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经济现象总被当成政治斗争
　　中国人习惯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衡量市场，用孔孟之道的仁爱之心代替经济规律与法律，而经济学恰恰与孔孟之道相反，不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上，而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上。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对立！
　　当人们试图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真相时，常常会在这种矛盾的对立之中无休止地争论，而对立的双方又常常并非在同一个问题上用同一种方式争论。这就像人们在手机段子中看到的逻辑上的扭曲一样。当人们试图用经济规律解释市场中的现象时，面对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的障碍。经济现象总被当成政治斗争，就像文革时期连穿衣吃饭都与阶级斗争挂钩一样。
　　确实在现实中，经济与道德是分不开的，任何经济活动中脱离了法律的约束就会出现道德问题，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于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就有了无数的案例与理由用道德来指责市场经济中的不足，并试图从道德出发而制定政策。于是政策就背离了经济的运行规律，并制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让经济不再遵循其看不见的手的轨迹约束，而在看得见的手的规划指导下不断爆发出更多的道德丑闻，从而形成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恶性循环，让本来最具道德优势的市场成了以寻租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许多人都在试图求解房地产真相，许多人都在试图求解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甚至于是否有泡沫都无法形成共识。正因为人们大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让同样的分析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结论，然后选择性地接受，让更多人一头雾水而失去了独立的思考。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左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大多浮游于房地产之外，并不在市场的本身。因此仅仅从市场可自我调节的能力而言，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制度对市场的制约作用远远大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能力。
　　如制约着市场自我调节供给能力的原料--土地，被政府严格地垄断着。从数量、价格到供给方式都在任由政府的行政意愿而波动。关紧土地的闸门与价高者得，让土地变成了稀缺资源并天价频出，从而改变了社会与民众的预期，让商品房变成了最佳的投资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商品房的价格。当政府拒绝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平衡供求关系时，就只好用限购的方式来抑制需求了。
　　但发展市场不是为了解决和改善民众的住房需求吗？限制又如何能释放这些需求呢？限制的结果必然是对市场和居民住房改善需求的打击和伤害。
　　在以GDP为干部提升考核标准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用地始终被排在国防、工业与生产用地的后面。无条件的服从于军事的需要、服从于工业的需要、服从于市政设施的需要、服从于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甚至要服从于旅游设施建设的需要。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从历史的过去延续到改革后的今天。
　　从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工业供地的数量都远少于城镇居住用地，一般均在1:3到1:5之间。而中国工业用地的总量却远远大于城镇建成区的总量，于是在土地本来就稀缺的中国，更突出了居住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用保障房还是用商品房来解决城镇居民的居住问题，都无法让城镇住房实现每户家庭至少对应有一套成套住宅的要求。
　　如果本来就未解决土地的制约问题，再用资本市场的不开放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用银行信贷限制了居民的购买能力、用户籍制度限制人才的流动和公民迁徙的权利，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又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呢？必然由此产生更多的传染病，让整个中国经济都被这一支柱产业的非良性发展绑架。
　　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没有房地产市场，但如果他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经济中都不能没有房地产时，如果他们知道各国从房地产中获取的税收和相关产业拉动都决定着地方的财政命运时，他们也许就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如何让一个从沸腾到癫狂的产业回归正轨，要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不但必须解决土地的制度问题，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人为本的居住优先还是以GDP为本的生产优先问题。固然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但合理地安排土地的为人服务和为GDP服务的关系，尤其是解决好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的价值回归，才能增加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让农村的发展分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让农民可以变成市民。在增加有效农业用地的同时，保证城市用地的充分供给，解决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
