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401K炒作太无知
　　前些日子，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在有关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当前相关部门要正确认识养老金制度变革与资本市场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并以美国401K计划为例，建议我国应不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推动企业年金发展。这一事件的表述仅止于此，然而，一些不明真相、缺乏基本常识的所谓专家和媒体对此大加炒作，进行无知、无聊的解读，甚至颠倒黑白，大讲瞎话！
　　事实上，早在2004年5月1日起，《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及《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俗称两法）开始生效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版的401K的正式诞生。至今，中国版401K已实施了整整7年，已不是什么新东西，哪来什么中国版401K破题？什么中国版401K即将试水，笔者实在是佩服这些人无知无畏！
　　实际上，401K就是美国的企业年金，它是世界各国企业年金的范本。2004年中国推出的企业年金，就是采用Roth401K的格式设计的，也可以称为税后缴费的401K。中国版401K实施7年来，发展比较缓慢，企业接受度不高，热情不大。
　　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主要在特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银行、保险、电信、航空、钢铁、铁路等垄断性行业中推行。因为只有这些垄断性的行业及特大型企业中，才拥有垄断性利润来保障企业年金持续的缴费需要。相反，其他大多数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内，不管它们有无足够的盈利能力，在它们看来，能给职工支付足够工资就相当不错了。更何况，在本企业职工参加社保缴费问题上，它们总是想办法逃避责任，比方故意漏缴、少缴或不缴社保费，这样的企业，当你应聘进去时，甚至还要不放心问一句：老板是否给缴社保费，如此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又怎么会大发慈悲来为其雇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呢？这就是中国企业年金市场的现状。
　　提醒各位注意：企业年金是老板单独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计划，它不与政府相干，而是企业的自愿行为，它属于职工福利的范畴。然而，企业职工必须强制性地参加社保五险，这是法律硬性规定的。如果一家企业连基本的社保缴费都不肯，那么，你如何要求这样的企业主动地为其职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当然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确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但更需要的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客观地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企业的诚信和责任意识越强，企业年金市场越发达；经济越落后的国家，企业的诚信及责任意识越弱，企业年金市场越落后。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企业年金在美国的大、中、小型企业都是十分普及的，企业年金甚至成为企业进入人才市场要人的入场券。因此，企业年金在美国人的退休养老中占有重要地位。
　　相反，中国人养老目前主要单一地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保障，而企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计划，在中国依然很薄弱、很狭小，发展十分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国家，体面劳动仍是广大劳工的一种理想，因此，中国版401K的实施效果并不好。
　　最后提示：企业年金反映的是企业家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感。如果一个企业家对自己的雇员都谈不上责任感，那么，他又如何能担当得起社会责任感呢？另外，笔者请求媒体不要无知炒作现行的中国版401K，但可以倡导中国版401K大发展。(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湖北省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叶　檀：三大隐性风险更趋明朗 股民投资稍安毋躁
　　好的数据背后有隐忧。
　　中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与汇丰PMI指数均有触底反弹迹象。反映大企业的官方PMI为50.9%，环比回升0.2%，在历经4个月持续回落之后反弹，站稳50的分界线上方，摆脱紧缩担忧。反映中小企业的汇丰PMI从预估值49.8修正为49.9，扭转7月跌势，逼近50枯荣分界点，说明中小企业紧缩状况有所缓解。但与历史同期数据比较，上升幅度较小，制造业并未有逆转趋势。
　　总体数据稍有好转，三大隐性风险更趋明朗。
　　首先，未来通胀压力将维持在高位，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官方PMI中购进价格指数自今年3月份以来持续回落，上月回落幅度明显缩小，只有0.4个百分点，本月又回升0.9个百分点，达到57.2%。原材料与能源类购进价格指数重回60%以上高点，达到61.9%，较上月上升4.3个百分点。20个行业中，只有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3个行业低于50%，其余17个行业均高于50%，其中农副食品加工及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7个行业达到60%以上。从产品类型来看，原材料与能源、中间品、生活消费品和生产用制成品类企业均高于50%，其中原材料与能源类企业最高，超过60%。原材料与能源成本上升，加之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说明未来物价上升压力较大。
　　汇丰PMI指数表明，产出价格和投入成本皆加速上扬，投入成本从7月的53.9小幅反弹至55.9，虽然大大低于第二季度的平均值58.1和长期均值60.1，但8月产出价格创3个月新高，环比上升1.8，说明制造商开始提价，把投入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
　　考虑到未来全球货币仍然宽松，能源与原材料价格高位徘徊，通胀仍然是主要危险。
　　其次，外需进一步减少，外贸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
　　大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明显下降。8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3%，比上月下降2.1个百分点。20个行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服装鞋帽制造及皮毛羽绒制品业等10个行业高于5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10个行业低于50%。
