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企业以及居民家庭，一律拿真金白银在市场上购汇，那么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并不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如果央行不再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那么，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两难局面，也就从此结束。余下的问题是，人民币要如何约束自己的供给量，才能维系币值稳定？人民币究竟以何为“锚”，才能最大限度维系货币购买力的“含金量”？
货币好歹总有一个锚。“良币”就不用说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受到贵金属储藏、勘探和冶炼的硬约束，货币供应量被“锚”得个严严实实的，不可能“自由增长”。货币史家称赞“黄金是最诚实的货币”，就是因为其锚可靠，大风大浪也不能将之掀翻。“劣币”是不是就完全无锚呢？也不尽然。魏玛时代的马克和蒋委员长治下的金圆券，当是近代最劣的两只货币。那样胡来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印得更多、发得更烂？是印刷速度跟不上吗？如是，“印刷速度”就构成这些劣币之锚。
其实，货币是因为大家都接受才成其为货币的。天下持币人没有那样蠢笨，会没完没了地接受越变越劣的货币。劣币跑出来了，打个折扣标上劣价继续用，这种事情是有的。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完全废掉一种流行的货币，对交易的损害太大。但人们总不会放弃寻找替代之物，来抗衡劣币化的趋势。这是说，持币人的接受意愿是约束货币的最后底线。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从长期看，天下没有完全无锚的货币。
真正的困难，是怎样选一个可保币值较少贬损的货币之锚。毕竟，从响当当的真金白银到被持币人弃之如敝帚的最劣币之间，还有不小的空间。自金本位制以降，多数货币呈两极化的命运：或被劣币化趋势所席卷，连同其显赫一时的发行者一起被请出历史舞台；或成为对抗劣币化的赢家，在熙熙攘攘的市场流通之中历久弥新。这样看，选锚的高下决定货币的命运。
但是选锚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贵金属货币本来没有选锚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天然约束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者说，贵金属货币之锚，就是它们自己。但是，货币史还是显示，“选择”无处不在。比如给定矿产储藏，究竟哪一种金属当上了货币，就是选的结果。已选定金银为货币，要不要耗费以及耗费多少资源来勘探、开采或干脆掠夺更多现成的金银呢？也要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更普遍的是，怎样决定铸币的成色？毕竟，通过减少铸币的贵金属含量来为君主入不敷出的开销“融资”，早在罗马时代就有过记载。
甚至贵金属货币的存废，也是选的结果。至少在中国的货币史上，纸币早就起起落落好多回其实也是金银货币被废了好多回。掩卷而思，人类并不总是为了寻找更锚得住的货币才发明纸币的吧？那是“逆向淘汰”的结果，贵金属货币遭废黜，可能恰恰是因为其锚太牢靠！
法定纸币的兴起，使货币锚的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起来。讲起来，中国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对此有大贡献印钱的成本如此之低、货币的潜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究竟怎样加以约束，才能保证经济既享受货币提供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之利，又免受严重的通胀、通缩和预期紊乱之害呢？
这就是诞生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背景”，也是现代“货币政策”越闹越复杂、“货币政策工具”令人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原因。以中国为例，《人民银行法》清楚地规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究竟要如何操作，才能切实做到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呢？
这就是为法定纸币选锚的问题了。第一可选之路，是实物锚。这就是选一种或几种本身市价不易变动的商品，充当约束人民币供应量的基准。比如选上黄金白银，那就要以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为准，只有在增加储备的前提下，才能相应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如是，人民币就被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锚”住了，人民币的币值就相当于真金白银的购买力，因此不会轻易“变毛”。当然，也可选其他商品，如石油、煤炭、木材等等，也一律以储备的实物为准，增加了储备才能增加货币供应。
此锚的问题是，实物储备有巨大的耗费，付得起还是付不起呢？像人民币这样自诞生之日就从不依赖实物储备的货币，突然有一天要重建实物储备，又谈何容易？以当下M2高达70多万亿的人民币为例，按市价买任何一种实物商品来充当储备，耗资都是天文数。还不要说，央行真要出手购置实物储备，其市价可能翻到天上去了。抛开这点不谈，倘若充当货币储备的商品之价波动，货币的币值也跟着波动，那又何来币值之稳定。放眼看，包括黄金白银在内，所谓“市价稳定”的商品，现在还真的是举世罕有。
除非天大的意外，人民币一般不会走实物之锚的路。余下的，就在信用货币的框架里打主意，选一个抽象的货币准则好了。这里“货币准则”的意思是，究竟遵循何种原则，来决定不以实物储备为后盾的法定货币的供应量？
抽象的准则，讲起来可以是很多的。删繁就简，可以归为两大类：直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或着眼于货币影响物价的后果，以某种物价指数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前者以弗里德曼在世时的一种主张为标杆干脆在美联储放上一部计算机，预设一个美元的年增长率譬如在美国常年平均的GDP增长率之上加1-2个百分点直接控制美元增长。后者的应用就多了，譬如当下欧美多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锁定通胀指数或所谓“核心通胀指数”的变化，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
弗老对美国货币史下了过人的功夫，所以其建议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之间存在着可靠的因果联系。由此，为争取物价的稳定，非把货币置于非人格化准则之下不可。问题是，凭科学发现的逻辑，难以剥夺相机的货币调控所带来的巨大权力。更麻烦的问题是，管制引起货币的不断创新，以至于最后连“什么是货币”也难以清楚定义。说不清楚货币的定义，“货币准则”又从何谈起？
以物价指数间接约束货币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倒有不少发展。比较最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开放步伐的加快，能不能以国别货币之间的价格指数汇率是也来约束某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蒙代尔不遗余力、大声疾呼坚守固定汇率，出发点恰恰是货币准则。他相信，与美元挂到一起的固定汇率，能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约束住。既然谁也不能在固定汇率下把货币发得超过美元，那其物价指数就不会超过美国的物价指数。
这点很重要货币准则才是汇率辩论的重点。重读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的“诺贝尔对决”，知道他们共同的关注并不是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而就是货币准则。其实，早就论证了浮动汇率无可避免的弗里德曼，也赞成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汇率。他的理由，正是在自己管不住货币的地方，固定汇率也许可以强制约束通货的滥发。
问题是，在经验上能不能证明，固定汇率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真的就有约束货币的效力？本系列评论依据人民币汇率的经验说明，外力不但没有成为有效约束人民币之锚，还为摆脱有效的货币约束“开辟了”新的可能。讲到底，自己也想摆脱约束的美元，有可能把别国的货币锚住吗？
（本文首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责任编辑：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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