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经济转型中的国内金融机构机会
　　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期间虽然有各国政府多次联合磋商和救市、并在一定程度了避免了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但现在看来，全球经济特别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复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自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以来，如何衡量并约束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
　　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在外部和内部多重因素推动的转型之下，经济转型本身正在产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这些都将为金融转型提供新的增长点。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
　　根据外管局的披露的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08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而德勤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62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7倍。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直接投资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运用，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但是在这些对外投资业务中，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程度非常低，绝大部分的中介业务都是由国际知名投行承担，而且近年来，无论是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还是中资企业主导的海外投资并购，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总结的的案例，这其中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加剧、面临政治文化阻碍等客观因素之外，缺少本土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支持参与，中方缺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方在投资过程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总体上评价，当前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步伐，而且阻碍了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步伐。
　　根据Levine(1996)的投资引导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而且银行国际化还能够反过来引导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即银行的功能是双重的，既能够发挥跟随者，又能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本次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利益对外扩张的进程，国内金融机构不应缺席。
　　中国经济海外拓展的另一大趋势体现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这一进程将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新业务开展、银行境外机构扩张、银行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尹中立：吸取日本调控教训 加大抑制投机力度
　　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与调控是各国政府普遍的做法，但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及发展方式各不同，调控住房市场的方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中国与日本有很多类似之处：都属于亚洲国家，国民对于住房消费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欧洲及美洲国家；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赶超战略，储蓄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高于欧美国家；两国都遇到了由汇率升值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不同的只是资产泡沫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日本的资产泡沫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而中国出现在21世纪初；都属于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诸多的类似之处使日本政府调控房地产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行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日本在二战后的3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支持这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是住房的大量建设。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前半期，住房一直严重短缺。在那些被战争毁坏的城市中，大部分存量住房被损坏了。战后立即就需要大约420万套住房(超过现存住房总量的五分之一)。战后时期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住房需求不断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37.7%增长到了1960年的63.9%，以及1970年的72.1%。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剧了城市住房短缺。
　　随着新建住房数量的增加，住房建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20世纪70年代，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始终保持在7.2%之间的高水平。住房建设对于钢铁、水泥和木材等相关产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购买新住房的家庭也经常会购买家具和电器。通过大量的住房建设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个重要特征。
