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通胀趋缓结论极其错误 或造成全国性灾难
　　通胀依然是中国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根据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就得出通胀趋势减缓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松动，从而造成全国性灾难
　　通胀依然是中国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目前的货币增长率虽然已经大大低于前几年的水平，但仍然与中国潜在增长率不相匹配。房地产行业对资金的过度需求，是造成私营部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房价下跌后，需求随之下跌，利率也随之下降。私营部门高利率的解决方案，一是给私有行业和政府提供平等的信贷平台；二是降低货币需求，而非增加货币供给。
　　仍需抗击通胀
　　有几个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很多出口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如鞋业、服装和家具等，过去两个月面临销售下滑。全球经济正深陷于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房价下跌的双重困境之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中国出口总量可能将达到2万亿美元，名义GDP将为7万亿美元。显然，出口放缓将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销售增长了3.3%，达到930万辆。汽车普及率目前似乎已经达到过渡期内的饱和水平。未来的汽车销售将取决于收入增长和养车成本。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正常化了。
　　6月固定资产投资与前一个月相比略有收缩。今年上半年，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名义价值增长22.6%，其中西部省份增长率为31%，东部省份为29%。
　　除了上述放缓迹象，电力消耗继续保持强劲。上半年电力消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2%，其中工业消耗增长11.9%。6月电力消耗增长13%，根本没有任何放缓迹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力消耗年增长率为8%。当前的增长率仍在升高。在电力消耗放缓到8%之前，增长不应当成为抗击通胀的担忧。
　　上半年名义GDP增长18.3%，高于广义货币(M2)15.9%的增长率。其差额可以用以下两个原因解释，一是2010年已签订合同但未到位的贷款开始支出；二是正式货币体系外的货币扩张。名义GDP增长率减去实际GDP9.6%的增长率，可以得出GDP平减指数为8.7%，这是最宽泛的通胀率估值。
　　通胀并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通过某一特定商品如猪肉的价格变动来判断通胀是极具误导性和危险性的。事实上通胀遍布中国经济。中国常规经济(例如超市和百货大楼)的价格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还要高。成本推动并不是惟一的原因。期望现在正在发挥主导作用。
　　通胀心理已经成为中国通胀动态的一个重要乘数。企业和消费者都认为高通胀将会持续。随着各家企业发现价格上涨是对抗成本上升的主要方法，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动机来压低成本了。工薪阶层消费者只能通过工资上涨来应对通胀。现在中国成本价格在螺旋上升。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超调利率。因为中国现在仍然不愿提高利率，通胀心理仍将掌控中国经济。
　　一些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依据一两项商品的价格趋势对通胀趋势加以判定，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技术因素可以改变一时的价格走势，但是改变不了由既有货币政策和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所决定的价格趋势。例如，削减进口税和高速公路收费可以暂时降低通胀。但这只是改变了价格水平，并没有改变趋势。根据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就得出通胀趋势减缓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错误的结论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松动，从而造成全国性灾难。
　　货币紧缩和工资上涨是关键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紧缩，但与潜在增长率相比依然比较宽松。中国潜在增长率不到16%。劳动力过剩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通胀保持不变，潜在增长率将为8%。随着经济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可能达到5%。如果中国接受5%的通胀率，货币增长率就应当被下调至10%。利率应该是通胀率加2%，亦即7%。这一利率至少应适用于六个月到一年的存款利率。
　　企业和政府对货币短缺啧有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发展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货币需求。如果货币政策满足这种需求，通胀只会更糟。所以，货币短缺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这类货币需求，而不是增加货币供给。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房价。如果房价下跌25%，总价值就能下降1万亿元，相当于增加10%的银行贷款。今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现这一调整，结果将极大地改善货币条件。
　　工资上涨是中国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将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增长。没有出口支持，投资导向型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再平衡意味着将部分资金从投资转向消费。实现这种转变的工具就是工资上涨。这一工具只有在工资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增长时才有效。