　　谩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中的问题，而赌博或赌气的政策更不能给市场带来稳定的预期。必须从量化的数据分析中找到发病的根源，不仅要治标更要从治本上下功夫进行改革。不仅要解决眼前集中的冲突，更要从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和城市化的长远目标出发，形成长期稳定、有效的立法，给社会与市场稳定的长远预期，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
　　也许更多的人可以从这里找到打开那扇神秘大门的钥匙。
　　

　　巴曙松：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们
　　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把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家推到聚光灯下，经受严厉的指责与批评。这些银行家也似乎手足无措，与各国政治家一道，在各种或明或暗的论坛或者俱乐部上寻求挽救危机的种种举措。刚刚闭幕的G20首尔峰会，就是这众多会议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公众好奇的是，在惜墨如金的会议公报之外，在媒体表面报道之外，这些金融家和政治家们究竟都做了一些什么？是如何讨论的？最终的结果是如何达成的？不同的银行家和政治家所持的观点看法有多大的差异、最后如何达到妥协的？
　　了解这些深层次的动态，对于把握国际金融市场动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要及时了解这些动态，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媒体所报道的现象与最终披露的真相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种缺陷呢？
　　从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启迪，是可行的方案之一。因为金融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往往异常相似，而且经过时间的积淀，泡沫散去，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事实。
　　这可以说是我们翻译《毁了世界的银行家》的主要驱动力所在：这本书是关于国际银行家在上一轮大危机中的群像记录，但是这不仅仅是历史，因为在这一次的危机中，我们有看到类似的故事在重演，尽管背景不同，情节有异，主角转换，但是，国际金融家在市场大起大落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恐惧、勇气与胆怯、责任与贪婪，却无比相似。
　　纵观金融市场起起落落的历程，金融市场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一次身处市场大起大落的人们，往往会找出不同的理由来强调这一次大牛市是不同的，但是泡沫破灭之后，却残酷地发现，其实每一次的危机，从形成机理、到演进过程，乃至不同机构和人物的表现，都异常相似。仅仅就在最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日本房地产泡沫、南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互联网泡沫、以及此次金融海啸等一系列的严重的金融危机。
　　可以说，纵观金融市场，市场波动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人们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类进入21世纪，不仅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即时通讯成为现实，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使得金融家们的聪明才智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金融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金融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发生的频率更高，波及的范围更广，破坏程度更大。现在看来，2008年以来，经过各国协调一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使全球经济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但是美国依然没有走出无业的复苏，欧洲更是问题重重。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为了尽可能将金融灾难的冲击减小到最低，我们需要正视金融 界的傲慢和偏见，并虚心地从金融市场波动的历程中去找寻金融危机的内在规律性。
　　从具体的内容上看，本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如何根据巴黎和会的安排，重建金融体系，并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大萧条的故事。全书围绕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展开，他们手握重权，力图重塑世界繁华；又个性鲜明，不少人盲目自信，最终饮恨沙场，把世界推入金融危机的深渊。本书角度独特，不仅如一部优美的传记，情节引人入胜；又如一部有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