　　维持这种经济运行方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日本政府将增加住房的自有率作为住房政策的目标，为实现该目标政府设计了刺激住房供给与需求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其中，住房金融公库主要向个人建造和购买住房提供长期的固定低息贷款。公共住房是由地方政府建设、拥有和管理的，并且由中央政府提供补贴，这种住房可以以很低的租金由低收入家庭租赁。住房公库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大城市中的中等收入工人提供租赁住房和公寓。
　　在这些制度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住房金融公库，它负责提供低利率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由于住房制度的目标是增加住房的自有率，因此，公共住房相对被忽视，从日本的住房统计数据里就可以看出。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共租赁住房只占住房总量的7%左右，其中，地方政府拥有的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约5%，中央政府拥有的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约2%。
　　由于政府强调住房的自有率，使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国民追求的目标，拥有独栋的别墅成为日本梦的代名词。后果是日本住房价格的长期上涨，而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反过来又强化了国民购买住房的冲动，结果是住房按揭贷款占GDP的比重迅速增加，而居民购房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不断攀升。
　　家庭负债率过高成为银行的潜在威胁，并进一步影响到宏观经济大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入也高速增长，一切都相安无事，一旦收入增长减缓，很多家庭便无力偿还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按揭贷款本息偿还额和收入的比例保持在11%左右，到2000年时上升到了16.1%。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金融形势逐渐恶化。储蓄减去债务的差额从1991年的816.5万日元减少到了2000年的776万日元。在长期的衰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变得无力偿付其住房贷款。
　　从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过分强调住房的自有率而忽视公共住房建设，必然会导致房地产与宏观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果。
　　2003年以来，我国强调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让大多数城市居民进入商品住房市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供给只占住房供给总量的不到5%；2009年商品住房的销售额占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37%，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15倍，住房按揭贷款的增长速度及还贷额占居民收入的比例等指标都超过或接近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水平；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最高水平(8.9%)，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0%。尽管我们还没有出现房地产金融的风险，我们也没有出现房地产拖垮宏观经济的事实，但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经济增长减速，居民收入的增长停滞或放缓，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的不良率就会上升，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十分值得我们警惕。
　　此外，简单地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平抑房价并非良策。住房与普通消费品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住居的需要，而且可以成为投资品，可以获得资本利得。一般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表现为价格上升则需求减少，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存在交叉，有市场的均衡点。投资品则不然，价格上涨，需求可能会随之上升，投资品没有市场均衡点。因此，简单地用调控一般消费品的方式去调控房地产市场可能难以奏效。
　　从1985年开始，日本的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基于住房供给短缺会推高房价的前提假设，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增加住房供给，方法是扩大住房金融公库的贷款并降低利率。从1986到1990财政年度的新住房总量达到了812.9万套，创历史纪录。然而，由于投机性住房投资推高了土地和住房的价格，泡沫时期住房供给的增加却没有导致房价的下跌。住房金融公库所提供的资金量增加，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和泡沫。
　　通过增加住房供给的方式来抑制房价的做法一直持续了较长时间，即使在泡沫破灭之后，增加住房供给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甚至投入了更多的公共资金。在1992年和1997年，补充贷款的额度有所提高。在1991-1995财政年度，由住房金融公库资助的新开工住房达到了265.3万套，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占到新开工住房总数的36.3%。
　　作为泡沫经济发生和破灭的一项对策，政府仍然很重视住房建设规模的扩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日本的自有住房者深深陷入债务之中。住房贷款总额从1980年的48.229万亿日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191.203万亿日元。同期住房贷款占GDP的比例从19.4%增长到了37.3%，住房金融公库贷款额达到了75.922万亿日元，占到了2000年贷款总额的40%。
　　日本政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失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区分资产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规律，当房价持续上涨时就简单地归结为住房供给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投机的因素。因此，在房地产调控上日本政府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遏制投机行为，只是一味地在增加住房供给上做文章。
　　中国的房价持续上涨了10年，已经形成了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投机之风日益盛行，投机需求在住房市场占相当的比例，导致房价随住房供给的增加而上涨，很容易造成住房供给不足的假象，我们应该汲取日本的教训，不能简单地在增加供给上做文章，应该采取措施遏制投机性需求。（中.国.证.券.报）

