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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资料图)
要理解标准普尔评级机构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的决定所引起的抗议，就必须了解两个表面上似乎矛盾(但实际不矛盾)的观点。第一，美国不再是那个曾经稳定、可靠的国家；第二，标准普尔的信用更差。预测我们国家的前景，标普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地方。
先来谈谈标准普尔的信用缺失。妄为这个词能最好地描述该评级机构下调美国债务评级的决定。一般传统上，我们对这个词的举例解释是：一个年轻人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乞求怜悯，因为他是孤儿。
毕竟，美国巨额预算赤字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后果。标准普尔及其姊妹评级机构在引发那场危机时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给有抵押贷款支持的资产3A评级，这些资产后来变为有毒的废物。
那些错误的判断还没结束。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月，标准普尔竟然给这公司A级评级，雷曼兄弟的倒闭引起了全球的恐慌。那么，在这个获A级评级的企业破产之后，标准普尔的反应如何呢？它们只是发表了一份报告，抵赖自己做错事。
如今，就是这些家伙在宣告美国的信用水平？
好戏还在后头：在降低美国债务评级之前，标准普尔曾经将他们的新闻初稿发给了美国财政部。那里的官员很快发现标准普尔的计算出现2万亿的错误。任何预算专家都应改正这些错误。讨论过后，标准普尔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如此，在从报告里删掉一些经济分析之后，他们依然降低了美国的信用等级。
我稍后会解释，为什么说这样的预算评估在任何情况下都没多少分量。不过首先这一小插曲就难以激起人们对标准普尔判断的信心。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评级机构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让我们去相信他们对国家偿债能力的判断。虽然违约国家在出现违约之前一般会被降低信用等级，但在这种情况下，评级机构只是在跟随市场，市场早已优于这些评级机构，而注意到这些有问题的债务国。
在那些罕见的案例里，评级机构下调了像美国这样拥有投资者信任的国家的信用等级，它们一直是错误的。让我们参考一下日本的例子，标准普尔在2002年降低了日本的信用等级，即便如此，在九年之后的今天，日本依然能自由且廉价地获得贷款。实际上，日本十年债券的利率只有1%。
我们不必把8月5日的美国信用等级下降看得太严重。在对判断的信任度上，这些人最不值得相信。
然而，美国真的有大问题。
这些问题和短期或中期的预算计算几乎没有关系。美国政府在通过贷款来弥补现时赤字方面不存在困难。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债务，最终我们也必须偿还利息。但如果你去做实际计算，而不是听信你认为最好的邪恶博士所讲的大数字，你会发现未来几年的巨额赤字对美国财政的持续运作的影响微乎其微。
令美国显得不可信的不是预算数字，而是政治。请不要像往常那样宣称双方面都有过失。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具体地说，这些问题是极端右翼主义兴起而造成的。这些人准备不断制造危机，而从不在自己的要求上作出丝毫让步。
事实上，就经济而言，美国的长期财政问题并不太难解决。在现行政策下，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和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会推动开销的增长，这种增长超过税收的增加。但美国的医疗费用远高于其他任何的发达国家，税收又低于国际标准。在这两方面，如果我们向国际标准靠近一点，我们的预算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国家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它高喊死亡专门组，要在提高老年医保使用效率方面做一些工作，宁愿冒着发生财政灾难的风险，也不同意增加丝毫税收。
即使从纯财政方面来讲，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也不是我们是否从这里或那里减少一万亿美元的赤字，而是能否打败那些正阻挠负责任的政策的极端主义分子，看能否把他们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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