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所谓二次探底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２日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他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复苏，但势头有所减弱，并存在着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内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也较为突出，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和调控的艰巨性。但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拥有许多机遇。
　　他认为，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等。同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处在较高水平。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９．６％，增幅比去年上半年回落了１．５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回落了０．１个百分点。面对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与降温，李朴民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平稳较快区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属于稳中趋缓。
　　他认为，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也有利于各方面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保民生上。
　　在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民生得到较好的保障和改善。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３１．２％，前５个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２７．９％，在３９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３７个实现了利润同比增长。
　　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６５５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７万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７．６％，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１３．７％。与此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全面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华网)

　　发改委：我国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日电（记者 江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２日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他说，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复苏，但势头有所减弱，并存在着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内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也较为突出，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和调控的艰巨性，但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拥有许多机遇。
　　他认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等。同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依然处在较高水平。
　　只要我们贯彻好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好中央确定的政策措施，就能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　李朴民说。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９．６％，增幅比去年上半年回落了１．５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回落了０．１个百分点。面对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与降温，李朴民认为，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处在平稳较快区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属于稳中趋缓。
　　他认为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减轻物价上涨压力，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也有利于各方面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保民生上。
　　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民生得到较好的保障和改善：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６５５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７万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７．６％，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１３．７％。同时，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全面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新华网）
　　

　　中国下半年宏观政策取向将更加注重稳物价等5大方面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２日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更加注重５大方面，包括坚决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李朴民说，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取向首先要更加注重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要坚决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要改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
　　他说，中国将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巩固农业发展的好势头，全力夺取全年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收，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尤其是要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努力实现全年节能减排目标。
　　李朴民说，中国还将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大规模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今年１０００万套建设计划的落实；继续改善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加强社会保障，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他说，下半年还要更加注重内需的平稳较快增长，继续完善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政策，挖掘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环境，逐步健全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伏。
　　此外，发展改革委将更加注重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既包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包括深化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持外贸政策的基本稳定，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积极扩大进口，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新华网）

　　斯坦福教授：学界未都接受中国崩盘论 但高增长已不再
　　对中国来说，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将非常重要，而非靠加大资本或劳动力投入所取得规模效益，以满足外需
　　主持人：胡舒立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对话人：青木昌彦 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
　　采访者：李增新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2011年7月4日至8日，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为题，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与专业人士对经济学界最新学术成果、当前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会议接近尾声，时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青木昌彦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他曾获1998年度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青木昌彦生于1938年，1962年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他在国际经济学界以制度比较研究闻名。
　　--主持人
　　财新《中国改革》：每一轮金融危机之后，都会触发经济学理论的长足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在今年这次会议上，你观察到了什么趋势？
　　青木昌彦：本次国际经济学会大会的议题是世界经济演化和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秩序的学术探讨和实证经验的总结。
　　今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国际经济领导机构，过去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G7来决定全球的经济大事，而现在由G20取代G7。正是由于这个变化，今年讨论的议题已经展现出多样性了。
　　我们看到，每个经济体因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也各不相同。
　　但是，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比如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城市化与移民，人口老龄化及结构变化等等。因此，呈现出多样性与共性共存的局面，这次大会非常令人振奋，对这些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探讨。
　　财新《中国改革》：在过去五天里，我们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经济的分析和评论，而不少学者也在比较今天的中国经济与20年前日本的异同，更有人担忧中国是否能够避免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继而经历失去的十年。在你眼中，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青木昌彦：现在经济学者在判断中国经济趋势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不过，应该还没有普遍接受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或硬着陆这样悲观的看法。不过，至少大家有一点共识，即中国经济不可能再维持过去二三十年那样高的增长率。
　　因为，劳动力供给正在放慢，城市化进程也在放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正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单纯的资本投入或劳动力投入，而是要将重点转移到教育，以及如何去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人为隔离。社会大众、学者和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些变化，中国人民应当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以防止经济增速放缓为目标。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后来的韩国，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放缓并不可怕，我们只是要妥善应对。

