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产业升级或遭失业困局
　　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张，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导致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产泡沫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要考虑泡沫破灭的后果是什么。未来，伴随产业升级，不仅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也会影响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故下一个五年中国不乏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
　　尽管中国目前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但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来推断未来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因为中国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潮还远远没有结束，劳动力的阶段性短缺或许是建立在资产泡沫之上的，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的发展模式，大概不能简单借鉴缺乏大国案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与资产泡沫形成有关
　　2004年春节过后，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清楚2003年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
　　出口部门应该是增加就业人数的一个重要部门，在中国2001年末加入WTO之后，出口有了显著增长，2002年出口增速为22%，到了2003年则大幅攀升至35%，可见，中国大约在2003年之后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的劳动人口开始为全球消费者打工。
　　再看一下投资。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27%，也属于1999-2008年这轮朱格拉周期的投资增速高点，当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速的贡献达到63.7%，也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又得益于始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及2003年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由此导致的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也使得中西部这一劳动力提供地成为需求地。
　　因此，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应该是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源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张。
　　研究发现，一旦出现民工荒，便会在当年的GDP规模上反映为高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宏观调控的出台，2004-2005年、2007-2008年以及2010-2011年的三次政策收紧无一例外。其特点是先采取调控措施，尔后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如2004年末把积极财政政策改为稳健财政政策，2007年末把稳健货币政策改为从紧货币政策，2010年末则将适度从宽货币政策改为稳健货币政策。
　　尽管每次调控都以结构调整为目的，但实际上只是降温而已，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攀升，如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8.1倍，远高于发达国家3至5倍的水平。房价上涨带动土地价格上涨，高速增长的经济又带动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上涨，简言之，2003-2010年中国的资产泡沫逐步形成，主要是通过外汇流入-基础货币投放-土地财政-货币创造这种模式造成的。如今中国M2的规模已经达到75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且比例上接近GDP的两倍。M2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与2003年以来外汇占款所创造的基础货币没有被完全对冲掉有关，据我们估计，截至2010年末，还有约5.5万亿元没有回收，一直在创造货币.
　　货币创造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资产价格膨胀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带来泡沫破灭和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影响到经济，进而影响到就业。而中国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资产价格膨胀的过程是一致的，并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9.1%，其中投资的贡献超过90%，2010年也在70%以上。而比较1960-1970年被认定为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日本经济，虽然其资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最高也达到35%，但毕竟是私人消费占大头，且不存在资产泡沫。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思考一下，假如没有资产泡沫，中国从2004年开始是否会出现民工荒？我们确实应该对资产泡沫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作一反思，而且要考虑泡沫破灭的后果是什么。
　　而根据央行《2010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余额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远超原先7万亿元的估值。这些信贷究竟会导致多少坏账，尚难获知，但不容乐观。
　　原因是：第一，分区域看，从1995年到2009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从42%上升至58%，而东部沿海的恰好从58%降至42%，但中西部地区的GDP占比不升反降，从占比50%降至45%；可见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远低于东部沿海，这是为了追求区域平衡发展而导致的资源错配，也是影响贷款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二，从信贷期限看，由于大部分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都是在2009年，那么2012-2014年将形成还贷高峰，呆坏账的增加届时将影响经济的运行；第三，当前的经济回落是否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很难预料，但至少抑制了房屋和土地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扬，抑制了社会总需求，这也将使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从而加大了地方的债务负担。
　　产业升级会影响就业结构和就业率
　　尽管舆论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尽快推进产业升级，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未停息过，这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外贸进出口的窗口来观察。过去10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衣鞋包、玩具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金属制品占比先升后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仪器仪表等占比则在持续上升。这种变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出口部门产业结构的升级次序。如机电产业是过去十年中国成长最快的工业品，也是目前出口比重最高的工业品，过去15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从20%上升至50%。
