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首富”兰世立的罪与罚

　　兰世立笔下的自己是一个悲情英雄：所有失败都是时运不济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纠纷都是遭人诬告。这或许是兰世立人生的一面，但还有一些兰世立没写到或不愿意写到的一些原因：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

　　第三次被监禁

　　2009年12月12日，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兰世立被取保候审，结束近9个月的监禁保外就医。据一位接近他的人告诉本刊，取保候审的机会是兰世立通过15天的绝食获得的。2009年3月14日，正处在东星航空破产危机中的兰世立在珠海海关试图出境时被警方控制，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这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业以来，第三次被监禁。

　　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宣判4年刑期。如果罪名确实，兰世立将会第四次进入监牢。此时，兰世立建立的东星集团已元气大伤。东星航空已宣布破产，在市场上被分批拍卖，拍卖参考价一降再降。东星旅游的网点收缩了2/3，鼎盛时拥有300多辆大巴的车队只剩120辆，东星地产项目也几乎全部转手。在取保候审期间，兰世立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很少。但据记者了解，他至少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东星的业务向手下做了交代，但能委以重任的大都是东星的年轻员工。在看守所拘押期间，兰世立写了两部文稿上午写创业史《东星18年》，下午写自己的监禁生涯。第二件事是找到一位曾经是得力助手、后来却与他反目的东星前高管的投资商，警告他这个高管“非常危险”。

　　野蛮生长的年代

　　兰世立创业的第一个足迹落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后来兰世立在《东星18年》里回忆了这段经历：“主要是当时的政策、法律把我给推上去的。我当时要去注册公司，工商局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当时的中国只有三种公司所有形式：国有，集体，外贸。个人办公司根本不可能，我无奈之下，四处打听，后来听说有一个东湖开发区，那里鼓励大学生科技人员创业，我找到了东湖开发区办公室。”

　　兰世立在这里创办了一家经营电脑耗材的小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售计算机配套的色带、打印纸、维修计算机的打印针。一位当时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兰世立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青年小老板”。他唯一记得和兰世立有关的事是：“当时工资还非常低，武汉市一个处长的月工资也不过才120块。有一次碰到兰世立，他穿着一件皮衣，拉开衣服，指着内袋略带神秘地说：看，3万块！”

　　这件事给这位官员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用武汉话说就是有点‘抛’，有些张扬。”但张扬的兰世立确实也有他在商界安身立命的本事。记者采访的所有人，不管是下属、朋友或是敌人，都承认他“思维敏捷，商业嗅觉敏锐，执行力强，勤奋，肯吃苦”。1992年，他将在深圳、香港出差时体验过的广州喝早茶的想法引进武汉，在开发区开办了武汉当时最豪华的酒楼“东宫”。1992年10月28日，“东宫”正式开业，以中式皇宫的风格装饰，金色琉璃瓦，大红色的宫廷柱，汉白玉栏杆，以及门前穿旗袍的迎宾员，引来了大量食客和围观者。兰世立在《东星18年》中回忆：“每天的餐桌几次翻台，每餐一桌子都要用几次，一天的营业额20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元的营业额。那时候既无信用卡，也无百元大钞，吃一餐要拿一包钱来，一桌三五千元是常事，每个包房都有最低消费，每天收银员为了点当天的营业额都很晚才能下班……”一年后，兰世立顺势在武汉市政府旁边开了另一家以豪华西式宫廷风格装修的酒楼“西宫”。

　　兰世立取得自己创业以来第一次比较大的商业成功期间，还有另一件插曲：兰世立被监视居住了27天。这是他第一次失去自由。这件事情的解释有不同版本，兰世立在《东星18年》写到此事，只是含混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因为被一个下属做了一个理由不详的诬告。但一位东星的前高管告诉记者，被拘押的实际原因是他当时通过深圳走私进口了一批高档轿车，“当时武汉街头的好车最多不过伏尔加、捷达，武汉市长的车也不过是上海牌，兰世立进口的轿车有蓝鸟、尼桑、加长林肯。他把这些车都借给一些官员和银行人士使用，因此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这件事在武汉当年并不是秘密，但因为内部团队纠纷，一位高管的告发引来了海关检查。这位高管以前在中国银行（601988）任职，因为给兰世立的贷款无法收回，丢掉公职后到东星。在兰世立的高管队伍里，因为同样原因来到东星的并不止这一个人。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在湖北银行界，因为贷款给兰世立无法收回而掉乌纱的大小官员，“至少有6个”。

　　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欠账、欠银行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状况。“当时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商业社会，只要认识一个银行行长都可以获得贷款，写在烟盒纸上的一张字条都可以拿到贷款。”一位曾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商业意识懵懂初开的年代，金融机构也缺乏应对放贷风险的经验和制度，贷款坏账因此成为那个年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兰世立就在这种并不规范的商业环境里获得第一桶金，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事风格。一位曾在东湖高新（600133）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95年全国官场整顿公款吃喝，打击了兰世立两家酒楼的大部分客源，让他不仅赔光了从东宫经营赚来的钱，还欠下了市政府两三百万元的租金。餐饮事业失败后，在偶遇的道士解签的指引下，兰世立率领创业团队离开武汉，去宜昌休养生息，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武汉留下的旧账，政府将两栋酒楼的物业作为抵押，租金欠款当然不了了之。

　　兰世立的奢与俭

　　东湖开发区以及东宫、西宫的时间，只是兰世立的起步阶段。他宏大的东星梦想才展开一角，这一时期，兰世立留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他孤注一掷的执行力。这段时间对兰世立日后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的思维方式反对的人越多越应该做。“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如果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的为数不少。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在《东星18年》中这样写道。

　　这种自信导致的是他在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