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银行能承受房价跌五成为何没人信
　　日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即使房价下跌五成，银行业也可以承受，不会被房地产裹挟。此测试结果公布出来后，市场反应冷淡。
　　欧洲银行压力测试情况
　　今年3月初，欧洲银行管理局宣布开始对欧洲银行业进行新一轮压力测试，对象为数量众多的欧洲银行，测试内容包括欧洲银行业能否经受贷款损失大幅增加、欧债危机冲击、证券价格下降以及宏观经济严重衰退所导致的其他问题，具体测试情景由欧洲央行负责设计，并由各国监管机构执行。
　　7月15日，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公布了最新压力测试结果，在接受测试的90家欧洲银行中，有8家未能通过，另有16家勉强过关。在假设中最糟糕的经济环境下，这8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及5%，资金总缺口为25亿欧元。未能通过测试的8家银行为:希腊EFG欧洲银行、希腊农业银行、西班牙Banco Pastor银行、西班牙地中海储蓄银行、西班牙第三储蓄银行集团、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储蓄银行、西班牙Unnim银行和奥地利国民银行。
　　总体而言，此次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虽好于预期，但市场所反应不大。7月15日，欧元兑美元汇率微涨0.09%收于1.4155美元，市场反应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不知银行压力测试的可信原则应怎样定义；第二，压力测试假设的负面情况说服力不足，只能测试一家银行单独暴露在风险中的状况，并不能权衡整体系统性风险；第三，没有任何主权债务违约的假设方案，而这正是目前市场最为担心的问题；第四，测试所使用的假设条件相对宽松。例如，测试设定西班牙失业率为21.3%，而去年的测试假定该国失业率为22.4%，实际上，今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失业率已高达21.29%。
　　银行房贷压力测试尚欠深入
　　为了防范房地产贷款的风险，中国银监会今年2季度进行了新一轮的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与以往相比，我国银行新一轮房贷压力测试，增加了住房成交面积下降等假设情形，并提高了房价下降的轻、中、重三种情况的标准，分别是：房价平均下跌30%、利率上调27个基点；房价下跌40%、利率上调54个基点；房价下跌50%、利率上调108个基点。但是，即便和不甚完美的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相比，这种测试也显得欠深入。
　　一是无论如何欧洲银行对测试结果能否达标都具体到了每一家银行；而我国银行压力测试则笼而统之皆通过。实际上，大小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以及抗风险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
　　二是央行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的贷款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比例在下降，目前占比是30%；但数据只能证明房贷规模在减少，却无法实证银行究竟能扛住多大的房产下跌风险。
　　三是虽然到去年底，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加上目前的拨备已经有1.3万亿，看上去似乎足以抵挡因房地产市场调控使得房价理性回归所带来的近期和中长期风险；但正如欧洲那样，测试标准的模糊不清，让人不敢对它的测试结果盲目乐观。比如，我国商业银行压力测试仅是基于一种假定场景，这种缺乏对楼市变动和当事人信用行为的风险分析，缺乏一种对还款信用及能力的全面预期。倘若楼市大幅下跌，宏观经济乃至银行资产势必大幅缩水，整体经济变动将间接影响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那么，在还款信用无法预期的情境下，个人按揭贷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开发商贷款等风险都会全部集中到银行来，这种情形在压力测试中并未涉及，所以，这种压力测试还存在一些漏洞，无法全面预测危机真正来临时银行的真实抗压能力。
　　压力测试体系亟待完善
　　首先，为积极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办事，大力加强压力测试模型建设，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各类风险防范及其相互关系模式，构建适合每个银行自身风险特性的压力事件冲击下的风险框架，并不断修改和完善周期性测试结果。
　　其次，商业银行应注重运用假定情景压力测试和敏感性压力测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风险因素以及迅速发展变化的宏观经济背景。为此，下一步的压力测试，不妨设定如下情景：国内因素如经济出现滞胀或硬着陆、利率或汇率的调整或市场化改革以及房地产信贷各个层面危机的集中爆发等；国际因素如国际油价剧烈震荡、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欧美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等。
　　再次，由于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如缺少公司债券市场、发达的贷款二级市场等，这使得信用风险衡量比较困难，贷款交易对象主体通常缺乏市场化评级，信用溢价水平难以准确评估。这些都严重阻碍了贷款账户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技术的发展。所以，与贷款组合相联系的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而发展贷款信用风险测试技术，将对金融市场不断的发展完善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提供基础性支持。