　　梅新育：贸易保护难助美国再工业化
　　在美国国内和中国，美国政府兵分两路，几乎同时再次挑起了对华经贸争端话题。9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科克宣布，就中国对进口美国鸡肉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正式提起诉讼；同日，美国驻华大使、原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北京向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员发表演讲，猛烈指责中国市场不开放，在众多经贸问题上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从短期竞选需求、美国经济中长期振兴目标和美国处理国际经贸争端的比较优势等各个方面来看，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都不难理解。面对萎靡不振的美国经济和难看的失业率数字，奥巴马政府迫切需要在经济方面拿出些实绩，以便说服选民在大选中继续投他一票。中国对美鸡肉产品双反生效之日是2010年8月与9月，时隔一年，美国方才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奥巴马政府尽管可以声称这是要搜集证据事实，但明眼人都能看到，这个时候做出姿态，才能对其连任竞选发挥最大效益。
　　从美国经济中长期振兴目标来看，美国政府已于2010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其核心内容是在五年内推动美国出口规模翻一番，试图借此推动过度依赖虚拟经济部门的美国经济再工业化，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二进口大国的中国自然是重点开拓的出口市场。为此，发挥自己玩弄国际经贸规则技巧已经炉火纯青的比较优势，实在是山姆大叔的理性选择。
　　中国愿意通过开放市场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进口年均增速是全球进口年均增速的近两倍，在大国之中增速最高，且增长最平稳。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进口大国。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中国期待全球经济复苏之心也比美国更热切。问题是，贸易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而美方的相当一部分主张明显荒谬。
　　美国和欧盟在农产品方面的出口补贴以金额高、覆盖面广而享誉全球，以至于几年前，欧盟、美国一头奶牛每天享受的补贴还超过中国西北某些地区农民每日生活费，裁定美国肉鸡倾销和补贴成立，堪称证据确凿。
　　且不说这些对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非议，骆家辉不是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吗？理由是如果放宽外资企业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准入，将使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更有竞争力，中国中小企业和家庭将因此而受惠。其实，对美国金融业的服务水平及其竞争力，自次贷危机露头以来，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仍在为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景气头疼的奥巴马政府想必对此体会更深。
　　山姆大叔再工业化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即使不考虑在美国金融霸权下，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部门在吸引人才和投资等方面必然占有对制造业的优势，美国经济再工业化未必能够实现。同时，中国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中美实力对比及其演变趋势也使得山姆大叔不可能轻易迫使中国接受美方的要求。（经.济.参.考.报）

　　巴曙松：全球经济将二次探底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中国在本次经济下滑中受到的冲击将降低
　　对于二次探底这个新形势，国内有关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宣传认识是不够的，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融资方式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下，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危机时受到的冲击程度还要大很多。这是一个必须认清的事实。
　　中小企业必须认清的是，在经济回落期间，它们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与发展压力远远高过其他企业
　　在昨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针对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表示在目前全球经济走向二次探底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而政府则应当从财政政策等方面入手，给予中小企业以更多的扶持。
　　全球经济将二次探底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走向二次探底。在昨日的中博会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断言道。
　　就在昨天，美联储下属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到，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下行风险。我的理解，所谓的严重下行风险就是二次探底。
　　巴曙松认为，尽管美联储并未采取QE1、QE2那样的刺激政策，但是却宣布将维持目前0.25%的超低基准利率不变至2013年中期。同时计划在2012年6月底以前买入4000亿美元剩余期限从6年到30年不等的美国国债，同时出售等量的3年或更短时间到期的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同时，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债券也在近期被纷纷降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二次探底这个新形势，国内有关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宣传认识是不够的。巴曙松指出，中小企业必须认清的是，在经济回落期间，它们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与发展压力远远高过其他企业。
　　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融资方式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下，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危机时受到的冲击程度还要大很多。这是一个必须认清的事实。
　　中国受冲击不大