　　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增长了近18%。财政收入增长了30%。这说明工资增长不可能赶上名义GDP的增长。因此，中国的再平衡还没有开始。由于劳动力短缺，市场可以通过工资上涨来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现在的体系仍然不利于实现再平衡，它试图通过增加收入来满足政府的支出需求。这导致通胀侵蚀了工资的购买力，亦即将资金转移给了政府。
　　抗拒再平衡造成了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不稳定。中国的价格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中国而不是美联储造成了通胀。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中国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中国最好能先来削减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以冷却通胀。
　　冷却通胀之策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把公共住房出售给住户以吸收货币供应，冷却通胀。同样的方法在今天可能仍然适用。中央政府拥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占GDP总量的一半。如果能够有效经营，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将等于GDP总量。它们当前的利润率不到5%，而标准普尔500强的利润率为13%。私有化可以让这些企业的利润增加一倍。
　　过去快速的货币增长正在转成通胀。通过把国有企业股份转让给储户可以抵消这种效应。例如，中央政府因为某些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而想要增加贷款，它可以通过出售国有企业相等价值的股份来平衡对通胀产生的效应。
　　另外一个类似的策略就是尽快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吸收过剩的货币供应，再将其投向全球经济，既能在国内冷却通胀，也能支持全球需求。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城市化正向中西部蔓延。这是件好事。然而，这不能视为所有市级政府进行投资的许可证。城市化成功有赖于规模经济。只有一些城市能够繁荣。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应发展30座平均人口3000万以上的城市。这些超大城市可以通过分享基础设施和降低市场中介成本的规模经济走向繁荣。
　　在市场经济中，选择应该交给证券市场。前景良好的城市可以在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其他城市则否。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是政府所有，所以资本分配是一个政治过程，这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过度发展和大规模浪费。
　　国有金融体系很显然创造了另一个坏账的浪潮。它们十年前获得了政府也就是纳税人的救助。当时，救助被看作最后一顿免费的午餐，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情景重现。中央政府可能将再次对金融体系施以援手。我们还能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吗？
　　这次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市级证券市场来给城市化融资。这个市场也会犯错误。但是它将自己承担错误的后果，并且犯错误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美国的城市化就是依靠这种机制，运行得相当不错。
　　随着美国政府收紧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十分宽松。中国可能必须斩断人民币同美元的联系。否则，宏观调控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人民币价值并未高估。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太高，所以很难调高币值。随着出口冷却，贸易盈余很可能会收缩。升值压力将主要来自于热钱。如果中国浮动货币，这些热钱可能将撤出，给汇率带来有力的下行压力。如果中国现在浮动人民币，可能会在短期内引发动荡。但是，情况最后会在跟目前差不多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浮动币值的机会。中国在2004年和2008年没能抓住这种机会，造成了严重后果。
　　浮动币值可以给中国带来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因为未来几年美国失业率将会居高不下，美国利率很可能会维持低位。美联储可能会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加息。但是，利率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回到6%的历史平均水平。因此，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将使中国的通胀问题大大复杂化。现在人民币是时候和美元脱钩了。

　　夏　斌：美债危机潜藏中国机遇
　　临近8月2日谈判大限，许多人担心美国两党谈判破裂。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国债违约应当视为小概率事件，因此不必在这一点上过于担忧。
　　美国两党在国家利益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若真违约，不仅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大动荡，且会直接使美金融体系陷入巨大的混乱，国债及与此挂钩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利率上升，民众的房贷、车贷利率增加，直接抵消并严重损害正艰难复苏中的美国经济与就业。可以说，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发债救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充当历史罪人。