　　另外，将银行压力测试与VAR技术相结合，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在定量分析银行业务和财务等对银行整体风险的影响时，不仅要研究某项业务的风险，还要考虑这些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要对类似金融危机这类极端情境下的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测算出潜在的最大风险损失，形成风险价值基础上的业绩评价方法，对各类风险实现优化组合控制，避免重大损失。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叶　檀：请问石油巨头们吃饱了吗
　　石油巨头们又开始了一场暴利狂欢。
　　成品油批发价下降，民营加油站促销降价幅度不小，中海油、中化道尔等国营、外资加油站也出现了类似降价，但绝大多数中石油、中石化旗下加油站的零售价仍屹然不动或所降甚少，如按国家最高限价制定价格，批零差价带来的利润最高可达1000元/吨。
　　油品从境外走私到内地的案例上升，就是境内油价远高于境外之时。据中新社报道，7月28日凌晨，汕头海关在汕尾甲子港嘴海域成功查获一艘油驳船，缴获涉嫌走私成品油约20吨。境内外成品油差价不断拉大，目前境内外成品油差价高达2400元/吨，突出的供求矛盾和较大的利润空间导致成品油走私活动一直趋于活跃。
　　石油巨头并非不懂世事，不解国际石油市场风情。由于与国际企业竞争，中石化在香港市场价格已有多次调整，5月9日和7月2日两次下调汽油价格，但在内地市场却岿然不动，在内歧视，在外市场，是因为境内规则以企业利益至上。
　　境内油品市场已经形成一条龙垄断，通过进口、排产权政策，在上游，石化巨头垄断油源。
　　1999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对违规销售成品油的炼油厂，要停止其原油供应。
　　我国原油进口分为国营贸易和非国营贸易。国营贸易进口权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珠海振戎五大石油央企手中。四大石油巨头外，珠海振戎公司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授权专门从事军品易油的贸易公司。根据我国加入WTO时签订的协议，我国从2002年起，开始允许部分其他企业从事有非国营贸易原油进口。截至2002年年中，具有非国营资质的企业共22家，其中大部分以非国营贸易的名义。进行石油进口贸易的国有企业，还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的一些子公司。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外的企业若进口原油，必须持有这两大集团出具的排产证明，海关才给予放行，铁路部门才安排运输计划。此外，进口原油后，还必须返销给两大集团，销售由其统一安排。排产权事实上将中国原油进口与定价权掌握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家企业手中。因此，中国的石油安全、石油进口量、是否会有油荒，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石油巨头手中。
　　在下游，石油巨头垄断了批发权，侵蚀了零售市场。
　　按照2001年8月国办发〔2001〕72号文件的规定，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2005年6月，商务部颁布的《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成品油批发企业必须拥有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符合这一资质。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1670座民营加油站，没有一家达到要求。
　　按照去年的数据，我国的民营石油企业在零售行业有6万家加油站，占全国零售份额53%左右。民营炼油厂60多家，基本分布在山东、广东和西部地区，一年炼油能力将近1亿吨，但因为没有油源供应，开工不足导致实际炼油量大概为5000万吨。
　　石油巨头向下游零售市场扩张，与上市的时间非常吻合，投资者用自己的资金，一手缔造了巨无霸的石油巨头，扼住了消费者的脖子。我们的石油政策似乎是为石油巨头们专设的，我们的股市，让石油巨头们拥有了垄断上下游的充足资金。
　　当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时，石油巨头们通过垄断油源获得收益，制造油荒，逼民营企业出局；当国际石油价格下挫时，石油巨头们获得炼油收益，通过批零差价再收割一次羊毛。中海油、延长石油等企业无法突破铁板一块的垄断市场，而只能冲撞出微小的裂隙。
　　结果很明确，除非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明显下挫，石油巨头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市场价格变化与消费者利益于不顾。垄断力量越强大，对消费者越歧视，垄断力量越小，对消费者就越尊重。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垄断巨头的良心发现，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和垄断巨头有千丝万缕关联的体制内的专家，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市场本身的微小突破，呼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体制性大破冰。
　　

　　樊　纲：巨额外储缘何不多买点黄金欧元
　　美元确实在不断贬值，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风险，可能造成我国经济不稳定，造成我国汇率的波动等，使我国经济面临各种金融风险。这就要适当调整外汇比率。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有些人就说怎么不多买点黄金、欧元？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得体谅体谅那些操盘 手们，我们想不买美元国债，很难！只要外汇储备增加，就必须买政府债券，但是在当今世界市场上很难买到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欧洲人是储蓄的，欧洲的储蓄率现在有10%~20%，欧洲国家发一点国债，基本上都被欧洲人自己买光了。日本储蓄率更高，别看日本多年经济不景气。日本这么多年也发了很多国债，日本的国债是GDP的200%，但那么多国债基本上都被日本人自己买光了，拿到国际市场的不多。
　　国际市场上就美国的国债多，因为美国人不储蓄，现在居民储蓄率刚刚从过去的负2%上升到现在的6%，而政府的储蓄率比以前还低，美国继续是一个零储蓄或者负储蓄的国家。因此美国政府要借债只能向国际社会借，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买政府债券找半天就只有美国国债。
