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表示，扭转股市长期低迷的局面，需落实积极的股市与资本政策。具体包括七大部分：

　　首先，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应组建中国统一的金融协调机构，使“一行三会”能够在总体货币政策上互相协调。

　　其次，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应在公司债，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入市规模上提出具体的定量和方案；财政和税务局，目前应就资本红利税的减免等财政支持积极股市政策方面提出具体的思路；国资委和中投公司，应该就其所属的产业和金融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作出进一步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并以提前披露的方式让投资人做到心中有数；发改委在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方面和证监会加强协调，统一部署。最后，包括社保资金的入市规模和方式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在发行制度上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当前应该落实监审分离，适当拓宽为中小企业融资上市的瓶颈，改变现有的格局。在监管分离当中，交易所应探讨刑事核准的制度，证监会主要是监督在审批上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要将保荐人和承销商的责任落实到人。

　　第四，要切实推出市场化的制度，在放开创业板规模的基础上进行询价，争取让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多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板企业上去，改变目前“三高”、“超募”所带来的低效率不公平的被动局面。

　　第五，IPO和再融资以及上市公司大股东在二级市场减持，都是在上市公司抽血圈钱的典型模式。对于大股东减持，应要求其做出提前披露的规定。

　　第六，在三板和国际板上推出的时间和顺序上应有综合的考虑，而不是盲目的从各个部门的自身利益出发去仓促上马。应该把大盘的指数和股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要把股价和推出国际板、三板市场的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应在中国股市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再考虑这些会给市场带来进一步不确定性的措施。

　　最后，应该推出股权文化和股市新文化。股权文化即强调股东的利益至上，要保证分红和保护股东的表决的权利，承认股东才是上市公司主体；股市新文化则应在宣传上给股民投资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他还指出，股市最近以来持续的下跌已经完全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股市的基本功能。目前影响我国股市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宏观经济形势，上市公司质量以及政策。而政策因素中，既有货币政策的问题，也有监管政策的问题。

　　“通过推出积极的股市与资本政策，化解当前中国股市持续下跌的低迷状态，使之恢复理性，以和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相匹配，关键就是要从政策入手加以解决。 ”

　　刘纪鹏表示，我们国家在当前正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美欧经济衰退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崛起的关键就是要从资本市场上对这个战略有个认识，在中国宏观金融和经济政策中，迅速推出积极的股市与资本政策，用直接融资弥补间接融资，回避系统性风险的不足，通过直接融资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刘纪鹏认为，中国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时机已经成熟。其一，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以资本政策为主的直接融资。其二，在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已经开始引入了包含货币政策决定的间接融资和资本政策决定的直接融资。其三，从学术的论证角度来看，论证和应用资本政策下的直接融资已有理论的基础。所以在推出宽松财政、稳健货币的同时，推出积极的股市与资本政策，把它作为明年间接融资的一个补充，具有重大的建设意义，这将是中国资本市场金融与经济政策极大完善。

　　刘纪鹏提出，推出积极的股市与资本政策，要承认现实中直接融资所引带而出的资本政策，这一政策将和间接融资的货币政策相匹配，在推出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推出积极的资本或者股市政策，并列入四季度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金融工作会议的日程。不仅要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和额度有一个基本的考虑，还要对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创新的直接融资也要做出一个总量的制度安排，让投资人心里有数，让资本市场更加公开、透明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