　　90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本书中的四位央行行长有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们的名字甚至连现在的金融专家也很少耳闻。但在当时，以英格兰为首的几个主要中央银行被称为堡垒中的堡垒，而这几家央行的行长们则被称为世界最孤高排外的俱乐部和无形帝国的君主。他们担当着一战后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重任，其任何决策都足以影响当时的整个世界。可以说，他们的故事，就是主导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音符之一。
　　一战后，欧洲版图被重新划分，主要国家百废待兴，通胀肆虐。重建世界的责任和梦想考验着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但是他们的努力却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本书作者认为，从巴黎和会开始，错误的战争赔款安排导致了德、法、英等国向美国欠下巨额债务，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了巨大的断层，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更大的错误在于当时的中央银行家们，在世界黄金分配严重失衡和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错误地推动并重建了金本位制。在黄金供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金本位制最去了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为了维护英格兰银行的核心地位，这些金融大亨们又错误地下调美元利率，滥发纸币，提高税赋，这无疑雪上加霜，最终引发了美国股市泡沫。
　　最终，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周，股市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国际信贷紧缩的结果使得德国和其他国家陷入了衰退；另一方面则重创了美国经济。尽管当时这些央行行长们仍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因受金本位制度的束缚也无能为力，随着美元的下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将金融市场的危机延伸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幸好，当时的凯恩斯独具慧眼，其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也被用于拯救大萧条的努力，这与那些金融大亨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同我们所反复强调的，历史不会重现，但总是惊人的相似。1929-1933年间的股市泡沫破灭和一系列银行恐慌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有着相同的特性，无不都是源于金融工具的滥用和金融家们的贪婪、以及监管上的缺陷、政府应对上的不足等等。如果说在1933年，储户们还需要排队到银行去挤兑，但现代的投资者们只要轻敲鼠标就可以让金融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而且，现在全球金融体系在规模上更大，产品上更复杂，金融杠杆的效应更疯狂，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更紧密，这使得许多金融机构可能会在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可以说，现在的银行体系比以往影响更广泛，但是对风险也更敏感，因此，这次恐慌横扫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速度更快，破坏性更大。还算幸运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各国央行和当局反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同时向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资本金，使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暂时避免了重陷大萧条式的全球衰退。尽管这一系列措施的效果目前还无法全面评估，但短期效果看，有负面影响但是效果至少比大萧条时要出色不少，这大概也是国际金融家们充分汲取了包括本书在内的金融历史的教训与经验。
　　本书的英文版本在国际出版界获得过不少殊荣，例如，该书曾经荣获2010年普利策历史奖，《纽约时报》2009年年度十佳图书，彭博通讯社推荐的2009年十大最佳商业类书籍等。作者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是一位拥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职业投资经理人，曾任世界银行投行部主管。本书从2004年就开始创作，对几位中央银行家的批评和对大萧条的系统回顾，也算是对4年后金融危机的重要借鉴。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每年组织翻译一些有重要专业和现实价值的著作，例如弗里德曼成名作《美国货币史》，以及《大而不倒》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危机经济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也在明显提升，但是，我们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纵横开阖还是所知有限，特别是对切入第一线的运作的了解，更是所知寥寥。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介绍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有利于中国的金融 界了解全球金融运作的代表性权威著作，这样可以避免我们陷入无知的自大，或者陷入无端的自卑，或者被不知所云的阴谋论所吸引而忽视了对市场规律本身的研究。这一本介绍国际金融 界大佬的群像著作，是我们进行的又一次努力。我认为，这本书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探索的中国金融 界来说，应当是深有价值的，因为在此前一些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介绍的中文著作中，当然有许多是深有价值的，但是也有一些著作，或者是概念的较为理论色彩的分析，或者是武侠小说式的阴谋论的想象，而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些切身的体会与感悟。