　　关于购买黄金，个人买点还行，因为个人买不了多少。全世界当年生产的黄金在消费之后剩不了多少，解决不了我们调结构的问题。我们要想调结构只能跟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买黄金，其他国家得掏出黄金来。前不久，印度跟国际货币组织买了200亿美元的黄金，200亿已经可以调整印度外汇储备百分之好几的结构了，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得买多少才有意义啊？如果中国说要买黄金，那黄金市场还不得马上就大调一下。我们需要有意义的调整结构，黄金持有量的变化在世界市场上会造成很大的震动，这样做并不是很好，根本的问题还是怎样不增加外汇储备或者放缓外汇增长的速度。
　　二、有学者提出能不能把外汇分了，每人分一点外汇储备？我认为这是没把问题搞清楚。我们个人或者企业挣了点外汇存进银行，还可以把它换回来。而中央银行不管怎么去买债券，债权人是我们大家，这是不能分的，而且外汇储备是没法花在国内的，外汇储备只能到国外去买东西，只能买国外的金融资产或者其他资产，可以去买石油或者其他资源。因此我们成立一个中投公司，由中投公司拿着我们的外汇储备到国外去投资。
　　

　　郎咸平：国企改革不是国有资产瓜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客座教授郎咸平始终以一种斗士般另类经济学家的面容出现在世人面前。昨天，郎咸平以个人名义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公开迎接格林柯尔的挑战。
　　郎咸平称自己一向注意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而最近发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远比中小股东权利受侵害问题严重得多，因此自己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方面。昨天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郎咸平。
　　MBO是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记者：郎教授，最近你对内地许多知名企业的作为提出质疑，您总是以斗士形象出现，您是如何注意到这些企业的？
　　郎咸平：顾雏军有句经典的话：我的钱有国际背景；我惟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正是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好奇，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敢说这种话。
　　记者：那么您认为，海尔和格林柯尔问题出在哪里？
　　郎咸平：上次你给我提到海尔给你的答复是我们是合法的。的确，无论海尔还是格林柯尔的管理层都没有出现违法的情况。但现实是中国的法律目前存在许多盲区，一些问题根本没有法律、法规管理条例规范。所以做到不违法是非常容易的。问题是这些企业管理层在合法的情况下做着不合理的事情。而且悲哀的是现在只能由学者和媒体来监督这些事情。
　　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类似，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我们的《公司法》没有处理职工持股会的相关条款。所以他们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合理侵吞国家财产。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MBO？
　　郎咸平：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东发行了，也可以收回，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MBO是收购国有股，而且还是向银行借钱，哪有这样的事情？
　　打个比方，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所以我们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根源在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没有信托责任的概念，没有职业经理人的概念。
　　记者：是不是MBO在中国出现了什么问题？
　　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
　　所有者缺位是拍脑袋提法
　　记者：对于MBO，内地一般给出的理由是所有者缺位，您如何评价？
　　郎咸平：所有权没有到位就是那些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国有企业的股东就是国家，在全世界哪里都一样，在欧洲、南美洲等都有国家持股现象，也没有听说哪国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
　　国有企业有什么问题？有职业经理人的问题。
　　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储时健、倪润峰、张瑞敏都是国家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替国家打工，就应该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做不好下台；做好了是分内之事。哪里就有做了一点事情就想控制公司的道理。
　　你要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应该有对股东的信托责任，但是中国没有。因此，现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是职业经理人缺位。
　　记者：在现有条件下，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观念在中国似乎还很淡薄？
　　郎咸平：岂止淡薄，简直是没有。信托责任应该是道义上的，不是制度上的，因为制度没有办法规范。外国人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人没有。还是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问题。他没有这种概念，不知道要对股东负责。