　　尽管白宫与国会谈判破裂，离8月2日大限临近，但从美金融市场动态看，并没有出现因担忧违约而出现恐慌性抛盘，深知美国政治的金融市场仍较为乐观。两党争吵的焦点，在于对未来十年削减财政赤字的幅度上，民主党想多减些，共和党想少减些。同时奥巴马也不希望削减其曾承诺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开支；共和党反对未来增加富人税而愿少减赤字。因此美国国债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需要，一个想连任，一个想逼其经济政策维持不下去。最终的结果，两党临限之日会提出妥协、折中的方案。
　　另一方面，美国债务危机的确值得中国高度关注与思考，相关对策更应提早准备。中国有关方面需进行适度的解析，避免信息被误导。尽管美国国债不太可能违约，即使违约，也是技术性违约，本息偿付会展期。且债券有若干期，故需要具体算出中国目前持有多少即将到期的债券。需要指出的是，谨防国际上的大投机者，利用美债违约概念，利用国际舆论，操作控盘。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应视需要与可能，获取其他必要的利益。美国两党政治博弈，需要借助一定的市场和舆论力量。中国的态度和行为对美债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为此，中方应与白宫保持密切沟通，及时掌握动态。可以协助白宫以取得提高债务上限或稳定国债利率为条件，通过充分磋商，寻求在经济等其他问题上的共识。当然也不排除必要时，通过正常的市场操作，以伸张中国的利益。
　　同时，中国仍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管住热钱。尽快推出预征税等托宾税，对热钱形成威慑。
　　从长期看，建立海外投资委员会，加快外汇的战略性运用，是中国金融决策当务之急。中国应尽快成立海外投资委员会，集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智慧，瞄准2020年或2030年中国崛起所缺各种物资资源，组织金融机构、企业甚至民间个人力量，加快战略性物质的运用，减少纯金融资产运用比例。允许和鼓励企业等用人民币购汇，又可减少市场上的货币存量，减轻国内通胀的压力。
　　夏斌为国务院参事，陈道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许小年：央行加息像吃药 想不吃前提是别滥发货币
　　许小年说：一方面是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是投资渠道狭窄，两个狭窄撞到一块儿去就产生了今天这个现象，你不紧就通货膨胀，你紧了中小企业又贷不到款，实际这跟货币政策没啥关系，这是只有金融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下半年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会继续下去，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都要用，但价格工具已经落后于数量工具了，加息的幅度已经落后于通货膨胀，加息的步伐太慢了，要赶快把利率加上去。而比货币紧缩更重要、更紧迫的是要启动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第二期反思宏观调控，重申市场信念论坛时做出如上表示。
　　数量型工具具有选择性
　　今年上半年以来，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但控制通胀作用尚不明显。为此，越来越多经济学家提出，央行应该通过更有效的价格工具来抑制通胀而不是一味使用数量工具。
　　对此，许小年表示，预计下半年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会继续下去，这是正确的。他赞成继续使用价格工具，提高利率。因为数量型工具都是带有选择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选择性，运用数量型工具，被选中的都是大型国企，受到歧视的都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价格型工具一视同仁。现在的民营利率太低了，上世纪90年代抗击通货膨胀时民营利率有百分之十几，那时候可以做，为什么今天不可以做？至今为止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许小年说。
　　许小年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都得用，但价格工具已经落后于数量工具了，加息的幅度已经落后于通货膨胀，以至于现在真实利率还是负的，而且负得越来越厉害了因为通货膨胀的上涨率比央行加息的速度还快。这样的话，民间游资肯定会充斥。资金不会待在银行，在利率是负的情况下资金怎么会待在银行呢？待在银行，存钱越多，损失越大。许小年说。
　　许小年表示，利率加上去有副作用，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随便吃个药片，它一定有副作用，用中国人的话，是药三分毒。最好的办法是别吃药，那前提是什么？是政府别滥发货币。
　　许小年认为，比货币紧缩更重要、更紧迫的是要启动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政府的各种规划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是面向市场的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政府退出经济，我认为这更紧迫。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借助民间金融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下，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融资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其继续发展的瓶颈。对此，许小年表示，中小企业融资的解决方案是开放民间金融，让这些民间的、目前在地下运作的钱庄、贷款机构浮到水面上来阳光操作。单靠国有大型银行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必须是民间的、草根的、低成本的、社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些中小金融机构，政府只需对他们实行最小监管，监管的主要内容一个是资本充足率，第二个是信息披露，要给监管当局披露准确的信息。
　　许小年认为，现在许多老百姓把钱都放到这些民间金融机构里，风险很高，但又不能责备他。因为我们民间的投资渠道太狭窄，所以我们金融改革任务非常重。一方面是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是投资渠道狭窄，两个狭窄撞到一块儿去就产生了今天这个现象，这是只有金融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许小年说。