　　随着中国第二产业及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我们估计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1.97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资源消耗量已经直接影响到全球资源品的供应与价格。这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面临的问题类似，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将受到挤压，制造业增速也将放缓。从最近两个季度工业大类行业的利润率观察，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不到2%，表明高企的资源价格已经严重挤压了中游制造业的利润。
　　中国的第二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就业增速也有降低迹象，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2007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而2008、2009年则降至500-600万了。这就涉及到产业升级过程中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问题。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2011年一季度各类职业的需求中，68.6%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两大职别，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34.9%和33.7%。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显示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说明目前用工上供不应求的是高级、技术型人员。
　　从劳动力需求的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历来都是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部门，2011年一季度，私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2%，说明人力成本、信贷成本的提高对低端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影响非常明显。由于私营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提供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产业升级过程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的上升，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减弱。如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人数是该国制造业中最多的，大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0%，随着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纺织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69.1万人逐步下滑到2001年的47.8万人，服装就业人数则从103.6万人下降到56.6万人。
　　此外，产业升级的过程，不仅是低端用工需求增速降低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减速的过程，这同样对增加总用工需求不利。例如，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同时伴随着经济减速，如美国GDP增速从原先的4.5%降至3%，日本则从10%降至4%。我国十二五规划将GDP增速降至7%，或许实际结果不会那么低，但即便是8%，也比过去10年10.5%的平均增速要下两个台阶。而且，产业升级不仅使得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也会影响第一、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如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下降。而服务业也面临产业升级，这同样会增加高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如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且相应减少低端产业的用工需求，因此，服务业并非简单地成为吸纳第一、第二产业过剩劳动力的行业。
　　未来劳动力结构预示失业问题将凸显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9年末，中国共有就业人口77995万，其中，第一产业为29708万，第二产业为21684万，第三产业为26603万。为此我们可以推算出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19万元，而二、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6.32万元，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后者的1/6，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而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为6.74亿，假定1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58%(保守估计)，且中国人口净增6千万，则意味着未来10年至少将有1.16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据官方数据，2010年末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比2009年增加800万，假定未来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也是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10年中新增8000万的外出农民工与1.16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匹配关系基本成立。
　　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外，城市本身的劳动力也在不断产生，如2011年将有650万大学生毕业，再加上中专、技校等毕业生，以及未考取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寻找工作，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城镇新增求职劳动力将达到1400万。如果加上下岗再就业和农村外出劳动力，则2011年城镇劳动力供给量达到3200万。这一数字已经明显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业弹性，可以发现总就业弹性趋于下降，1998年的就业弹性为0.19，到了2009年只有0.07。而且，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下滑势头更明显，从2005年的0.57降至2009年的0.28，尽管第三产业这几年的就业弹性有回升势头，但比最高点还是要低，2009年为0.36.