　　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可以审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判例法国家，只要法院认为你没有行使自己的信托责任，就可以判你刑，是不需要法条的。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任何判决都是要法条的，就无法对这种情况判刑。好的股市都在判例法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
　　因为信托责任无法比量化，被制度化，就必须靠老百姓自觉，靠陪审团审判，只要你没有行使信托责任，一定会被判刑。我建议今后我们可以在大陆法系下针对信托责任制定一些柔性法条，专门惩治这些人。让信托责任能够成为判刑的标准。刚性法条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国企的所有人的就是国家
　　记者：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你的观点偏激一些，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郎咸平：我的观点都是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后得出的结果，我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但是因为我的观点和国内某些拍脑袋的学者想法不一样，他们就成主流了，我却偏激了。我自己很有钱的，我在香港的住宅价值超过千万，因此不会在钱。
　　记者：在您的文章中，似乎讲国有企业转让存在内部交易问题？
　　郎咸平：我给你举个例子。顾雏军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雏军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后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动辄数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条件。在科龙的收购过程中如此，在美菱过的收购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科龙电器的原控股股东欠有上市公司12.6亿元的债务。
　　在顾雏军出任科龙电器董事长之后的2002年3月15日，科龙集团当时的控股股东表示有能力解决对上市公司的12.6亿的欠款，具体办法是：容声集团拟将其所持有的科龙电器2.04亿股股份转让给格林柯尔，格林柯尔将此笔转让价款由原来的5.6亿元变更为3.48亿元，并直接交给科龙电器代容声集团偿还所欠相应数额的关联欠款，这样容声集团的关联欠款将减少至9.12亿元，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资产进一步偿还关联欠款，科龙和容声两个商标，是容声集团资产的重要部分。1999年和2000年之间容声集团为推广长两个商标的花费高达3.28亿元。
　　记者：如果你上述的观点正确，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
　　郎咸平：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产权改革基本上是公司治理的范畴，也就是金融学的一部分。我本身就是专研这个课题的学者，但是我必须很痛心地指出，公司治理课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就算在欧洲也是非常普遍。举例而言，根据我在2002年在美国最负盛名的金融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显示，欧洲国家中，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我研究了欧洲5232间公司(见表一)，以奥地利而言，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就连民主典范的瑞士也是国家持股7.59%。这些数据充分地显示国家就是所有人之一，难道我们可以说奥地利有14.81%的股份是所有人缺位吗？
　　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
　　记者：那么您如何解释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过低问题？
　　郎咸平：如果国企老总觉得不公平，那就应该辞职自己去打天下，和真正有资格取得股权的民营企业家一较长短。只要你能放弃国企所赋予你的平台，而凭自己的实力打拼出自己的新事业，那我绝对不会批评你，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但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举例而言，如果云南省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家经营，读者觉得储时健会做得如此风光吗？如果国家不给长虹以及海尔政策和银行的贷款资源，读者觉得倪润峰和张瑞敏会如此功成名就吗？我们对国企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当初国家给你了一个非常差的企业，才造就了今天这些国企老总的风光，这是国家给你的机会而不是负担，国企老总有什么资格再要求股权呢？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希望有这个机会的，但很不幸大多数人是没有类同倪润峰等人的机缘的。你既然决定做国企老总，那就必须善尽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因此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如果国企老总变成了股东，就好比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一样的荒谬。
　　1980年代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面临破产局面，当时重组大王艾科卡拯救了该公司，难道他也变成了大股东吗？没有的，因为股东仍然是从前那一批股东，他把公司业绩做好是应该的，因为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任志强：经济现象总被当成政治斗争
　　中国人习惯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市场，用孔孟之道的仁爱之心代替经济规律与法律，而经济学恰恰与孔孟之道相反，不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上，而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上。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对立！