　　

　　皮海洲：拿巴菲特当傻瓜
　　7月19日，招商银行公布了A+H配股方案，拟按每10股配售不超过2.2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最高融资350亿元。该方案公布后，招商银行九连阴。
　　如何化解招商银行再融资的压力？私募基金经理、陕西创赢投资董事长崔军建议招行改为在H股市场向巴菲特定向增发，由于H股比A股高20%左右，定向增发23亿股H股就可以募集到大约350亿元。
　　站在A股市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然而，虽然崔董有意，假设招商银行也有此意，但作为定向增发对象的巴菲特是否有意参与，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巴菲特对中石油H股的投资，其买入价格在1.20港元~1.60港元，现在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大底部；参与比亚迪H股的增发，其每股8港元的增发价格同样也是一个大底部。因此，从巴菲特对中石油与比亚迪的投资来看，目前投资招商银行并不是巴菲特的理想选择。按照崔董的建议，向巴菲特定向增发的价格将达到每股15元，比目前A股二级市场的股价还要高20%以上。
　　早在2008年7月，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曾说过，A股那么贵，傻瓜才会买。如今，我们却希望巴菲特按照比A股二级市场股价还要贵的价格来参与招商银行的定向增发，难道巴菲特成了罗杰斯口中的那个傻瓜了吗？别说精明的巴菲特不会参与，恐怕就是崔董本身也不会参与。
　　

　　克鲁格曼：疯狂将摧毁美国 我们将付出代价
　　看看我们的体制是如何处理债务天花板危机的吧。
　　白宫发言人John Boehner 星期三(7月27日)向党派联合体请求，他需要一支军队站在他身后，支持他提升债务上限和减少赤字。而少数派领导ERIC Cantor则反对他的计划，声称已经厌烦在有线电视上听到共和党人批评共和党人……
　　这是一场自讨苦吃，但是却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危机。而我们也已经看到，疯狂的破坏性影响力，使得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毒不浅。
　　我指的并不是对权力的狂热。好吧，这个因素也有。但是我对这些人的感觉是他们就是他们；你可以公开谴责狼是食肉动物。但疯狂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本质。
　　不，这并不足够，我所看到的狂热是反映了真实道德的失败，这是偏激的平衡，温和主义。
　　想想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制造疯狂需求时有危机，总统和国会的民主党在鞠躬尽瘁地调节经济--提供的计划都是些来削减支出和税收的主意，但还是离民众的意愿甚远。
　　那大多数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呢？他们把它描绘成这样一种情形--双方都有势均力敌的拥护者和不妥协者--媒体一向是这样报道的。同时我们有影响力的专家也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中间党，新的中间总统，将我们从这种邪恶的合作关系中拯救出来。
　　事实上，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中间派总统--一个中庸的保守的总统。他的医疗改革--主要针对政府的改变--已经糅合了公众的意见，但实际上计划则来自特权阶层。而除此之外的(行动)也都是根据传统的剧本，包括在高失业率面前顽固地强调紧缩。
　　所有这些表明，极端主义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对绝大多数选民来说，凭空得到消息的他们宁愿自己去研究这个事情，来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不得不去问，这些与之前错误的两方都决裂的新的组织和专家将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清楚的、典型的情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短期内战。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关于认为两方都是错的的大众更清楚；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就超出了恐惧和自负，说明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来为未来的崩溃埋单。
　　这太可怕了，想必我们的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
　　

　　曹中铭：雷人研报三大共同点
　　攀钢钒钛、青岛啤酒被升值显然不是偶然的。继中国宝安石墨矿、宁波联合锑矿、深国商晶岛门、涪陵榨菜天价榨菜、冠昊生物的专业补脑残等之后，券商再出雷人研报，其实早就在市场的预料之中。只不过，投资者不知道的是，今后的券商研报，将会雷到什么程度。
　　纵观这些雷人研报，基本上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非常吸引市场的眼球。其二，研报中存在普遍的浮夸风。相关上市公司或升值潜力巨大，或产品功能奇特，堪称仙丹。其三，闭门造车者不在少数。上述被涉及的诸多上市公司的公告表明，某些研究人员仅凭从网上搜索到的公开资料，就能杜撰出一份具有深度的价值投资研究报告。
　　事实上，券商的研究报告也像上市公司的花瓶独董一样，越来越像花瓶。研究报告表面上很亮丽，却没有丝毫的价值，反而成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工具，看看中国宝安与攀钢钒钛的K线走势，一切都有了答案。
　　券商研报越来越像花瓶，也凸显出目前券商行业的一种生态。但无论如何，券商研报的娱乐化、忽悠化、雷人化、花瓶化等都是不被允许的。
　　毕竟，撰写与发布研究报告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涉及到市场多方的切身利益。
　　

　　谢国忠：放开货币只会推高楼市股市