　　这意味着，即便经济增速不下降，每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量，而一旦经济增速下滑，则新增就业人数将减少。据官方统计，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有547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6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这些数据表明，即便是在经济高增长的201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还是存在，失业而未登记的、进入城市而未找到工作的累计约有400万左右。故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劳动力供需结构不能匹配有关。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要提高4个百分点至47%，相应一、二产业的比重就要下降，因此，第三产业尽管将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产业，但由于一、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在今后5年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按年均减少1000万计算(官方统计2006-2009年3年累计减少了4172万人)，则减少5000万；而第三产业在比重提高的情况下，假如就业人数能从2009年末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4%提高至2015年的40%，按就业弹性，每年吸纳的新增就业在今后5年中也不过是1千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5年农业部门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基本等于服务业需求劳动力的数量。但是，随着产业升级，农业部门减少的劳动力数量能否满足二、三产业的需求，这恐怕是今后结构性失业的一大根源。
　　对第二产业而言，其制造业已经从资本短缺向资本过剩转变，随着产业升级的持续以及其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就业弹性还将继续回落。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国内薪酬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原因，利润率进一步降低，目前已经发现中游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将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端制造业如医药制造、交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行业有发展潜力，但这些行业所创造的就业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未来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很难维持在每年500-600万的水平，到十二五末期可能降至200-300万人左右，而到下一个五年，很可能是负增长。而这推论还没有考虑未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如资本泡沫破灭等，如果考虑，则就业情况将更严峻。
　　因此，未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量将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根源，如果资产泡沫在这两年内破灭，则失业问题加速来临，不过由于城市化动力犹在，泡沫没有足够大，故中国经济还可以休养生息、再度崛起，只不过失业问题将长期化。如果资产泡沫在2015-2020年破灭，则届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大大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显不足，很难用刺激政策来振兴经济，故下一个五年中国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更大。
　　

　　水　皮：上兵者伐谋
　　2012年未到，2011年已然是乱象丛生。
　　欧债危机从希腊蔓延到西班牙，又从西班牙威胁到意大利，而偏偏就在此等关键时刻，负有救亡使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人卡恩却在纽约因为性丑闻而被美国警方拘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九年前的电话窃听案让英国朝野上下人神共愤，默多克为此不得不关闭了涉案的《世界新闻报》，历史上最庞大的新闻集团同样面临着崩溃的局面……
　　中东的民主进程则由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而点燃，星星之火烧到也门，烧到黎巴嫩，烧到埃及，烧到了和欧美国家一度亦敌亦友的利比亚，而卡扎菲的困兽犹斗让这个占世界上石油交易3%的国家完全陷入了内战的混乱，中国政府虽然撤回了三万同胞，但是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随着苏丹一分为二，非洲这个一度曾经平静的大陆又开始酝酿风暴……
　　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夺去了近两万人的生命，全世界人民在钦佩日本人民临危不乱的素质的同时却也目睹了一个无能政府在核危机中的所作所为。经济的衰退是表面的，政府的轮换也是表面，失去了未来却是本质的。在中国这个不断崛起的巨大的邻国身影之下，日本人的自信正在丧失，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正在沦为中国的陪衬。或许正是同样的缘由，南海之争也越来越白热化，越南、菲律宾的公开叫板无非是在争取最后的主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国的航母入海，那么这些纷争都会变成神马……
　　美国人是幸运的，他们终于在巴基斯坦干掉了拉登，为此他们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不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花掉了大约1.3万亿美元的资金以此证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美国人也是不幸的，不幸的表现不在于9·11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更在于为了报复而大量透支的国债面临封顶的绝境。是否放开上限成为共和与民主两党相争的筹码，美国政府面临停摆的可能。更糟糕的是美国的评级机构都开始下调美国国债的评级前景。曾几何时，美国国债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保证，但是现在却有违约停息的威胁，因为拉登之死而止跌回升的美元指数居然又回下降通道……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一个我们根本无法置身度外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机遇又布满了陷阱的世界！
　　林毅夫担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朱民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得不付的代价，我们承诺购买欧债，我们增加美国国债的份额，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关键在于这种付出能换回什么？
　　话语权，抑或是定价权？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习惯性从紧，2011年的信贷增幅已经回落到15%的水平，甚至低于2008年的程度，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已经到了难以为续的地步，但是CPI的指数却在持续走高。一切通胀长期来看都是货币现象，但是眼前来看，却未必是货币现象，存款准备金率真的可以上不封顶吗？银行融资又何以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流动性充裕为什么高利贷市场却如此红火？央行能够给出合理解释吗？
　　不能。
