人LP（LP）。

　　LP的定义在当初上海金融办创新力推QFLP时，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就已经归纳得非常明确，“将给予国外养老基金、慈善基金、大学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外资PE试点企业的资格。”

　　天津不属于QFLP试点城市，置身事外，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总经理王树海就提出了疑问：“无论是从QFLP试点方案还是实际操作，主要针对的是外资GP结汇来参与投资和管理人民币基金的问题，实际上应该叫QFGP更准确。”

　　这一明确的定性拷问QFLP制度：应该引入的LP没有来，怎么来的是GP？

　　“如果把GP和LP的身份合二为一，你就可以明白了。” 另一位中资资深投资合伙人对首批试点外资身份解读为：“他们是GP和LP身份集于一身。以LP的身份进来，又以GP的身份管理基金，逐利的外资PE期望获得双重身份，以获取更大利益。”

　　一位已获得QFLP试点资格的外资基金合伙人告诉记者：“尽管目前QFLP的概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获得了QFLP试点，就代表政府对你的信任，就此绑定政府，忽悠外资LP的钱就更容易了。”这位投资人士或许道出了外资热衷前景并不明朗的QFLP的初衷。

　　“外管局和商务部并没有对现行政策有丝毫调整，在短期热钱流入的风险下，也不太可能有政策松动。”上述合伙人告诉记者，此次QFLP试点也并未达到地方政府和外资股权投资企业的最初设想，这正是QFLP制度停滞的难点所在。

　　截至目前，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QFLP制度，外资PE除了内部协调外，也无公开政策可依。

　　上述基金资深人士认为，既然QFLP制度效仿二级市场的QFII制度，在股权投资的一级市场引入合格机构投资者，就应该沿用QFII透明公开的监管制度，每一批QFII名单都将通过相关公示及公告，详尽及时作出披露。让人奇怪的是，QFLP却成为了各地方政府的算盘。

　　吸金，谁的等待

　　QFLP试点的争夺，是继国际商业银行总部、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之争后，中国大城市在短短几年间展开的第三轮金融政策竞赛。

　　在最早力推QFLP制度试点的上海，其金融办表示，通过给予外资LP更便利的换汇流程来吸引国际一流投资者的进驻，进而有助于将上海打造成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北京市政府秘书长黎晓宏曾公开表示，PE投资能够解决资本金问题。200亿元的PE投资可以拉动2500亿元的经济，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后起之秀重庆为什么紧追QFLP？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热情地将之比喻为“吸金石”。

　　有竞争就有争抢，也加速了QFLP的变味。很多基金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多地频频开花，设立名目不同的基金，等待的就是尽享更优惠的政策。

　　据记者梳理，最早操作简化外资换汇的并不是北京、上海，而是天津。

　　天津早于2008年获得国务院“先行先试”批复后，可给予符合条件的外资PE以国民待遇，即允许外商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其部分外汇资本结汇用于对募集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并批准当外商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金总额度的5%，且无境外LP时，该基金享受“国民待遇”，可绕过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和2008年外管局出台的“142号文”对外资投资国内企业股权的结汇进行的严格限制，不受投资领域限制。这种模式在天津称为中外合资非法人模式。

　　上述中资资深合伙人指出，当前的政策，无论是叫QFLP或者QFGP，实则就是这种天津操作的中外合资非法人模式的增强版，即按照原有模式，通过托管银行，实现了托管制一站式服务。所谓的政策创新，只是将账户合外资二为一，增加了对银行托管有利的业务而已。

　　记者了解，不仅天津采用上述模式，上海首推的外资人民币基金也是采用该模式，比如第一家落户上海的外资人民币基金“黑石中华发展投资基金”，募集约50亿元，也采用该模式，使得外资GP在中国享有国民待遇。

　　考虑到国内普遍募资比国外困难，外资GP仍倾向于通过境外募资、境内投资的模式。

　　真正的“国民待遇”是外资PE对获取QFLP资格的最终诉求。记者相继采访的北京、上海、重庆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在承认目前困境的同时表示将努力地去落实、回归QFLP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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