　　当人们试图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真相时，常常会在这种矛盾的对立之中无休止地争论，而对立的双方又常常并非在同一个问题上用同一种方式争论。这就像人们在手机段子中看到的逻辑上的扭曲一样。当人们试图用经济规律解释市场中的现象时，面对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的障碍。经济现象总被当成政治斗争，就像文革时期连穿衣吃饭都与阶级斗争挂钩一样。
　　确实在现实中，经济与道德是分不开的，任何经济活动中脱离了法律的约束就会出现道德问题，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于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就有了无数的案例与理由用道德来指责市场经济中的不足，并试图从道德出发而制定政策。于是政策就背离了经济的运行规律，并制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让经济不再遵循其看不见的手的轨迹约束，而在看得见的手的规划指导下不断爆发出更多的道德丑闻，从而形成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恶性循环，让本来最具道德优势的市场成了以寻租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许多人都在试图求解房地产真相，许多人都在试图求解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于是否有泡沫都无法形成共识。正因为人们大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让同样的分析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结论，然后选择性地接受，让更多人一头雾水而失去了独立的思考。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左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大多浮游于房地产之外，并不在市场的本身。因此仅仅从市场可自我调节的能力而言，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对市场的制约作用远远大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
　　如制约着市场自我调节供给能力的原料--土地，被政府严格地垄断着。从数量、价格到供给方式都在任由政府的行政意愿而波动。关紧土地的闸门与价高者得，让土地变成了稀缺资源并天价频出，从而改变了社会与民众的预期，让商品房变成了最佳的投资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商品房的价格。当政府拒绝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平衡供求关系时，就只好用限购的方式来抑制需求了。
　　但发展市场不是为了解决和改善民众的住房需求吗？限制又如何能释放这些需求呢？限制的结果必然是对市场和居民住房改善需求的打击和伤害。
　　在以GDP为干部提升考核标准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地始终被排在国防、工业与生产用地的后面。无条件的服从于军事的需要、服从于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市政设施的需要、服从于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甚至要服从于旅游设施建设的需要。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从历史的过去延续到改革后的今天。
　　从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工业供地的数量都远少于城镇居住用地，一般均在1:3到1:5之间。而中国工业用地的总量却远远大于城镇建成区的总量，于是在土地本来就稀缺的中国，更突出了居住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用保障房还是用商品房来解决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都无法让城镇住房实现每户家庭至少对应有一套成套住宅的要求。
　　如果本来就未解决土地的制约问题，再用资本市场的不开放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用银行信贷限制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用户籍制度限制人才的流动和公民迁徙的权利，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又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呢？必然由此产生更多的传染病，让整个中国经济都被这一支柱产业的非良性发展绑架。
　　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没有房地产市场，但如果他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经济中都不能没有房地产时，如果他们知道各国从房地产中获取的税收和相关产业拉动都决定着地方的财政命运时，他们也许就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如何让一个从沸腾到癫狂的产业回归正轨，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不但必须解决土地的制度问题，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人为本的居住优先还是以GDP为本的生产优先问题。固然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但合理地安排土地的为人服务和为GDP服务的关系，尤其是解决好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的价值回归，才能增加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让农村的发展分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让农民可以变成市民。在增加有效农业用地的同时，保证城市用地的充分供给，解决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