　　汇丰的指数显示，8月新订单指数从7月的50.2下降至49.2，近13个月来首次低于50，反映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同时放缓。内需主要受到了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海外市场方面，尽管8月出口订单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外围需求仍维持在较弱水平。
　　出口疲软趋势不会改变，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强劲，8月份全部23个交易日中，人民币汇率共11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出口企业面临成本上升与汇率波动的困扰，只能接短单。今年5月初开幕的广交会签订的合同中，90%为3个月之内交货的短单，长单只占据10%，说明出口企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预计未来形势难以改变，一大批中小出口企业将倒闭。
　　中小企业出口订单下降，而7月贸易顺差却离奇的大幅上升，如此悖反，只能说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资金涌入中国。
　　第三，内需尚未真正启动。
　　大型企业的8月新订单指数为51.1%，同上月持平，没有体现出季节性上升因素。从今年4月以来，新订单指数连续6个月低于生产指数，说明内需疲软乏力。
　　消费并未下降，但没有大幅上升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超过10万亿元，达100241亿元，同比增长16.8%，与往年持平。
　　根据中国银联联合新华社发布的2011年7月份 新华-银联中国银行卡消费信心指数(BCCI)，我国的消费自3月起下行，主要源于房地产与汽车两大支柱消费下滑，珠宝、餐饮、航空等消费品种上升。
　　尼尔森全球调查同时显示，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至六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上季度92点相比，下降3点至89点。我国消费信心有所上升，农村地区消费者信心水平保持了较为乐观的势头，尽管与上季相比下降了4点，仍维持在109高位。其次分别是一、三、四线城市，信心指数均为102。奢侈消费、商务消费、农村消费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增长重点领域。
　　实体经济紧缩，而通胀压力难去，全球也好，中国也好，有向滞胀过渡的风险。此时投资宜稍安毋躁，静待形势明朗。

　　皮海洲：股市持续低迷 新基金发行慎言补血
　　近日证监会连续放行新基金，长盛同祥泛资源基金、国投瑞银新兴产业基金、银华消费主题基金等纷纷拿到了准生证。此举被一些投资者理解为帮股市补血。
　　就传统意义而言，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证监会集中放行新基金，确有为股市增添新鲜血液之意。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甚至将新基金发行视为利好的救市举措。不过，这种观点如今已经过时。新基金的发行并非是为了给股市补血，而是基金公司之间进行利益争夺的一种角逐。
　　最近几年来，新基金发行已经很难起到补血作用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虽然最近几年新基金发行不断，但结果却只是基金数量不断增加，基金规模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降，基金客户大量流失。2010年是基金发行的丰收年，当年共发行新基金145只，共计募集新基金2351亿份。但2010年末，投资基金的总规模只有2.4233万亿份，较2009年末的2.4535万亿份下降了302亿份。而今年上半年，共有105只新基金宣告成立，募集资金1737.61亿元，但6月底公募基金2.36万亿元的总值较去年末的2.52万亿元还是减少了1600亿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基金客户的减少。今年中期61家基金公司的基金存量持有人总户数只有9160.75万户，比2010年中期的9965.62万户减少了804.87万户，减少比例超过8%。因此，新基金的发行已很难起到为股市补血的作用了。基金公司之所以力拼新基金发行，无非是一种利益争夺。在基金客户流失的大背景下，谁不发行新基金，谁的客户流失就会更加严重，只有通过发行新基金来争取新客户，才能减缓基金客户流失的整体步伐。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显然是由于投资基金的亏钱效应造成的。一方面，最近几年来IPO、再融资、大小非套现三台抽血机加大了对股市的抽血力度，导致股市长期疲软，基金赚钱确实不易。另一方面，基金投资的不负责任加剧了投资风险。例如，在新股询价中基金成了第一高价的制造者；再如，一些基金公司盲目投资，即便投资出现了巨额亏损，基金管理费仍然旱涝保收，完全不与投资者共患难。面对这样的现实，投资者自然不愿把资金交给基金打理。赎老基金申购新基金，已成了新基金发行的重要方式，而投资基金的新客户通常都是对投资基金缺少了解的投资者，其中不排除有被忽悠的成分。

　　张庭宾：央行进一步抽紧银根 银行资金流将枯竭
　　随着央行进一步抽紧银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流面临枯竭。
　　与此前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明修栈道不同，此次调整有着暗度陈仓的风格。这次央行提高的不是比例，而是提存款准备金的基数，将原来存款范围扩大到包括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范围，这就像增税扩大了税基，商业银行体系累计需多上缴存款准备金在9500亿元左右，相当于提高了3次0.5%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次悄悄地调整本有可能回避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然而，正如一位交易员所说，之前市场预计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最多只能再承受一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按目前的情况，如果还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面临枯竭。因此，商业银行难以承受，其内部人士将之公之于众。
　　这种暗度陈仓的行为风格，对于央行系统来说，并非首次。前两次是在购买美国国债上？
　　2010年2月26日，针对此前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日本持有量超过中国，影响美国国债国际信心的报道，美国财政部拨乱反正，修正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由原来的7554亿美元增加到了8948亿美元，增加了1394亿美元。
