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未来九年内人民币汇率恐难自由浮动
　　中国央行顾问夏斌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称，在今后八九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与世界经济金融不确定的态势，决定了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
　　【《财经》综合报道】 中国央行顾问夏斌在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发表文章称，在今后八到九年内，中国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文章中称，由于内地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加上环球经济金融存在不确定性，预期今后8-9年内，人民币汇率仍需要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
　　夏斌指出，中国可能会继续调整篮子中货币的权重，并放宽浮动区间，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的开放。
　　他表示，若人民币与欧元等同为国际主要货币，将可与美元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在中国当前的货币运行机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将进一步加剧外汇储备的积累。
　　文中还提到，中国政策研究者清楚的知道，即使经过10年努力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世界储备货币比例也仅约3-5%。 （财经网）

　　叶　檀：全球金融第二轮风险席卷而来
　　第二波金融风险近在咫尺，此轮金融风险由资产负债表退化、债务危机、金融企业改变业务重点三个因素共同造就。
　　首先，资产负债表退化仍未终结。
　　资产负债表退化是指资产价格下降，而货币紧缩、实际利率上升导致债务负担加重，使得贷款坏账与信贷违约风险增加。美联储在以扩大资产表的方式对冲紧缩危机，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打通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任督二脉，就像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从未能够真正挽回日本的经济衰退一样。
　　关键在于，货币依然在实体经济之外循环，作用是形成资产价格的局部泡沫，降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别无其他好处。美国金融领域的风险利差、流动性利差、市场波动水平、乃至期限溢酬都在上升，银行惜贷，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银行现金在全部资产中的占比，从历史平均的3.2%上升到10%左右，美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美国部分资产价格有所上升，美国股市从2009年的经济低迷期开始上升，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2000点的较高位置，但此后受累于债务危机与实体经济，在12000点左右徘徊不前，标普大致走出了相近的走势。
　　受压最重的是美国房地产，6月份美国的新屋、成屋销售继续下降。新屋销售量徘徊在30万套左右已经有14个月，是自1960年代有统计以来的最低销量；成屋的销售量连续4年多一直徘徊在500万户左右，极低销售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何时才是底部。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各月之间轻微的涨落并不是拐点，只是时断时续的噪音而已。6月份美国建筑开支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算约为7723亿美元，高于5月份经修正后的7705亿美元，但与去年同期的8104亿美元相比仍下降4.7%。
　　面对通胀逐渐走高而金融去杠杆化仍在持续的局面，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选择非常有限，那就是保持规模巨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免实际利率上升导致负债继续恶化，同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保持美元与美债的基本信用。
　　其次，欧美均出现债务危机，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
　　对通胀最警惕的欧洲央行，在债务危机的狂潮中，坚持在今年4月与7月两次加息，但依然处于负利率状态，欧元区6月CPI终值同比上升2.7%，以欧洲1.5%的基准利率计，负利率达到1.2%。欧洲央行6月预计，欧元区2011年平均通胀率将达到2.6%，随后2012年降至1.7%。欧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利普斯基7月26日称，与历史水平相比，欧央行的政策利率仍非常低。美国的负利率幅度与中国基本相当。各国在用明紧暗松的方式赖账，而市场实际利率的上升，说明市场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领情。
　　欧债危机可能使欧洲金融机构面临新的坏账潮。希腊国债主要由该国银行持有，欧洲银行一般都持有欧猪五国银行所发的中小企贷款和债券。西班牙银行持有这类资产逾2万亿美元，一旦出现大规模违约，意、法等欧洲金融机构不可能独善其身。
　　中国债务风险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弥补债务风险的办法是上市、再融资、发行债券。随着上市银行不断再融资，上市银行的股价处于历史低位。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机构近几年在不断抛售低价购入的中资银行股，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随着城投债违约风险上升，出现一波城投债恐慌，一向享受最高信用等级的铁道债、地方债部分流标，7月席卷中国债市多数债券品种的收益率创出近两年的最高水平，收益率飞涨100个基点以上。
　　发改委不得不出面维持。7月27日，国家发改委向各地发改委、主要融资平台公司以及主要券商下发了一份文件。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1765号文，被认为是监管部门针对前不久爆发的云投事件做出的政策反应，亦是提振债市投资者信心的具体动作。