　　谩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中的问题，而赌博或赌气的政策更不能给市场带来稳定的预期。必须从量化的数据分析中找到发病的根源，不仅要治标更要从治本上下功夫进行改革。不仅要解决眼前集中的冲突，更要从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和城市化的长远目标出发，形成长期稳定、有效的立法，给社会与市场稳定的长远预期，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
　　也许更多的人可以从这里找到打开那扇神秘大门的钥匙。
　　

　　巴曙松：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们
　　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把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家推到聚光灯下，经受严厉的指责与批评。这些银行家也似乎手足无措，与各国政治家一道，在各种或明或暗的论坛或者俱乐部上寻求挽救危机的种种举措。刚刚闭幕的G20首尔峰会，就是这众多会议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公众好奇的是，在惜墨如金的会议公报之外，在媒体表面报道之外，这些金融家和政治家们究竟都做了一些什么？是如何讨论的？最终的结果是如何达成的？不同的银行家和政治家所持的观点看法有多大的差异、最后如何达到妥协的？
　　了解这些深层次的动态，对于把握国际金融市场动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要及时了解这些动态，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媒体所报道的现象与最终披露的真相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种缺陷呢？
　　从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启迪，是可行的方案之一。因为金融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往往异常相似，而且经过时间的积淀，泡沫散去，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事实。
　　这可以说是我们翻译《毁了世界的银行家》的主要驱动力所在：这本书是关于国际银行家在上一轮大危机中的群像记录，但是这不仅仅是历史，因为在这一次的危机中，我们有看到类似的故事在重演，尽管背景不同，情节有异，主角转换，但是，国际金融家在市场大起大落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恐惧、勇气与胆怯、责任与贪婪，却无比相似。
　　纵观金融市场起起落落的历程，金融市场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一次身处市场大起大落的人们，往往会找出不同的理由来强调这一次大牛市是不同的，但是泡沫破灭之后，却残酷地发现，其实每一次的危机，从形成机理、到演进过程，乃至不同机构和人物的表现，都异常相似。仅仅就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日本房地产泡沫、南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互联网泡沫、以及此次金融海啸等一系列的严重的金融危机。
　　可以说，纵观金融市场，市场波动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人们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类进入21世纪，不仅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即时通讯成为现实，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使得金融家们的聪明才智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金融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金融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发生的频率更高，波及的范围更广，破坏程度更大。现在看来，2008年以来，经过各国协调一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使全球经济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但是美国依然没有走出无业的复苏，欧洲更是问题重重。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为了尽可能将金融灾难的冲击减小到最低，我们需要正视金融 界的傲慢和偏见，并虚心地从金融市场波动的历程中去找寻金融危机的内在规律性。
　　从具体的内容上看，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如何根据巴黎和会的安排，重建金融体系，并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大萧条的故事。全书围绕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展开，他们手握重权，力图重塑世界繁华；又个性鲜明，不少人盲目自信，最终饮恨沙场，把世界推入金融危机的深渊。本书角度独特，不仅如一部优美的传记，情节引人入胜；又如一部有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
　　9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本书中的四位央行行长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们的名字甚至连现在的金融专家也很少耳闻。但在当时，以英格兰为首的几个主要中央银行被称为堡垒中的堡垒，而这几家央行的行长们则被称为世界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和无形帝国的君主。他们担当着一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其任何决策都足以影响当时的整个世界。可以说，他们的故事，就是主导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音符之一。