　　2011年3月2日，美国财政部再次修正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由8920亿美元猛增至1.16万亿美元，大增268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解释为，这是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在英国伦敦等地购买，原来计算在英国头上，现在券归原主。
　　这一次呢？由于频繁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21.5%，商业银行资金流接近枯竭，中小企业信贷已经干涸，世界工厂已经再次面临缺水性休克。在这种背景下，在商业银行和民间产经对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强烈反弹之际，采用扩大存款准备金基数的方法，或许可将反对声浪降到最低。
　　怎奈这一暗度陈仓之计未能如愿，因为商业银行资金逼近枯竭，因为中国产业经济资金面临涸泽，已成为无论如何也遮蔽不了的突出矛盾？即一方面央行有着极过剩的流动性，要为之支付巨额的利息；另一方面，民间产经资金链极度枯竭，已经奄奄一息。
　　然而，这只是当今中国的资金流分布严重畸形的突出表现之一。在世界大国的发展史上，中国如今已表现出了前所未见的多重突出矛盾特征：
　　１、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达50%，资金严重剩余，但中国民间借款利率常年达30%~50%，现在很多地区已经超过了100%；在中国制造平均毛利率仅5%~10%的情况下，借款几乎等于自杀，不借款就要渴死；
　　２、中国经济的主体？中国制造中小企业非常缺乏流动性，中国民间百姓借款很困难，资金借用成本异常高昂。与此同时，央行有着巨量的流动剩余，高达2.7万亿元的央票和15.4万亿元的存款准备金，一年仅利息就要支付约3400亿元；
　　３、国民缺乏社会保障资金，社保基金至2010年底仅积累余额8566亿元，人均仅657元。与此同时，中国却借了2万亿美元给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平均每个美国人借了中国4.5万元；
　　４、中国人借给美国企业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中国各地再以各种超国民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变相将中国企业的税收转移给外资；跨国公司用中国借出的钱来再收购中国企业股权；
　　５、中国自身资本严重剩余，流动性严重泛滥，人民币升值政策却吸引巨量国际热钱前来投机套利，2005年7月汇改前投机中国的热钱，现在的无风险套利收益已经超过40%，更何况它们不会呆在银行里，在投资市场上，以纯熟的市场操作力不断清洗刚刚启蒙的金融投资者……
　　以上种种的弊端，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资金财富借出收益最小化，乃至是严重的负收益；反之，借入时是资金最紧缺，负担最大化，高利贷往往成为中国企业丧失所有权的绞索。
　　与此同时，美国人、美国企业借入资金成本最小化，美国10年期国债不久前一度低到逼近2%，美国人一直不用还本金(因为中国购买美元债券不断加码)，还利息是靠量化宽松直接印钞票；而外商投资在中国则获得种种超国民待遇，国际热钱则利用其成熟市场经验呼风唤雨。
　　这种畸形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呢？一个源头是外向优先经济；二是金融系统国有、官僚化。金融系统国有、官僚化使国内金融效率十分低下，内部血梗阻；在外向优先经济中，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便宜的资源价格，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国际市场；换得美元纸币后，央行实行强制结售汇，积累为巨额外汇储备，再买入美国债券；美国人获得中国财富后，转化为社会保障金和国民消费，用中国人的钱从中国购买商品；美国企业则用中国的钱收购控股中国企业。
　　在这一对中国利益严重不利的循环中，有几个关键政策性推动：1。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将优质廉价资源优先出口美国；2。强制结售汇政策，外汇储备可借万亿美元给美国人社保，却绝不可借一元人民币给中国社保，绝不可以大量购买储备黄金、石油和粮食；3。人民币不断升值、加息而不是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和资源价格。其后果不是国人，而是热钱坐享发展主要成果；4。对热钱流入的管制形同虚设，不能针对热钱弱点进行有力打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热钱不断涌入的同时，央行不断发行央票，提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将国民储蓄和中国企业流动资金抽到央行堰塞湖中，束之高阁，并支付巨额利息。但是，央票、准备金根本束缚不了热钱，热钱可随意脱离商业银行系统，以VC、PE、高利贷等各种形式占有国内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份额，央行越是收紧银根，热钱获得的民间借贷利率越高，如果中国企业还不起，就以极低的价格置换股权。
　　现在，必须要扭转国民财富向国外输送、制造业积累向金融输送的恶性循环。如果这一趋势不能被有力扭转，将在18个月内遭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各种经济、金融坏消息将会在3~6个月内接踵而至。
　　不敢面对现实，就必然会遭遇更严峻的未来。（第.一.财.经.日.报）

　　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交织发生的经济现象直指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据此，多位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过剩为短缺所取代。也有异议者认为，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致，农村依然有充沛的劳动力存量。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来临？它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风险还是机遇？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
　　记者：近几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感觉即使涨工资也招不到人，这能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巴曙松：过去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 2004 年后开始弱化，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失业率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的供需状态，中国自 2002 年以后失业率出现下降，日本在 60 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近年来，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逐渐上升、外出务工农民虽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趋缓。同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上升，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农村居民转移意愿弱化。