　　财新《中国改革》：谈到户口问题，你曾建议，要使农民自愿出卖土地使用权的时候，确保他们得到城市户口的全部好处，如何才能保证这种交换公平有序？
　　青木昌彦：这确实是个非常大的难题。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实施过一次农业土地改革，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产权，他们感觉非常安全。此后，他们才陆续移民到城市，而子女也能去城里的学校上学，直到最后，他们不打算再回到农村去生活了，而是进入了大企业。这里的关键在于确保农业人口对土地要有明晰的产权，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据我所知，2007年中国《物权法》规定，农民对土地有30年的使用权，可以出售或分包土地。这样，他们就几乎有了事实上的产权，但距离真正的产权还有差距。首先，有个30年的期限；其次，在销售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买方是有限的，其实只有地方政府一个买家，是个独家垄断的买方市场。因此，卖地农民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所有的收益，他们自己并不清楚。
　　而在另一边，地方政府其实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这样，整个问题变得非常繁复庞杂。
　　一条可能的出路是，如果农民放弃土地，取得卖地的所有回报，包括作为城市居民的所有权利；这时，地方政府可以对卖地所得征税，以支持对农村人口的社保及医疗成本。
　　这个过程实际上还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因为中央政府得到了基于卖地的税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然后又必须把这部分收入转移给省政府，让他们给地方政府来支持农村的社保和医疗支出。这个过程要做到透明和规则优先。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轮新的经济改革，涉及户籍制度、劳动力、住房、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改革路径。
　　不过，这些问题的涌现，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财新《中国改革》：根据你主张的经济发展五阶段，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青木昌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人口出现过剩直到拖累人均GDP增长的马尔萨斯阶段(Malthusian phase)，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与赶超的G阶段(G-phase)，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环境限制的K阶段(Kuznets-phase)，人力资本积累为动力的H阶段(human capital-phase)，以及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post-demographic phase)。
　　与日本目前所处的post-D阶段和韩国所处的H阶段不同，中国目前正处在K与H阶段的转换期间。但是，由于独有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安排，中国面临的不完全是根植于传统的企业机制问题，也非走出K阶段时伴随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还由于中国未富而不属于向post-D阶段转变的过程，而是三种局面均有部分体现。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随着中国进入到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阶段(H阶段)，是不是意味着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最需要的是单位劳动产出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这需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支持或指导，或发展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使这一进程变得更顺利？
　　青木昌彦：不需要。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对发展何种产业做出规划。
　　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0倍。中国经济如此多样化，从发展阶段上来看，几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共存，即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
　　最近我做了一些测算，即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人均真实GDP。如果把中国划分为沿海与内陆的话，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这已是世界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沿海地区已是中等发达国家。
　　这时候，沿海地区走出了农业经济，而不断取得的技术进步、改善基本上是基于国内市场的需求。
　　对中国来说，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将非常重要，而非靠加大资本或劳动力投入所取得规模效益，以满足外需。
　　加大教育投入与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具有天赋，他们也应当参与到市场分工当中去，由此，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我认为这里有个认识误区，很多人以为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是错误的。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快速发展，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这些制造商在国内市场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且均是在产能和产量大幅增长后，才开始瞄向海外。
　　换句话说，所谓的产业升级，其一必须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二根本上应当是为满足内需、服务于国内市场，而不是仅仅为了增加或维持出口，或抢占国际市场。没错，当前全球化趋势明显，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一事实。
　　财新《中国改革》：按你的划分，日本已经处于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这也是中国迟早要进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青木昌彦：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正是因为日本处于向post-D阶段的转变过程，才使终生雇佣制(life employment)逐渐瓦解。现在，有一些制造业企业还可能采取这一制度，但IT、服务业已经不再采用，因为在这些行业，年轻人的技能非常重要。妇女也应当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以应对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
　　因此，目前，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将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化为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结构。但在眼下，日本政客并不理解这一趋势，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做好准备。
　　应当做的是彻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要为财政开源，比如要提高消费税，以降低当前年轻一代人的负担。这实际上是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达成一个社会契约，这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