　　一战后，欧洲版图被重新划分，主要国家百废待兴，通胀肆虐。重建世界的责任和梦想考验着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但是他们的努力却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从巴黎和会开始，错误的战争赔款安排导致了德、法、英等国向美国欠下巨额债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断层，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更大的错误在于当时的中央银行家们，在世界黄金分配严重失衡和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错误地推动并重建了金本位制。在黄金供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金本位制最去了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为了维护英格兰银行的核心地位，这些金融大亨们又错误地下调美元利率，滥发纸币，提高税赋，这无疑雪上加霜，最终引发了美国股市泡沫。
　　最终，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周，股市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国际信贷紧缩的结果使得德国和其他国家陷入了衰退；另一方面则重创了美国经济。尽管当时这些央行行长们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因受金本位制度的束缚也无能为力，随着美元的下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将金融市场的危机延伸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幸好，当时的凯恩斯独具慧眼，其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也被用于拯救大萧条的努力，这与那些金融大亨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同我们所反复强调的，历史不会重现，但总是惊人的相似。1929-1933年间的股市泡沫破灭和一系列银行恐慌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有着相同的特性，无不都是源于金融工具的滥用和金融家们的贪婪、以及监管上的缺陷、政府应对上的不足等等。如果说在1933年，储户们还需要排队到银行去挤兑，但现代的投资者们只要轻敲鼠标就可以让金融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而且，现在全球金融体系在规模上更大，产品上更复杂，金融杠杆的效应更疯狂，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更紧密，这使得许多金融机构可能会在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可以说，现在的银行体系比以往影响更广泛，但是对风险也更敏感，因此，这次恐慌横扫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速度更快，破坏性更大。还算幸运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各国央行和当局反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同时向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资本金，使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暂时避免了重陷大萧条式的全球衰退。尽管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目前还无法全面评估，但短期效果看，有负面影响但是效果至少比大萧条时要出色不少，这大概也是国际金融家们充分汲取了包括本书在内的金融历史的教训与经验。
　　本书的英文版本在国际出版界获得过不少殊荣，例如，该书曾经荣获2010年普利策历史奖，《纽约时报》2009年年度十佳图书，彭博通讯社推荐的2009年十大最佳商业类书籍等。作者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是一位拥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职业投资经理人，曾任世界银行投行部主管。本书从2004年就开始创作，对几位中央银行家的批评和对大萧条的系统回顾，也算是对4年后金融危机的重要借鉴。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每年组织翻译一些有重要专业和现实价值的著作，例如弗里德曼成名作《美国货币史》，以及《大而不倒》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危机经济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也在明显提升，但是，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纵横开阖还是所知有限，特别是对切入第一线的运作的了解，更是所知寥寥。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介绍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有利于中国的金融 界了解全球金融运作的代表性权威著作，这样可以避免我们陷入无知的自大，或者陷入无端的自卑，或者被不知所云的阴谋论所吸引而忽视了对市场规律本身的研究。这一本介绍国际金融 界大佬的群像著作，是我们进行的又一次努力。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探索的中国金融 界来说，应当是深有价值的，因为在此前一些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介绍的中文著作中，当然有许多是深有价值的，但是也有一些著作，或者是概念的较为理论色彩的分析，或者是武侠小说式的阴谋论的想象，而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些切身的体会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