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股市场改革创新进程中，提高退市环节的市场化程度，构建资本市场硬约束机制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社会稳定等多方面考量，中国股市的退出机制还不顺畅，难以真正发挥淘汰劣质公司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助长了投机氛围，扭曲了价值投资理念。

　　A股市场现行的退市制度是一个冗长而低效的过程。从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给予ST警示开始，再经过半年宽限、给予*ST警示到最终退市至三板市场，一个企业从不再创造价值到真正退市，中间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缓冲。即便这样，最终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也为数极少。更多的时候是垃圾公司钻规则的空子，借助真真假假的重组吸引投机资金大肆炒作，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这种退市“软约束”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退市标准过于宽松且易于被操纵，风险警示意义不大，垃圾公司无法真正退市。一些垃圾公司采取“连续两年猛亏，第三年微利几厘钱”的方法，在财务恶化，甚至在实质破产的情况下轻易绕过“连续三年亏损”这条红线，从而避免退市。据统计，沪深两市目前有129家ST公司在挂牌交易，其中包括51家*ST公司。A股市场建立21年来，真正暂停上市、退到三板市场的股票只有三十余只。而沪深两市仅A股挂牌公司总数就已超过2200家，退市率却只有1%多一点。

　　二是冗长的退市过程始终伴随着重组预期，即使退到三板之后还可以通过重组重新上市，退市制度难以遏制投机炒作。退市软约束，一定程度上使得市场上道德风险泛滥，一些严重亏损的公司不仅未遭到投资者抛弃，反而成了炒家的宠儿。从ST到*ST，再到退到三板市场之后，往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炒作。而这些持续不断的炒作，背后依仗的就是重组预期。与此同时，这些炒作往往又伴随着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不法行为。即便部分公司最终通过重组咸鱼翻生，普通投资者也很难分到一杯羹。

　　相比之下，海外成熟市场的退市机制则相对刚性，一旦触发退市条件，即被快速“清退”，拖延时间或钻程序漏洞机会甚微。举例来说，今年4月份，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东南融通受到美国一民间研究机构财务造假方面的质疑，公司无法按时公布财务报告。在触发退市条件后，美国证监会随即宣布启动东南融通的退市程序。与此同时，股东针对公司和董事会成员的诉讼启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效率及美国的证券司法救济制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基于海内外退市制度的比较和矫正A股主板现行退市制度的弊端，2009年，创业板推出伊始就明确将严格退市列为未来制度建设的方向。根据创业板退市制度的初步设想，直接退市、快速退市和杜绝借壳炒作被列为创业板退市制度三项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创业板具有试点更严格退市制度的有利条件。除没有历史负担之外，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建立和前期“买者自负”原则的充分宣传，都为直接退市试点作了一定的准备。创业板先行试点较严格的退市制度，条件具备时再推广到全市场，应该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当然，退市制度建设和发行制度完善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的配套安排，充分考虑市场各方的承受力，谨慎决策，各方面一起“给力”。

　　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各利益方博弈的复杂性。退市意味着还垃圾公司以真面目，必将导致垃圾公司股价重估，牵涉到各方的巨大利益。要从正本清源的高度出发，抵制住利益集团压力，不能养痈遗患。其次，要更新观念。长期的软约束使各方形成了思维惯性，炒作垃圾股时极度兴奋，一到真正退市又喊痛，这种心态和思维一定要改变。地方政府也要抛弃原有思维，走出靠“保壳”来培育和壮大本地资本市场的误区。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快建立我国的投资者法律救济制度。因为上市公司经营失败，投资者也是受害者，导致上市公司失败的除经营环境原因之外，往往还伴随着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的失职、欺诈乃至违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由投资者来承担全部公司损失，也有失公允。投资者能便利且有效地向公司追责，是严格退市制度顺利推出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