　　中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出现了下行势头，在未来几个月，通胀水平也可能有所下降。这是否意味着控制通胀的战斗已经打赢了呢？是否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又该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我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不！
　　通胀势头受到遏制，这只是暂时现象。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国内经济已经过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大肆举债、地产泡沫。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增长越快，未来埋下的隐患就越大。
　　很多人都在呼吁，继续紧缩可能会造成就业危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中国的蓝领工人已经面临短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下，背后的原因是当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把经济发展的中心转移到消费和服务业。靠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呼吁放开货币政策的真正动机，还是要再次推高地产和证券市场。各地方政府需要接着卖地皮，才能有钱偿还巨额债务。很多企业商业模式也都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繁荣。既得利益集团需要一段资产市场上行的时间，借此将手中的资产套现。这些因素的影响曾经让2004到2007年间的宏观调控半途而废，也导致了2009年大幅度的货币发行量扩张。这两次，都是打着增加就业的旗号进行的。
　　当前的经济还是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短期价格浮动并不会改变这个大的发展趋势。目前执行的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是16%。并没有设定在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所以根本不可能扭转通胀势头。另外，能源、劳动力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让货币形成到通货膨胀之间的转换非常迅速。
　　货币的混乱，并不必然造成经济崩溃。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开始看得懂货币资本游戏，在政府增发货币的时候产生通胀预期。再次大规模增发货币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崩溃，结果将会是银行挤兑，大规模消费品囤积，资本外逃。
　　中国政府一直都试图无视潜在问题，优先保持经济增长。政府承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帮助居民收入水涨船高。而在过去几年内，持续上升的房价，持续发展的通胀，储蓄贬值，把更多的人抛弃在后面。通过滥发货币、大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推进经济发展，已经不再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
　　目前的增长模式，只能让很少一部分掌管国有资产、控制公共财政支出的人受益。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政府项目的成本超支状况来分析，可以推算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可能都已经变成了灰色收入，通过这两个领域流失掉了。这样的体制，也会让没有显赫家庭背景、最优秀的中国人都变成投机商人，他们的能量只能被限流在证券市场投机领域，试图从不那么聪明的人手里，夺走一些财富。
　　如果这样的发展模式不改变的话，中国想要维稳的目标，就会面临考验。首先，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堵上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活动中的腐败漏洞。其次，中国需要重新面对现实：鼓励有实际生产力的经济活动，避免资产泡沫。利率应该与通胀率同步上升。比如说，一年期存款利率应该尽快调高到6%。让利率保持这么低的水平，就是赤裸裸地抢劫穷人，养肥富人。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再去增发货币，连饮鸩止渴的解渴效果都没有了。当前应该做的，就是彻底放弃制造泡沫的做法，并且开始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中　秦：当心证券市场中的达芬奇陷阱
　　达芬奇家具的造假无疑是最近比较热门的新闻。一套售价几百万元的所谓洋家具，结果在东莞街头遍地都是。这样的造假行为，不但坑害了消费者，也把家具行业的道德底线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中国，高端奢侈消费品逐渐开始被消费者接受，也有不少高收入群体开始消费这些商品。但是，就有一些不法商贩利用了消费者追求与众不同、追求高价格的心理，特别设了一些圈套来赚取不正当的利益。达芬奇家具被曝光无疑是这样一种畸形产业链泛滥的一个缩影。这个事件也在提醒我们消费者理性消费，特别对于那些代价高昂的消费一定要思考一下是否值这个价。
　　同样，我觉得在证券市场里面，也存在着不少达芬奇现象，存在着不少圈套，都是我们投资者需要警惕的。这里我简单谈几个需要特别提防的达芬奇案例：
　　1、巨大市值下的小公司、高价股不等于绩优股：我们知道，高价格的奢侈品并不是那些暴发户性质的商品，它们一定是有历史文化沉淀的，也是应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其背后也一定有着比较有实力的财团企业支持的。而一个忽然爆出的商品标价奇高就要引起充分的谨慎了。这对于证券市场而言，也是非常有效的道理。创业板开锣那会，大量小企业组团上市，其发行价格和上市价格都很高，对应的市值巨大。有些生产规模不大的企业，上市以后市值超过了传统行业龙头公司的数倍，而其产品可能就是很单一有限。这样的高估值在证券市场里面不是说不会存在，而是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这些小企业被高估的同时，很快会引来同行业的竞争，摊薄收益率水平，直接导致公司产品的销售下滑。比如以前的绿大地等公司，市值高估之后快速缩水，受伤的肯定是在高位买入达芬奇的投资者。因此，我们面对那些未来预期花好月好的小公司，一定要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历史沿革，看它们是否能支撑住高市值，千万不要被暂时的高价股面纱给蒙蔽了，也就是说高价股不等于是绩优股。