　　第三，金融企业业务重点变更。
　　汇丰银行拿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半年报，却公布了大幅裁员的消息。狠斩美国近半分行，继今年裁员5000人后，未来两年半将再裁2.5万人。汇丰的布局发生改变，将增加亚太区与巴西的员工人数。汇丰缩减或者结束在美国、东欧的零售银行业务，该行已将美国当地近一半分行、主要分布在纽约的195间非策略性分行，售予FirstNiagaraFinancialGroup，共套现10亿美元，将北美业务重点转向工商业务及财富管理业务。
　　全球金融机构正在进行新布局，对冲基金大本营转向亚洲，财富管理全局争先。Eurekahedge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今年5月，亚洲对冲基金的数量由202家增至1271家。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由190亿美元飙升至1340亿美元。
　　第二轮金融风险不会如2008年一样具备大规模杀伤力，却会以削减成本、再融资、实际利率上升等方式，不断试探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忍耐力。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风险远未消失。
　　

　　皮海洲：强制分红当与再融资政策挂钩
　　最近，受中外利空因素的影响，沪指又回到2700点区域形成多空争夺。而在此轮2700点的争夺中，以中国石油、银行股为代表的权重股表现出色，成为大盘的中流砥柱。据媒体报道，这些权重股之所以表现出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方面正在酝酿推出强制上市公司(尤其是央企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政策。媒体的报道称，此项政策一旦推出，权重蓝筹股的形象将得到较大改善，估值水平也理应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强制分红的提法投资者并不陌生。早在2008年10月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就要求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最近三年净利润的30%。不过，这个强制分红条款仅仅只是针对有公开再融资要求的公司。此次旧话重提，应有将强制分红政策实施面拓宽之意。
　　鉴于中国股市长期重融资、轻回报的做法，实行强制分红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鉴于中国股市畸形的股权结构与畸形的股票发行价格，一味强调分红对于回报公众投资者的意义又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央企上市公司来说，借此改善权重蓝筹股的形象，提升估值水平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由于社会公众股的高价发行，尽管公众投资者付出了更多的资金，但他们只能得到上市公司极少的一部分股权。而控股股东、原始股东只是以很少的资金却获得了最大多数的股份。因此，分红的真正受益者并非公众投资者，而是原始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如创业板公司大富科技，上市9个月两次高派现，分红总额近3亿元，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氏家族就独占约2亿元。因此，孙氏家族才是大富科技高派现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小投资者受益非常有限。如今年中期，大富科技的分红比例为每10股派现6元，按8月2日该公司61.78元的收盘价计算，其回报率只有0.97%，远低于半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可见，分红对于公众投资者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既然如此，又何必强制分红呢？
　　而证券市场试图凭借央企上市公司的强制分红来提升权重蓝筹股的估值水平更是一种空想。控股股东才是上市公司分红的最大受益者。目前的央企上市公司为满足大股东对现金的需要，差不多每年都在进行高比例的分红。如中国石油、五大银行股等。
　　以中国石油为例，去年累计分红0.3442元/股，占公司每股收益的45%。因此，强制分红对于中国石油这些央企上市公司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而且尽管中国石油去年每股分红0.3442元，但相对于其16.70元的发行价来说，A股投资者的回报率只有2.06%，比银行存款利率还低。
　　片面强调现金分红，哪怕是强制分红，对于提升股票的投资价值意义较为有限。因此，要赋予现金分红以积极的意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现金分红与上市公司再融资结合起来。不论是公开融资还是非公开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金额不得超过前次融资以来上市公司给予公众投资者现金分红总额的两倍。只有如此，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即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若果真如此，哪怕不实行强制分红，上市公司也会积极考虑给予投资者以现金回报。
　　

　　克鲁格曼：政府提高举债上限 美国经济灾难来了
　　提高举债上限的协议达成交易，许多评论家将将宣称灾难已经化解，但他们错了。
　　从可得的信息判断，达成交易本身就是灾难，不只是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党。它将伤害已经低迷的经济，且可能使美国的长期赤字问题更恶化、而非好转；更重要的是，由于勒索可以得逞和不必付出政治代价，它将一路带领美国步上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的道路。
　　先谈经济。我们目前的经济深陷不景气。且不景气几可确定会持续到明年。我们很可能整个2013年都还会不景气，甚至持续更久。
　　在这种情况下，最糟的作法是削减政府支出，因为这会让经济更低迷。别相信那些说信心童话的人，他们宣称采取强硬的预算措施可以让企业和消费者安心，愿意花更多钱。但许多历史研究已经证实，情况不会如此。
　　在经济低迷时削减支出不但对改善财政毫无助益，甚至可能让情况更恶化。联邦资金利率目前处于极低水平，因此现在削减支出无助于降低未来的利率成本。
　　在另一方面，此时让经济变更弱将伤害长期的经济展望，进而反过来减少未来的收入。因此要求现在削减支出的人就像中世纪的医生以放血治疗病人一样，只会加重病势。
　　还有，据报导，交易的条件可以说总统这一方几乎是弃械投降的地步。首先，支出将大幅削减，而收入将不增加。然后将有一个小组委员会建议如何进一步削减赤字-而如果这些建议不被接受，将再削减更多支出。