　　从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上也能看出一些趋势，2005 年之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2005 年之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并没有显著性领先于东部。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都出现了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居于全国前列的现象。收入和消费的上升导致农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动机的弱化，劳动力东进的趋势可能终结。
　　记者：也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现象，并不能反映出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市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可能普遍存在就业不足，工资上涨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而非刘易斯拐点，您怎么看？
　　巴曙松：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往往是混在一起的，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经济偏快时期的表现之一，此时就业机会多，导致了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不得不提升劳动力工资。实际上，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波动，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这表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仅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更多预示着人口拐点在到来。
　　据我了解，金融投资界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感到惊讶，怎么人口结构变化这么快。事实上，在此之前，人口学界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太多关注。所以，未来的预期、资产的投资估值、行业估计都要做调整，让经济在这个新的人口环境下能够实现一个新的均衡平稳发展。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而且还面临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根据世行的测算，这个时点应当在2015年，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可能还要提前。
　　记者：您判断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依据之一是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但事实上，这与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不无关系。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巴曙松：政策性补贴虽然与收入相关，但那只是一次性的。以粮食价格为例，过去7年粮食丰收，但去年底至今年又出现了粮价上涨的情况，这是因为粮食价格一方面与供求有关，一方面还受更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工业化和产业转移使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提高了，而如果种植农产品的收入不上升，农民就会减少农业生产的投入，这就导致了粮食、猪肉等价格的上涨。非农产业的收入上升对农产品的价格形成了带动，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结构的属性变化，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接近尾声。而原来农村劳动力供应很充足，则不一定能形成带动。
　　至于劳动者报酬，我认为前几年的工资水平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改变收入分配制度说了很多年，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跟人口结构不支持也有关系，在劳动力很充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没有现实经济支持的，人为缩小收入差距容易牺牲经济效率，让低收入者获得超分配、高收入阶层面临高征税，这会形成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而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好支持收入分配的转型，可以借此扩大内需，让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新的消费力量。原来的经济推动力可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规模扩张，现在则要靠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扩大消费，促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
　　人力资源投资不可忽视
　　记者：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必经阶段吗？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巴曙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经过刘易斯拐点，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人口红利拐点关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过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结构的改变。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一般首先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经过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则有所差异。
　　日本在上世纪60 年代末通过刘易斯拐点，90 年代遭遇人口红利拐点；韩国在 80 年代通过刘易斯拐点，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红利，预期在 2015 年通过人口红利拐点。而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颇为接近，前后相差10 年，因此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更大；不同于日韩收入分配缩小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是先到达人口红利拐点，也就是未富先老。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都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贫富差距缩小。