　　不过，尽管全球经济面临着二次探底的风险，但巴曙松认为，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相比，中国在本次全球经济下滑中受到的冲击将降低不少。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巴曙松指出，2008年左右，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一度创下历史新高，但最近三年以来，已有显著降低。今年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负值0.7，因而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也会小于2008年。
　　与此同时，目前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首次超过沿海，排在前列的都是青海、内蒙、新疆以及湖北，京广沪及浙江、江苏等传统发达地区反而落在后面了。
　　而我国的储蓄率也很高，中央财政的实力强。今年1-7月份中央财政收入达6.67万亿，同比增长30%，但上半年支出仅5万亿，财政支出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这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应对二次探底时不应当采取上次金融危机时大量投入流动性刺激经济的做法，而应当通过投资、财政等手段来进行调整。尤其应关注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中小企业。巴曙松说。
　　政府应多用财政政策
　　不过，对于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国内CPI持续高位、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寻求发展的办法，巴曙松也给出了答案。
　　短期内，国内的货币政策是没有可能贸然放松的，这意味着政府层面应当从财政政策方面入手。巴曙松表示，我国居民储蓄率极高、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为扩大财政支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对中小企业进行税费的减免将有助于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
　　同时，政府还应当引导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商业银行毕竟是以商业为目的，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可以从减免税费等方面对其进行支持，让商业银行愿意主动向中小企业贷款。巴曙松说。（华.西.都.市.报）

　　银行危机可能将欧洲拖入衰退
　　9月21日，IMF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银行增加了3000亿欧元的风险敞口，他们需要充足资本以确保能应对可能的损失。
　　该报告没有衡量银行到底需要多少资本金，IMF表示这需要由压力测试来决定。
　　上个月曾有媒体报道，称IMF预计欧洲银行资金缺口为2000亿欧元，曾一度引发IMF与欧洲领导人激烈的隔空交战。
　　因此IMF这一次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资金缺口数字，仅表示自欧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较弱成员国的财政压力已给欧洲银行造成约2000亿欧元的直接影响。
　　另外，银行资产价格下降也引发了银行间的信贷风险，使总体潜在损失达到3000亿欧元。
　　与之相比的是，三个月前欧洲监管部门给银行做的压力测试，显示欧洲银行资金缺口只有25亿欧元。
　　过去几个月里，这一数字一直遭到各方嘲讽。而压力测试结束后，全球市场剧烈动荡，经济与金融局势进一步恶化，银行的资本金缺口数据急需更新。
　　高盛交易部门在8月中旬给部分对冲基金客户的报告中曾预计，欧洲银行的资金缺口可能将高达1万亿美元。
　　此前坚称欧洲银行不需要资本重组的欧洲官员们最近也开始转变口风。
　　欧盟市场委员Michel Barnier在9月21日表示，不排除一些欧洲银行需要政府救助的可能。但他说，如果这些银行需要重组资本，欧盟倾向于由私人部门提供支持。
　　现在，至少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据《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巴黎银行的高管们未来几天将拜访中东，寻求向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投资者筹集最多达20亿欧元的资本金，以提振外界对该银行的信心。
　　法国巴黎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首席执行官在9月21日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都表示，他们不需要资本重组。
　　但如果这些银行什么也不做，市场恐慌可能会加剧。
　　9月21日当天，欧洲央行在其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央行向一家银行提供了期限为一周的5亿美元紧急贷款。
　　虽然欧洲央行没有公布这家银行的具体身份，但该消息公布后，法国巴黎银行和法兴银行股价直线跳水。
　　目前部分银行已无法从其他银行那里获得同业拆借，原因是他们的还贷能力遭到质疑。而这些银行就只能依靠欧洲央行借贷了。
　　更糟糕的是，由于担心欧洲政府可能无法挽救各大银行于债务危机之中，英国劳埃德银行已经(Lloyd`s)从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撤回了存款。
　　路透也报道说，西门子将5亿美元存款从法兴银行转出；中国银行已经停止与法国三大银行做外汇交易。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首席执行官Mohamed El-Erian说，法国银行目前的困境有可能将欧洲经济拖入衰退。
　　他说，目前大量迹象显示机构都在逃离法国银行，如果接下来感到刺痛的银行零散储户也将选择退出，欧洲可能将因此陷入一场全面的银行业危机，这将加重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将陷入另一场衰退。
　　同一天，知名投资者索罗斯说，美国目前正处于二次衰退之中。本月初他曾表示，目前这场欧洲银行危机可能比雷曼严重得多。（21.世.纪.经.济.报.道）

　　孙　昊：欧债危机未来的走向
　　已经持续了18个月的欧债危机近期进一步恶化，而关于欧债危机各种解决办法的讨论和磋商也在加紧进行。一方面，市场上希腊政府信用违约掉期的价差不断创新高，9月14日更升至5034基本点的历史高点，反映出市场认为希腊政府债务违约或重组的可能性超过98%。葡萄牙和意大利政府信用违约掉期的价差也在9月12日分别升至1216点和506点的历史高位，显示出这两个国家政府债务违约或重组的可能性分别为66%和28%。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及欧元区各国政府为解决危机所做的努力和协商也取得一定进展。
　　未来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大体的方向：
　　第一，欧元区解体。这是最悲观的一种可能。主要的选择是将希腊等不能满足欧元区条件的国家逐出欧元区，或者由德国、法国及西北欧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组成一个新的货币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首先，将希腊逐出欧元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里斯本条约》中没有授权欧元区可以将一个成员国逐出，任何成员国退出只能由该成员国自己要求。欧元区的人们也一定记得，当时正是德国和法国最先违背的欧元区成员国应将财政赤字/GDP比率控制在3%以内的限制。今天的希腊不会自动要求退出，因为那样将意味着希腊主动放弃主要外来援助的机会。其次，退出的弱国极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这会间接地影响所有国家，特别是冲击各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这一后果是不可控的。再次，较强国家的货币会大幅度升值，出口和经济增长会即刻受到货币升值的不利影响。最后，核心国家的政治家们不太会选择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将使欧洲国家几十年建立共同体的努力付之一炬。