　　今年早些时候，水皮杂谈曾经发表了《被动的中国经济政策》一文，直言三大被动。被动之一是人民币。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外汇占款人民币的投放就难以控制，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万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增加2000亿美元且增加势头不减，为了对冲由此投放的人民币，央行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直接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无钱可贷的局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但必须提上日程而且必须加速。事实证明，把外汇放在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机构去投资风险极大，投什么赔什么，中投之类的国家主权基金并非政府强项，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如何能赢。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藏汇于民或放开居民个人购汇境外投资？被动之二是物价。为了控制CPI，中国政府对物价的监管已经开始动用行政手段限价，但是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政府却控制不了，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以及由此引发的猪肉价格都控制不了，一味控制下游企业的价格等于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小企业倒闭的集中现象开始出现，而垄断企业则以停产停电对抗。大家都说中国的CPI是一头猪的CPI.6月份的数字表明，6.4%中有1.37%是因为猪肉价格的功劳，而肉价较去年同期的上涨幅度是57%。答案就是要么调整CPI的权重，要么放开CPI的警戒线，美联储能这么干，我们为什么要固步自封，GDP要在9%-10%之间，CPI怎么就不能在5%-6%之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增幅居然是GDP增幅的3倍，少点横征暴敛，多点还利于民，物价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被动之三是房地产。为了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中国政府又将限购令推广到了二三线城市，表面上看是减少了投机需求，但是同时也压抑了消费需求，也就是所谓的刚需。水皮曾经连续十篇杂谈呼吁立法禁止炒房，但是确定房价为调控目标本身是有问题的，政府的责任在于保障房的供应而不在于为商品房核价！
　　被动的经济政策会有什么后果？
　　CPI没有下来，但是GDP下来了。该下的没有下，不该下的却下来了，这样的南辕北辙说明宏观调控没能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滞胀风险油然而起。
　　两难在于，刺激的话，CPI往上走，打压的话，GDP往下走。实际永远比书本复杂，生活永远比理论多彩，唯书、唯上、唯洋都找不到出路。
　　根子还在于美元和人民币。从长期的角度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甚至硬通货化，不仅会减轻外汇的压力，而且能有效封堵人民币升值的口实，倒逼美元升值；从短期的角度看，中国政府应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元升值恢复强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有资格有条件有本钱对美元说NO。如果说过去的十年世界经济是被反恐阴影笼罩了十年的乱世的话，那么随着击毙拉登的那声枪响，美元的弱势也应该就此打住了，更何况欧元和日元都被逼成什么样子了，美元怎么还能如此损人利己呢？不能总是美国人发烧，中国人吃药！只要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就会减轻，中国就能轻装上阵，发展永远是硬道理，没有GDP，CPI就是空谈。
　　一切有赖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定夺。
　　上兵伐谋，其次伐变，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伐美元，就伐人民币，此为战·国策。
　　

　　叶　檀：卑鄙的上市公司与恐慌的资本市场
　　低迷市场下，恐慌情绪显露无遗。
　　7月25日，拜事故所赐，沪深两市跳空低开，截至收盘，只有2只个股涨停，铁路基建大跌近7%，领跌大盘，板块内个股全线下挫，9只个股跌幅超9%；此外，水利建设、水泥、建材、房地产、家电等行业板块表现低迷，跌幅居前。
　　香港股市忠实复制，截至收盘，恒指报22293.29点，跌151.51点，跌幅为0.68%；国企指数报12440.64点，下跌158.13点，跌幅1.26%。大市全日成交586.29亿港元。蓝筹股多数走低，高铁概念股重挫。中国自动化跌19.15%，中国高速传动跌15.51%，南车时代电气跌14.05%，中国南车跌13.96%，中国中铁跌6.73%。
　　7月23日重大事故，引发媒体及投资者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强烈质疑。但多家涉及高铁业务的公司周一开市就纷纷撇清，表示事故与其产品无关，甚至一些明确有产品的生产商，从车体到信号集中监测系统配套商，也照样发布了澄清公告。
　　如果对公司有信心，不愿意传闻搅乱股价，最好的办法是临时停牌。25日开市前，深交所公告世纪瑞尔、特锐德和佳讯飞鸿三股以媒体报道或影响股价为由申请临时停牌。
　　请问，调查结果公布了吗？责任源头找到了吗？如果一切未定，不妨沉默为上，何必急于撇清，责任感欠缺在其次，非人性的一面让人一览无余。
　　市场资金继续流出，投资者陷入恐慌之中。两市总成交金额为2240.63亿元，相比前一交易日放大578.4亿元，资金净流出约258亿元。
　　股市从未走牛，恐慌蔓延不已。
　　先是房地产泡沫的恐慌，而后是对于地方债务风险的恐慌，最终归结为对银行再融资的恐慌，归结为对地方国资提升证券化率的恐慌。截至目前，16家上市银行中已经有14家宣布了再融资方案，与2010年上市银行近4300亿元再融资潮相似，再融资数量不会在去年之下。
　　华夏银行今年4月发布定向增发融资约202亿元；其后北京银行定向增发融资不超过118亿元；民生银行5月融资200亿元；光大银行H股IPO6月获证监会批准，融资额约400亿元人民币；中信银行6月24日正式启动A+H配股，融资不超过260亿元人民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上半年分别推出或完成380亿元、500亿元、320亿元和800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发行计划。
　　这是财政扩张计划之后买单年的典型标志，再融资如同泰山压顶。
　　相比银行、国有上市公司再融资，高铁板块的下挫则是市场不可承受之痛，其负面影响远在再融资之上。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转型亟须扩张内需，亟须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而高铁、大飞机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的标志。可以说，如果中国的高铁、大飞机建造顺利，运营成功，则说明中国的高端制造产业化大体成功，否则，则说明中国的高端制造从制造到运营均并不靠谱，强行产业化造成故障频发，其实质是绑架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将他们强行绑架到高端制造的风险投资上，却不能享受风险投资的溢价。
　　不出意外，周一除了铁路板块之外，还带动近期强势板块水泥、锂电池及永磁体板块暴跌，最终给整个大盘带来恐慌，全部板块资金大幅流出；中小板、新能源及材料、房地产、化工化纤排名资金净流出前列。这除了说明市场短期恐慌之外，从最近短炒盛行的情况，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投资者对高端制造失去了耐心、失去了信心，必须靠更深层次的变革才能恢复。
　　事故频发暴露的不仅是技术故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落后的管理体制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尖锐冲突。
　　包括铁路在内的央企名义上拥有高技术，却无法经受常态管理的检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三大石油公司投资海外的油田、及工程项目总计144个，投资金额累计更是高达近700亿美元，约合448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亏损。这是一个巨亏的行业，投资效益极其低下，成为社会财富的耗损者而不是创造者。
　　其他行业同样不堪入目。去年中铁建在沙特的项目巨亏42亿元，被中国铁建转嫁给了母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让全体纳税人买单了事；中冶集团2007年重组唐山恒通集团，截至2009年，中冶恒通光荣地亏损46亿元。
　　内部的一系列事故、外部的投资损失说明，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内部管理混乱、成本核算糊涂、对投资结果充斥着虚狂的傲慢。
　　这才是市场恐慌、给予上市公司折价的真正原因。回想去年的高铁、高端制造溢价，对比目前的情况，不禁让人产生今夕何夕之感。
　　投资者一手抓住溢价，而在看清形势后一手制造折价，让我们对敏感的市场致意。市场永远是正确的。