　　照理说，共和党下一次应该有让步的诱因，因为国防支出将被列入削减的项目。但共和党已表现出宁可冒金融崩溃的风险，除非得到其最极端的成员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什么理由期待共和党下次会更讲理些？
　　事实上，共和党势必因为奥巴马不断屈服于他们的威胁而更加大胆。去年12月奥巴马投降过，他延长实施所有的布什减税；今年春季他投降过，当时共和党扬言关闭政府；现在他更因为赤祼祼的举债上限勒索而全面弃守。也许只有我，但我看到其中的模式。
　　总统这次有其它选择吗？有。
　　首先，他去年12月就可以、也应该要求提高举债上限。有人问他为什么没要求，他的回答是，他确信共和党会采取负责任的作法。答得漂亮。
　　甚至是现在，奥巴马政府可资利用法律操作来规避举债上限，采用数种选项的任一种。在正常的情况，这可能是很极端的作法。
　　但面对已发生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只控制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赤祼祼的勒索，这种作法完全有正当性。 至少，奥巴马可以利用法律规避的可能性来强化他的谈判立场。不过，相反的，他从一开始就排除所有选项。
　　但采取强硬立场会不会让市场担心？可能不会。事实上，如果我是投资人，总统展现愿意且能够挺身面对右派极端分子的胁迫，我会觉得安心而非惊慌。结果，他选择相反的表现。
　　别错估这件事，我们现在目睹的是大规模的灾难。
　　当然，这对民主党来说是政治灾难：几周前共和党似乎还因为计划拆解联邦医保(Medicare)而被民主党打得溃不成军，现在欧巴马已把这些战果全都抛弃。而伤害还未结束：未来还有更多压制点共和党可以用来威胁要制造危机，而且现在他们可以信心满满地期待总统会再屈服。
　　不过，长期来看，民主党不会是唯一的输家。共和党这次侥幸得逞引发世人质疑我们的整个政府体系。如果任何政党只要准备毫不留情地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就能支配政策，美国的民主政治还能运作吗？答案是，也许不能。
　　

　　郎咸平：国企改革不是国有资产瓜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客座教授郎咸平始终以一种斗士般另类经济学家的面容出现在世人面前。昨天，郎咸平以个人名义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公开迎接格林柯尔的挑战。
　　郎咸平称自己一向注意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而最近发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远比中小股东权利受侵害问题严重得多，因此自己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方面。昨天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郎咸平。
　　MBO是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记者：郎教授，最近你对内地许多知名企业的作为提出质疑，您总是以斗士形象出现，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企业的？
　　郎咸平：顾雏军有句经典的话：我的钱有国际背景；我惟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正是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好奇，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敢说这种话。
　　记者：那么您认为，海尔和格林柯尔问题出在哪里？
　　郎咸平：上次你给我提到海尔给你的答复是我们是合法的。的确，无论海尔还是格林柯尔的管理层都没有出现违法的情况。但现实是中国的法律目前存在许多盲区，一些问题根本没有法律、法规管理条例规范。所以做到不违法是非常容易的。问题是这些企业管理层在合法的情况下做着不合理的事情。而且悲哀的是现在只能由学者和媒体来监督这些事情。
　　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类似，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我们的《公司法》没有处理职工持股会的相关条款。所以他们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合理侵吞国家财产。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MBO？
　　郎咸平：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收回，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MBO是收购国有股，而且还是向银行借钱，哪有这样的事情？
　　打个比方，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所以我们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根源在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没有信托责任的概念，没有职业经理人的概念。
　　记者：是不是MBO在中国出现了什么问题？
　　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
　　所有者缺位是拍脑袋提法
　　记者：对于MBO，内地一般给出的理由是所有者缺位，您如何评价？
　　郎咸平：所有权没有到位就是那些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国有企业的股东就是国家，在全世界哪里都一样，在欧洲、南美洲等都有国家持股现象，也没有听说哪国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
　　国有企业有什么问题？有职业经理人的问题。
　　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储时健、倪润峰、张瑞敏都是国家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替国家打工，就应该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做不好下台；做好了是分内之事。哪里就有做了一点事情就想控制公司的道理。
　　你要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应该有对股东的信托责任，但是中国没有。因此，现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是职业经理人缺位。