　　QE3不会有用或将引发全球通胀
　　6月底，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结束，但是美国经济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反倒是失业率大幅攀升，住房市场萎靡不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要给市场放松，有可能推出新一轮量化货币政策(QE3)。对此，许小年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美联储逻辑全搞反了。
　　QE2执行了这么长时间，美国失业率还是高居不下，还是在9%以上。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已经竭尽所能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没有用。QE1、QE2、QE3都不会有用，继续发货币只能像格林斯潘那样继续扭曲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价格信号利率，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像格林斯潘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样，在这里、那里或什么地方制造资产泡沫，我们再等下一次泡沫破灭，再等下一次美联储去救火，这个循环什么时候结束？许小年说。
　　针对近日奥巴马与国会就是否提高国债上限争执不下，在许小年看来，奥巴马考虑的更多的是明年的大选，奥巴马想用钞票买选票，口口声声讲国家利益，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他明年重新当选的利益。
　　许小年认为，美国如果推出QE3的话会造成另一轮的全球通货膨胀，这个全球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它的传导性主要是从大宗商品来的，最近几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只要美联储一放货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就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之后，中国现在是大宗商品最大进口国，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紧缩银根。
　　

　　叶　檀：美债违约中国至少损失2304亿美元
　　长期发酵的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因为美国债务危机，水落石出。
　　美国债务上限风波愈演愈烈，驴象互不相让，加上共和党中极端派茶党从中搅局，94年来一直享受最高信用评级的长期美债，可能创造历史，第一次被评级公司下调信用等级。目前，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及惠誉均将美国Aaa的政府债券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
　　如果美国长期国债信用评级被下调，意味着美债收益率上升、价格下降，所有的美债持有者将共同蒙受损失，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混乱局面。
　　作为国际上美债最大的单一持有人，中国受损严重。
　　按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底，中国共持有美债1.152万亿美元，占美国公共债务的12%左右。由于购买债券的情况不透明，市场人士认为，上述数据是中国持有美债的最低限额，而在中国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估计有70%是美元资产。
　　在短期内，中国将损失真金白银。《纽约时报》指出，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可能高达20%至30%，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1.152万亿美元以最低下跌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亏损177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140元)。损失幅度的估计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20%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如果美债违约，中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过上述估计。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我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损失惊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张岸元指出，综合考虑汇率损失，人民银行持有外汇资产的损失极为惊人。将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测算换汇成本，再以升值后不同的汇率水平测算汇率成本。到2010年年末，2003年以来每年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发生的汇率损失达2711亿美元。如果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6,2003年以来增加储备的汇率损失将攀升到5786亿美元。
　　随着美债违约风险上升，美元指数大幅下挫，7月27日亚洲尾盘，美元指数一度跌至73.42一线，创下5月5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到7月30日凌晨，仍在74以下徘徊。这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仍将创出新高。