　　前两个是越过拐点可能面临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后三个则是可能面临的机会，在越过拐点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将增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将扩大服务业需求，从而有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
　　记者：从理论上来说，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为什么还会出现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问题呢？
　　巴曙松：这正需要政策的引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表明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还很缓慢，教育结构也有问题。所以一方面要放松服务业管制，发展医疗、教育、通信、金融等高端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教育结构要适应转型的需求和升级，现在的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错置的。此外，还要防止教育的负向激励，在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时候，低端劳动力收入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就很稀缺。这段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很快，读书、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上升，而正当劳动力需要去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时候，如果教育是不激励他去学习的，这个问题会很严重。所以，今后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实行到高中阶段，并提供读书补贴，或者是在工人上技术学校阶段的时候，再对他进行义务教育的补充和扶持。
　　只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才能适应人口结构的调整。这个情况在日韩的转型时期都碰到过，但他们的义务教育实行得比较好，所以能够平稳过渡。而我们的义务教育还远远不够，现在好多小孩不上学了，这是很可怕的，受教育水平低，将来的产业升级就无法完成，国家难以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抽象的，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源投资角度看，是很实际地在我们身边。
　　投资型经济将无以为继
　　记者：短期内，拐点带来的风险是不是更大一些，消费型的经济还未建立，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已经趋于瓦解？
　　巴曙松：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短期内会增加融资风险，特别是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首先，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虽然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部分对冲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是如果把产业链条拉得更长一些，人口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非体现在用工成本上，而且还会通过对整体产业链的影响，对原材料价格、甚至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都会产生冲击，这才是企业利润率下降和企业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曾出现系统性下移；其次，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递减趋势，如果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其中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融资成本会整体上升。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代价则会更大。
　　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之间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在新的投资渠道或新的投资收益增长点、负债渠道产生以前，经济过热与硬着陆的双重担忧可能会成为一种过渡中的常态。
　　记者：可能发生的政策频繁切换会不会给中小企业造成致命打击？
　　巴曙松：频繁变化会对企业形成干扰，如果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认识不足，还是按照原来的期望去刺激经济，很快就会发现有物价压力。我们的增长速度应更均衡一点，质量更好一些，给劳动者更高一点的待遇，真正的消费经济不可能是类似投资和出口主导时期那么高速增长的。
　　记者：房地产泡沫也是近期的担忧，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资产购买者减少，而资产出售者增多，从而使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甚至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巴曙松：从趋势来看，肯定是回落的，参照日本的情况，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刚性需求肯定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刚性需求在减弱，投资需求是主要的，人口结构变化，我们需要不了那么多的房子了，所以对房地产的调控很可能中期化，不再是个短期的行为，要防止它出泡沫、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在房地产金融和银行金融之间也会有严格的监控措施。所以人口拐点来了之后，对房地产商也会是一个转型的驱动，要考虑到底做什么样的地产。当然，刚性需求只是一个因素，如果货币宽松，在投资需求推动下，房地产价格还会有起有落，但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狂飙突进式地增长，在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可能跟GDP速度保持相差不多的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