　　2、重组股里面达芬奇很多：最近我看了ST珠峰的重组公告，以及公告后被临时停牌的过程。其拟注入上市公司的一个矿业公司，居然是抵押给其他公司的。咱不说这个抵押权是不是会影响标的物的权属，单就这个抵押物对应的债权，也是非常蹊跷的。这个矿业公司加上其他抵押物，其对应抵押的债权才12亿元人民币，而这次注入上市公司时的估值却高达45亿元。我非常怀疑这个公司到底值多少钱。虽然现在大家对于注入金矿、铁矿等资源的追捧非常热烈，但是这个追捧的过程中，正是 达芬奇批量产生的过程。同样，我还注意到一些注入矿产类的上市公司，拟注入的矿产看似储量巨大，但是几乎无法开采，真正转换为收益为时尚早。其实只是在给投资者画了一个饼，在股价高估值的阶段，不少大小股东兑现出局，留下的依然是一群买了达芬奇的投资者。因此，重组股里面也一定要仔细鉴别注入的资产是否合理估值，炒作背后一定要留一分清醒。
　　3、突击上市要谨防达芬奇：前一段时间被曝光的胜景山河事件，集中暴露了在突击上市圈钱的动力下，有些人利用漏洞，仓促上市的现象开始出现。其实这几年我们不难发现，次新股业绩大变脸的现象正在增多，很多次新股上市的时候顶着无数的光环，而上市成功后不久，业绩就全变了，这也让上市初期高价买入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正是这几年上市节奏加快后的恶果。随着股市扩容节奏的加快，造假上市已经成了一个很有效的赚钱方法，我觉得对于次新股，也一定要谨慎辨别其业绩的可持续性，以免落入达芬奇的圈套。
　　如今国际市场上正在针对中国概念股进行沽空，虽然这个行为本身带有不少的投机性，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自身企业的诚信度是值得商榷的。类似达芬奇家具的造假行为已经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中。所以，中国的企业要想获得高估值，特别是获得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估值，就一定要从自身的诚信做起。而我们投资者，也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理性投资，避免落入达芬奇的圈套。
　　

　　水　皮：行情总在绝望中产生　
　　七月的最后一周，中国的资本市场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屋漏偏遭连阴雨。
　　屋漏，指的是温州7·23动车追尾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
　　其实，火车追尾出轨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温州的死亡人数也不是最多的，2008年山东胶济线出轨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温州的一倍，但是温州事件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一起火车事故的范畴，在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被铁道部吹上天的所谓中国第一的高铁概念成了某种矛盾激化的催化剂，25日沪深股市那根跌幅高达3%左右的大阴线就像那列从高架桥上挂下来的列车一样触目惊心，高铁神话由此正式破灭。
　　从上证指数看，上证指数从上周的2770点跌去了近70点，以2701点收盘，虽然弱，但是毕竟在周一的大阴线中挣扎，收回了部分失地，而包括了大多数高铁概念的铁路基建板块则呈现出义无反顾的走势，在周一跳空低开狂跌5.42%的基础上，连续下挫，收盘仅在886.7点，较一周前整整跌去7.8%，其中标志性股票中国南车从6.63元跌到5.81元，跌幅为12.37%；中国北车则从6.50元跌到5.59元，跌幅为14%；晋亿实业从18.50元跌到15.23元，跌幅为17.67%；世纪瑞尔则连续二个跌停，股价从最高的30元直下到25.10元，和世纪瑞尔一天发布澄清公告的公司就多达5家；如果和年内的高点比，上证指数从3067点跌到现在的2700点，跌幅为11.97%。铁路基建板块则从1137.92点跌到目前的882点，跌幅达到22.49%，中国南车年内的高点是9.17元，跌幅已达38.6%，中国北车高点是9.69元，跌幅已达42.82%。晋亿则从31.86元跌落，跌幅为50%，世纪瑞尔从去年底的61.28元跌落，幅度为56%，从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进入2011年，高铁概念的跌幅大大高于上证指数，高铁泡沫已经开始退潮，7·23事件无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推动了上证指数完成二次探底。
　　连阴雨，指的是美国国会两党和奥巴马围绕如何放宽国债上限而展开的斗法，神仙打架，殃及小鬼。
　　其实，美国总统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为放宽国债上限和国会掐架是项常规业务，并非什么新鲜事。1980年以来这样的争斗共发生过39次，其中共和党的里根独占鳌头17次（平均5.68个月提高一次），同是共和党的小布什7次，民主党的克林顿4次，同是民主党的奥巴马目前为止3次，剩余8次发生在老布什和卡特任内，每一次都会威胁到政府关门和国债违约，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一是数目，二是时间，搞不好，美国经济复苏遇阻事小，再次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的第二波事大。
　　美债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压力并非始于周一的7月25日，早在4月18日，标准普尔第一个挑头威胁要调降美国国债主权评级前景时这种压力就显示出了威力。当天的道琼斯指数因此低开并在盘中一度跌落200点，但收盘幅度已经缩小至百点，此后更从12201点连涨9天摸到12876点，但是同一天却成为中国A股的最高点，典型的美国人生病，中国人吃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买了那么多建立在无风险假设前提下的美国国债，完全充当了一个现代版的黄世仁，一点主动权也没有，美元贬，中国吃亏，美债违约，中国倒霉，里外里都是冤大头。有一就有二，7月25日亚洲股市开盘前，共和党领袖博纳其实和奥巴马的分歧已经减小到100亿美元，但是最终的协议不到8月2日的最后关头是不会达成的，否则就没有惊喜的戏剧化效果了。