　　第二，欧元区协同作出强有力的承诺，通过发行欧元共同债券共同担负起相关债务，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有共同货币及财政机制的联邦制。这是最乐观的一种可能。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国能够从此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投资者的信心可以得到恢复；各种问题可以从最根本的机制上得到解决。这一方向也代表了欧洲政治家们长期以来的理想和愿望。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小。1，这样的情况意味着节俭的人为不节俭人买单。这样做的政治成本是很高的。最近欧洲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国人史塔克的辞职就反映出节俭的人并不情愿无条件地继续为不节俭的人买单。2，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执政联盟中已经有很多人反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她必须集中精力协调反对人士，使德国联邦下院于9月29日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否则她将面临解散国会和提前新一轮大选的压力。近日她也不得不表态反对发行欧元共同债券以安抚执政联盟的其他人士。法国方面，明年是法国的大选年，萨科奇毫无胜选把握，他不可能在希腊问题上过于慷慨而激怒国内选民。这些情况表明，德国和法国目前均无法顾及欧元区长远的解决机制，而只能立足于短期。
　　第三，继续目前的情况。即在市场持续波动和各重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各国以及欧洲央行不断地协商和妥协，并不断地推出零散的、短期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情况渐渐稳定，情况可能会向上面第二种可能的方向发展，即各国逐渐携手去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而短期内具体可能的措施包括：在税负政策上做一定的协调；对高赤字国家继续实施压力以使其改善财政状况；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金额；欧洲央行增加购买欧元区债券；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等等。这一方向的发展也暗藏着很多风险。如德国议会下院9月29日不批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意大利政治出现危机；以及希腊能否按时偿还第四季度一系列到期的国债等等。
　　在此市场情况之下，投资的策略应偏向于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以保有本金和维持一定的流动性为中心，而不应该急于追求回报。从全球范围看，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而言，新兴市场应该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王宙洁：美联储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美联储21日宣布，将通过卖短买长延长所持国债期限等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此举是否能将美国经济拉出疲态？全球金融市场又将作出怎样的回应？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他们认为，美联储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就全球市场表现来看，短期内动荡或将持续。
　　花旗集团全球宏观交易主管埃林·布朗对本报记者表示，美联储在21日发布的声明中宣布推出扭转操作，这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市场曾寄望美联储宣布更多的举措，但美联储并未提供任何线索。纽约证交所交易商ICAP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肯尼斯·波尔卡里认为，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其实并没有带来惊喜。美联储表达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关切，这又进一步证实最糟糕的情况尚未过去。
　　对于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埃林·布朗认为，到明年中期，美国经济都将继续表现疲软，不过截至目前并未出现极端的衰退。他还表示，由于新兴市场的强劲表现，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他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很可能继续慢出血。不过，欧元可能会维持货币联盟，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可能会离开，但如果核心国家脱离欧元区，它们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肯尼斯·波尔卡里则认为，如果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仍未出现好转，下个月的盈利依然疲弱，那么我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的可能性相当高。欧洲的债务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希腊短期内也难以脱离困境，很显然全球经济正面临压力。Naroff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分析师乔尔·纳罗夫也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经济可能避免二次衰退的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将走强。
　　如何看待美联储的扭转操作？乔尔·纳罗夫直言，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正进一步放缓，并且经济前景伴有显著下行的风险，美联储需要比现在采取更多行动。
　　他表示，压低较长期利率的目的是让实体经济获得抵押贷款和资本支出的速度加快。但是公司真正面临的问题是未来经济的增长情况，且需求的增速无法推升就业。事实上，此次4000亿美元扭转操作规模略微好于预期，但鉴于目前温和复苏的前景有可能恶化，需要实施更具力度的计划。
　　此外，埃林·布朗还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预期全球市场将持续震荡到年末，因为美国经济增长持续疲弱，欧洲债务危机也在继续。由于市场对今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已经降低，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陷入衰退，股市可能出现一些有限的机会。谈及美元，他认为，美元对欧元汇率可能继续升值，因为欧洲央行可能会降低利率并且欧洲债务危机也将延续。
　　肯尼斯·波尔卡里则认为，市场将持续保持动荡，直到某个时刻宏观经济数据或者公司盈利开始出现回升为止。（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