　　从长期看，美债违约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大幅贬值，全球经济增速下滑，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美国14.34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总额中，美国国内及国外投资者持有的各类短中长期国债约9.74万亿美元，这部分被称为公共持有债务；其余4.60万亿美元由美国政府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持有，被称为政府内部持有债务。在9.74万亿美元公共债务里，约4.45万亿美元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债务持有国，美联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美国国债持有主体，持有额占美国公共债务的10%左右。
　　一旦美债失去最高信用评级，在投资份额中占比19%的美国社保信托基金将退出投资者行列，按照规定不能购买非最高信用的投资品，这将使美债价格大幅下挫。而一些持有美债进行资产组合的商业机构投资者近日开始储备现金，购买短期债券，因此短债收益率居然为零，同时购买CDS产品对冲美债下行的风险。这使得全球资金紧缩，金融杠杆缩短，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正在重演次贷危机前的恐慌一幕，只不过在程度上要轻得多。
　　最新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均不如预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上升，在次贷危机之后依靠货币堆砌的经济复苏动力不再，IMF等机构调低了经济增速预期。因此，中国希望依托全球经济上升，来维持经济增速、推动经济转型的想法不切实际。
　　只有靠内部结构的调整，以及汇率、利率等市场化改革，才能渡过难关。
　　

　　苏　渝：养命钱入市要慎之又慎
　　所谓401K计划，是指美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发展的一种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即每一个美国老百姓都有一个养老金计划，个人和其所在企业每个月都放一部分资金进去，这些资金交由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国家给予延迟纳税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上文提出的中国版401K计划，就是鼓励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积极进入股市，在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实现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实现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没错，但是否应该以进入股市的方式实现却值得商榷。
　　首先，中国股市牛短熊长。从一个长周期看，美国股市是震荡向上的，进入股市的资金可增值；而中国股市长期低迷，进入后资产可能贬值。数据显示，中国股市从10年前的2245点到现在的2700点，10年涨幅仅15%，比银行储蓄收益率还低很多。若剔除新股所占的指数，实际是负增长。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年增速高达10%以上，但股指却从危机前的高点下跌了55%，而金融危机发源地和重灾区以及其他金砖国家的股指却纷纷创出新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股市的表现却是倒数，九成投资者巨额亏损，甚至公募基金、保险基金、QFII都不能幸免，洞大难填，把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投进去，风险不言而喻。
　　其次，中国股市扩容大跃进。中国股市低迷不是因为经济不好，也不是因为上市公司业绩不行，而在于股市扩容大跃进。表现在：一是圈钱大跃进，2005年股改前，A股流通市值仅2万多亿，现为20万亿，扩大了10倍；二是IPO大跃进，IPO数量世界第一，光是本周就有中国水利等9只新股发行，银行股也都没完没了地再融资，更有证监会某领导称今后10年A股IPO数量仍是世界第一，却没有哪个领导说今后10年让投资者得到与GDP增长相适应的回报；三是发展大跃进，连续推出B股向A股散户开放、中小板、股指期货、创业板等。在股市原有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又要推出新三板、国际板。
　　综上所述，中国股市是一个不适合长期投资的市场，把老百姓的养命钱往股市里投应慎之又慎。
　　

　　董登新：主板退市制度纵容炒壳扭曲股价
　　A股退市制度形同虚设，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超级垃圾股死不退市，中国股民人人敢炒垃圾；机构投资者个个敢抢垃圾；重组客更是精神抖擞，哪里有垃圾就敢冲向哪里。总之，越垃圾越敢炒，已成中国投资者的本能和习惯。因此，中国投资者从来不会抛弃垃圾股，这就是中国特色的A股市场！
　　现行A股退市制度为什么允许超级垃圾股死不退市？道理很简单。因为退市标准单一，很容易被人为操纵。按照现行A股退市制度唯一可以量化的标准，上市公司只有出现了连续3年亏损，才有资格进入死缓程序，并给予一个半年报的宽限期。
　　首先，净利润只是一个年度性的流量指标，很容易被人为操纵，所谓报表重组，只要通过一些十分简单的账面处理手法，就可以轻易规避连续3年亏损的悲惨命运，为此，许多垃圾公司都采用了连续两年猛亏，第三年微利几厘钱的亏损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一二规则，连亏两年、微利一年，然后再连亏两年、微利一年，如此循环往复，就永远不会出现连续3年亏损的被动局面，就不必暂停交易，更不必说退市了。
　　其次，半年宽限期，实际上是为垃圾公司卖壳、重组客买壳提供机会。正因如此，中国股市的重组大多都是变态的垃圾重组，而且重组客一般都是等待对方快要断气时介入，以便趁火打劫，拿到廉价的壳，这样，将来才有可能产生巨额的炒壳差价。事实上，半年宽限期很少被实际执行，大多数垃圾重组下的暂停交易，常常会变成三至五年的停牌，这才是退市制度最可悲的地方。
　　正因如此，越垃圾的壳，人们越敢炒，因为只有等到垃圾得不能再垃圾了，重组客才会介入，这时，一旦重组成功并复牌，则垃圾就会变金条。于是，许多赌徒敢于赌博垃圾重组。事实上，垃圾重组后仍是垃圾。垃圾重组不仅浪费社会资源，而且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只有股民才是炒壳游戏的真正买单者。
　　正是因为A股市场缺乏淘汰机制，股市沦为赌场，股价被严重扭曲，这也是A股高估值的根源所在。如果垃圾股都能站上10元、20元，那么，干净的新股发行定价当然可以是100元或200元了。这正是A股比价规律下的估值逻辑。
　　笔者认为，A股退市制度存在着两个最根本的制度缺陷：一是退市标准单一、不科学；二是退市标准与上市标准缺乏对称性。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后，退市制度改革绝不能久拖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