　　记者：在现有条件下，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观念在中国似乎还很淡薄？
　　郎咸平：岂止淡薄，简直是没有。信托责任应该是道义上的，不是制度上的，因为制度没有办法规范。外国人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人没有。还是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问题。他没有这种概念，不知道要对股东负责。
　　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可以审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判例法国家，只要法院认为你没有行使自己的信托责任，就可以判你刑，是不需要法条的。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任何判决都是要法条的，就无法对这种情况判刑。好的股市都在判例法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
　　因为信托责任无法比量化，被制度化，就必须靠老百姓自觉，靠陪审团审判，只要你没有行使信托责任，一定会被判刑。我建议今后我们可以在大陆法系下针对信托责任制定一些柔性法条，专门惩治这些人。让信托责任能够成为判刑的标准。刚性法条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国企的所有人的就是国家
　　记者：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你的观点偏激一些，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郎咸平：我的观点都是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后得出的结果，我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但是因为我的观点和国内某些拍脑袋的学者想法不一样，他们就成主流了，我却偏激了。我自己很有钱的，我在香港的住宅价值超过千万，因此不会在钱。
　　记者：在您的文章中，似乎讲国有企业转让存在内部交易问题？
　　郎咸平：我给你举个例子。顾雏军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雏军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后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动辄数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条件。在科龙的收购过程中如此，在美菱过的收购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科龙电器的原控股股东欠有上市公司12.6亿元的债务。
　　在顾雏军出任科龙电器董事长之后的2002年3月15日，科龙集团当时的控股股东表示有能力解决对上市公司的12.6亿的欠款，具体办法是：容声集团拟将其所持有的科龙电器2.04亿股股份转让给格林柯尔，格林柯尔将此笔转让价款由原来的5.6亿元变更为3.48亿元，并直接交给科龙电器代容声集团偿还所欠相应数额的关联欠款，这样容声集团的关联欠款将减少至9.12亿元，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资产进一步偿还关联欠款，科龙和容声两个商标，是容声集团资产的重要部分。1999年和2000年之间容声集团为推广长两个商标的花费高达3.28亿元。
　　记者：如果你上述的观点正确，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
　　郎咸平：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产权改革基本上是公司治理的范畴，也就是金融学的一部分。我本身就是专研这个课题的学者，但是我必须很痛心地指出，公司治理课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就算在欧洲也是非常普遍。举例而言，根据我在2002年在美国最负盛名的金融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显示，欧洲国家中，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我研究了欧洲5232间公司(见表一)，以奥地利而言，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就连民主典范的瑞士也是国家持股7.59%。这些数据充分地显示国家就是所有人之一，难道我们可以说奥地利有14.81%的股份是所有人缺位吗？
　　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
　　记者：那么您如何解释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过低问题？
　　郎咸平：如果国企老总觉得不公平，那就应该辞职自己去打天下，和真正有资格取得股权的民营企业家一较长短。只要你能放弃国企所赋予你的平台，而凭自己的实力打拼出自己的新事业，那我绝对不会批评你，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但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举例而言，如果云南省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家经营，读者觉得储时健会做得如此风光吗？如果国家不给长虹以及海尔政策和银行的贷款资源，读者觉得倪润峰和张瑞敏会如此功成名就吗？我们对国企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当初国家给你了一个非常差的企业，才造就了今天这些国企老总的风光，这是国家给你的机会而不是负担，国企老总有什么资格再要求股权呢？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希望有这个机会的，但很不幸大多数人是没有类同倪润峰等人的机缘的。你既然决定做国企老总，那就必须善尽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因此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如果国企老总变成了股东，就好比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一样的荒谬。
　　1980年代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面临破产局面，当时重组大王艾科卡拯救了该公司，难道他也变成了大股东吗？没有的，因为股东仍然是从前那一批股东，他把公司业绩做好是应该的，因为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