　　国内有败家子，国外有捣蛋鬼，内忧外困A股树欲静而风不止，二次探底就这样变成既成事实。不过，有一有二会有三吗？中石油连续三天的强势护盘透露的又是什么信号，和5月27日的3000万股增持是否属于同类性质，中信银行周五的拉升是否接的中石油的力，政策的意图会不会激发出市场的热情，大家可以观察，不要忘记行情往往是在绝望中产生的。
　　

　　胡祖六：中国别重蹈拉美覆辙 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来有许多关于中国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至15000美元区间时，GDP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低增长的轨道。中国2011年人均GDP预计达5000美元，刚好入围所谓低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国家之列。
　　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成长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观察近两百余年的经济史，欧美相继实现工业革命，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成长低收入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包括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等都走过了一个动态、复杂但连续的发展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
　　如果真有所谓经济发展陷阱的话，那么低收入陷阱更加可能也更加可悲。自从错失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直线下降，曾是世界上最落后贫困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持续大规模贫困问题，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明智合理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政策。而今天中国经济中的深层矛盾宏观经济的失衡、金融体系的不透明和低效率、房地产的潜在泡沫、国有产业的继续垄断主导地位、政府过度的监管和干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盛行、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能源与环境的空前压力等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来日益高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给中国的未来增长蒙上了阴影。
　　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某些方面确有步拉美国家之后尘的迹象。拉美大国资源丰富，曾为欧洲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仅低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在大萧条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进口替代、限制外资、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工资福利政策、腐败和收入严重不均等，使拉美经济和社会丧失了活力，其天然的发展优势无从发挥。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政府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拉美经济曾陷入停滞，人均GDP增长缓慢，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如果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拉美国家或可被视为最近似的案例。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规律，而是人为结果。是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的拉美国家推向一个绝望的陷阱。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人口拥挤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瓶颈，极大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使之快速而平稳地迈入富裕的高收入社会。
　　中等收入陷阱本不存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应该说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东亚四小龙所走过的发展路径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轨迹，我们不必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多虑。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会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曾把中国提升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和转型。如果我们在一个韩国、台湾早在25年前就已实现的收入水平上开始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停止改革，让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经济政策，那么中国有可能重蹈拉美覆辙，不知不觉地走入一个自设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